全球化中的变量

大多数关于全球化影响的研究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即国际一体化进程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不同的国家是一致的。我在前一节中的分析也是这样假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大部分市场和大多数国家最近的趋势是在朝着更加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然而，把全球化看成一个同质化过程，就会掩盖各国和各个市场在市场一体化程度上显而易见的重大区别。在本书中，我从贸易开放程度和资本流动的影响两个角度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市场融入全球经济的问题。尽管现有的量化研究只侧重于市场一体化很容易测量的方面，即贸易方面，但是在对全球化的国内影响进行的量化解释中，最强调的核心动力是流动资产持有者跨国转移货币的自由。

就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而言，工业民主国家的差别一直是非常明显的。正如戴维·卡梅伦早在近20年前就指出的那样，从历史上看，左翼政党和劳工力量强大的国家一直是贸易大国。[22]比利时和荷兰的左翼—劳工力量在分配上处于中等水平，尽管它们作为贸易依赖最严重的国家的地位显得非常突出，但是在左翼—劳工力量与进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之间存在着非常牢固的相互关系。在位居前排的所有社会民主职团主义体制中，贸易的重要性比在自由市场体制下要大一些，而日本和美国则是迄今为止工业世界中贸易依赖程度最低的国家，这一点显得非常引人注目。此外，尽管从70年代到80年代贸易的重要性在所有国家都有所增加（挪威除外），但是贸易扩张速度在左翼—劳工力量较强的国家增加速度要快一些。

再看资本流动。全球资本流动的扩散近些年都有可靠的文件记录，然而，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指标都不可靠，不能反映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实际情况。本书对资本流动的计量在跨国研究中越来越常见。它来自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政府限制资本跨国流动的监管活动。

尽管从1966～1979年期间到80年代，资本控制的平均数字在14个国家中是一半对一半，但是资本流动出现巨大变化。整个80年代，有一半国家没有控制资本跨界流动的政府限制，但它们没有一个是社会民主职团主义政权。芬兰作为对资本流动实施严格控制的国家显得非常突出，但是奥地利、丹麦、挪威和瑞典也有大量限制。因此，左翼—劳工政权与资本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肯定的，比贸易控制更有力。80年代，社会民主职团主义国家既严格限制国际金融流动，也是大的贸易国家。此外，从70年代到80年代，左翼—劳工政权和资本控制的关系变弱了。(https://www.daowen.com)

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的简单结论是，人们不能通过假定全球化是一个对所有市场和所有国家产生了同样影响的进程，来准确地描述市场一体化对工业民主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这一观察结果对我在本书中所作的方法论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仔细地追踪市场一体化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全球化对政治、政策和经济业绩之间的国内关系的影响。

因此，尽管前一节提出的分析类型很容易进行，很容易解释，人们仍然惟恐接受它的结论，因为认为全球化在80年代已经对所有国家产生同样影响的看法是错误的。相反，应当运用更加复杂的多元统计方法，描述市场一体化和国内政治条件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果的相互影响。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提出了这种分析的结果。幸运的是，这些结果说明，这一章所勾画的关于各种的基本模式即使进行严格的经验性检查，也是站得住脚的。

最重要的是，我的分析说明，资本流动的不断增加对社会民主职团主义、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结果的各种关系的影响与贸易开放的影响非常相似。请卡梅伦和卡岑施泰因原谅，职团主义国家通过扩大公营经济应付贸易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对现实经济是有利的。[23]有人可能认为，在资本流动性高度增加的条件下，这些关系会非常不同。但我的分析说明没有什么不同。正像职团主义政府在历史上用大政府对付贸易开放问题而没有破坏它们的增长和就业成绩一样，它们已经用更大的政府应对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