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后果

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人们的共同归属意识估计还会产生很大的后果。把这个后果描绘为“团结互助的瓦解”也许过于简单化，但是相应的例子是明摆着的。主要的发展趋势恐怕是团结互助的层面发生了分化，从家庭、地方区域，直到全球范畴，都在发生分化。由此才使人们努力对于巨大的灵活性做出伦理道德方面的辩护。民族国家的团结互助失去了重要意义，这种现象作为“社会危机”已经被人们所关注。

“社会”，作为人们行动机会的统一共同视野，正在逐步消失，但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并没有消失。人们是否可以把目前的发展描述为走向一个“世界社会”的发展进程，这是另外一回事。无论如何社会这个概念获得了与以前相比完全不同的意义。[14]它似乎变得更加现实，使人们能够系统地观察到各种重要的相互作用关系的不同作用范围。

作用范围最大的当属金融流动和大众媒介的信息流动，它们从发展趋势上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而且越来越多地建筑在统一的技术标准之上。这样，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文化”，它表现在一种统一化的时间计算，对于长短大小的计量，对于重量、货币、媒介网络分别实行同样的标准，或者实行国际统一的符号象征。与启蒙主义的希望相反，这种世界文化局限于生活服务日常琐事，并不能导致统一规范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观念属于一种被人们着重强调的文化概念。取代这种指导思想的是与外国人、文化领域中异类之间的矛盾对立日益加剧，而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思想观点也在不断扩大，但是，这还不是全球的共同文化，而是“伊斯兰”文化，或者“西方国家”文化。虽然在这些文化内部发展出一种日益强烈的“世界意识”，但是，这些思想观念在多大范围内能够相互接近，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在亚洲范围内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努力，他们努力接受起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成果，同时又要使这些自然科学技术成果与自己的文化情结相适应。[15]

今天突出显现出来的跨国文化边界深深扎根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在这里首先是宗教的分化显示出令人吃惊的长期影响。但是政治文化冲突并不是由此产生的。在这些文化视野内部，民族国家始终是最重要的集体活动主体。在这里，国家政治中受文化影响的成分日益减少，而一种很大的文化异质性——从区域文化直到跨国文化运动——是显而易见的。[16]

而低于民族层面以下的所谓亚民族共同性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再度发挥了比以往更加明显的作用。特别是欧洲的许多大国，如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更是这样。在这里多年以来长期进行的各种地区性的运动获得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在德国，由于现存的国内政治结构，这种地区性的运动进一步加强。引人注目的是，主要是许多小国家（例如荷兰、瑞士、瑞典），在没有经过重大内部冲突的情况下，进入了对于变化了的全球竞争条件的痛苦的适应过程。很明显，在这里跨越各种利益的纽带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与那些大国，或者由于历史原因发生区域冲突而陷入分裂的国家（比利时，还有统一后的联邦德国）相比，这种纽带力量在这些小国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欧洲联盟的政策是要加强地方区域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产生削弱民族团结互助的影响。

自从华沙条约集团瓦解以后，随着“外部敌人”的消失，西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新打破世界观的矛盾对立，目前似乎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在经济危机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恐惧往往会导致人们更多地接受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要求，毫不奇怪，自从社会主义终结以后，起源于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信条在欧洲的经济界和政治界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现存的各种利益对立在多大范围内能够上升为世界观的矛盾对立，目前尚无结论。在“后现代主义”中越来越忽视文化规范方面的差异，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对于欧洲文化历史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看法似乎难以令人信服。首先是教育内容方面的问题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估计会出现新的争论。由于德国教育政策方面的疏忽，在这方面今后国家学校的教育垄断可能会面临挑战。[17]

作为所描述的上述发展趋势的结果，出现了对于人类共同生活新的更高要求。第一，我们必须学会有意识地参与团结互助的生活，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与不同的集体打成一片。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生活的我们的同时代人早已学会了这一点，但是现在必须要有意识地把它扩展到不同的政治层面上。对于国家理论也是如此，它要为明确放弃部分主权前提条件下的国家未来任务进行思考。[18]然后，作为政治责任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考虑到这种认同的复杂性，各种政治共识越来越不可靠。在这种条件下顽固地坚持自己利益的立场越来越难于获益得利。最后，日益发展的团结互助网络不应导致顽固不化地固守现状，应把不同政治层次上的各个职权领域相互分开，在这个意义上的结构改革目前已经刻不容缓，德国与联邦制政治网络打交道的现实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革阻滞在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例子。

（张世鹏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