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的两难处境：强制性的世界社会平定

这是陷入思想陷阱的全球化辩论的一个奇怪现象。虽然大家把一切都围绕着经济全球化问题旋转——在德国就是如此，但是在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过程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个很不明确的问题，能否说，或者在什么意义上说，（迄今为止）正在进行经济全球化？[4]

也许借助宏观经济数据的长期比较可以否认经济全球化的存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确实正在所有经济领域内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前景这个现实。这种新的全球不可估量的不确定性指的是：世界风险经济“人为的不确定性”（安东尼·吉登斯）变成了所有社会活动领域事务的基础。所以——如经验调查所证明的——被社会感受到的经济全球化前景正在支配控制各级首脑人物和管理层，也支配着惊慌失措的舆论界，并且使他们自身的失控状态以及他们的力量竞争继续发展。

那些谈论世界市场“法则”的人往往避口不谈，正是那些经济活动主体创造并且统治了没有国界的市场，并且把民族国家边界和机构从一开始就变成了可以谈判的东西。谁要（想理解）全球市场，必须要研究全球政治、全球社会、全球文化的问题：研究“社会”如何就变成了世界社会？

全球化也叫“非民族化”（米夏埃尔·齐恩）。民族国家和它的政府失去了行动权力和改造权力。人们大多把这种情况描述为巨大的危险，因为政治目标无法实现，也无法贯彻实施。但是相反地，如米夏埃尔·齐恩所证明的那样，事实上今天执政者的有些目标还是能够很好实现的。漫长的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所发生的那两次大规模痛苦折磨在今天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几乎是不会发生的，对此，社会的非民族化可以看做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两场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集权主义国家非人道地破坏自由。[5]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在民族国家主权和跨国协调合作之间的两难处境日益严重。民族国家要想实现它的安全许诺必须缔结跨国的（军事与安全）联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履行主权的许诺是与放弃主权的许诺相联系的。在这里，把国家之间的长期无政府混乱当做世界战争和世界冲突根源的说法已经失去作用。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发誓要永远抛弃战争，而是因为它们增加福利的政治目标只有在与世界经济竞争对手的协调合作和竞争中才能实现。[6](https://www.daowen.com)

再也无法封闭起来的民族国家是世界社会的微缩，各种不同的文化本体认同混合在一起，出现了可怕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和排外运动，全球化失败者的数目和他们的抗议选票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重要作用。相应地也开辟了新的冲突泉源，它的爆炸性是任何人都不能低估的。[7]

与此同时，这种主张权力要归地方、边界要严密的运动与它自身利益陷入了一种明显矛盾之中，因为他们只有保持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才能获得财富与权力。这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实现福利和民主，必须向国际康采恩、资本、科学、全球信息流动和文化流动打开大门。以这种方式才能够——长期地！——出现一种略有差异的普世主义相适应的本体认同和生活方式，这种本体认同和生活方式再也不会被动员起来，去实现集体的、民族主义的军事目标，并且被意识形态化。

总之，以前由民族国家确定的世界政策的前提条件——民族国家主权、社会形象的意识形态竞争、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体与本体认同——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都失去了它的可信度和意义，因为民族利益的实现是以非民族化为前提条件的。在这种全球大转变过程之中，暴力现象造成的威胁几乎到处都在增长，也许怀疑主义—现实主义的希望也在增长：民族国家第一次现代化的战争核心根源在第二次现代化的跨国世界社会充满冲突的多元化中受到冲蚀。这也就是说，不仅是由于和平条约，而且还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自我中心主义发生了根本变化。也许现在人们不是对于“永久和平的希望”（康德），而是对于一种令人迷惘的跨国冲突秩序的希望日益增长，这种秩序将对进行战争的人群从政治上进行限制和控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