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的国际化
在全球化的环境中重新审视左派的战略必须首先懂得，尽管国家干预的性质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必然地消失。我们还没有看到全球资本主义忽视过国家的作用，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活跃的国家和高度政治化的资本家阶级正在极力保证被贴切地称为“有秩序的新自由主义的新宪政主义”（new constitutionalism for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10]的那些东西的安全，这是斯蒂芬·吉尔发表在1992年《社会主义文摘》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提法（他的这个提法主要是指欧盟，但也指这类更为广泛的一些倾向）。仅仅在过去一年，我们就亲眼看到，不仅在关贸总协定这一世界层面上，而且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将在本文后面作较为详细的考察）这一区域层面上，国家作为政权的创始者，通过具有宪法作用的国际条约，规定并保证资本在全球和国内的权利。
用与理解在工业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谓自由放任主义国家的出现很相似的方式，也许能够理解这一过程，这涉及一个懂得把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从经济中分离出来，并在法律和政治上保证合同和财产的权利的非常活跃的国家。我们也许记得科里根和塞耶关于1740年到1850年在英国出现的长期的“政府中的革命”的一段话：“我们应该……把后来变得很著名并具有支配地位的那些东西理解成同时发现了经济（而且是那种被认为是由市场法则支配的妄自尊大的‘私人’王国的‘经济’）和一种使之成为可能的道德准则的政治化（即带来一些‘制定政策’的特殊形式）的‘政治经济学’。”[11]同样，阿兰·沃尔夫证明，不能把19世纪现代公司在美国的出现理解成“自由放任主义的胜利。只有当那些通过法律的机构受到控制时，法律才会改变；这就意味着为了让这些公司脱离公共领域，并把它们纳入私人领域，工业家们就不得不自己进入公共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把一个重要的——在19世纪也许是最重要的——制度放到政治之外，就必须进行一场政治斗争；为了使权力不起作用，就得在国家中拥有权力。这个例子说明关于合法参数（legal parameters）的斗争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特定的国家活动，而只能是国家活动本身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更清楚的例子加以说明”。[12]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着类似的事情：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它也是在国家内部、通过国家和在国家的掩护下发生的；它是由国家解码的，而且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甚至是由国家创造出来的；它涉及国家内部权力关系的转换，这种转换常常意味着作为全球市场规则的必要条件和伴随物的国家权力的集权化和集中。
必须指出的是，对国家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大多数研究已经落后于这一过程本身，而且总体来说，这种研究相当有限，至少同在20年前就这个问题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相比是如此。1971年，罗宾·默里对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区域辩证法”（the territorial dialectics of capitalism）做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贡献，他在最后提出了“允许用更具实质性的方法探讨资本的国际化对现有的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问题的框架”。[13]默里的贡献的重要性在于，他没有把国际化理解为资本“逃离”国家的过程，而是证明了一种相反的结论：随着资本的区域扩张，它不得不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保证国家的经济功能继续发挥作用。争论中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与“被最贴切地称为‘公共（res publica）经济’——那些公共的，对于单个的私人资本来说是外在的经济问题——的那些东西有关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作用问题”。这包括对财产和合同的保证；货币和度量衡的标准化；对劳动、土地、财政、技术和基础设施等关键投入的有效性保证；全面的宏观经济安排；对工作、消费和像污染这类外部增加成本的因素的规定；对生产和贸易中的意识形态、教育和通讯条件的管理，等等。此外，除了行使这些国内功能以外，对于在所有这些领域或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中需要涉及的外部关系，还有一种国际管理功能。任何超越了以前曾行使这些功能的国家的疆域界线的资本必须要么把这些功能加在它们自己身上，要么允许其他公共机构行使这些功能。从历史上看，这常常是通过殖民主义，后来是通过新殖民主义完成的。在当今这个时代，特别是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主要是为了使外国资本能够在与国内资本同等的基础上得到服务，“国家已经行使或将行使它们自己的功能”的问题。
在可能使功能起作用的结构和意味着功能也许不起作用的条件已经被明确地作为问题提出来的范围内，谈论功能不一定就是不适当的“功能主义”。默里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包括“国际体系的矛盾将使它们完全不起作用”的可能性。但是默里看到没有理由认为国内的国家功能和国际的国家功能的运行——尽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能继续包括在民族国家制度之内。特别是对“公共经济功能对扩张资本的国内运行”的问题，默里强调了资本能够挑拨一个民族国家反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积极优势：“因此，即使在本土国家（domestic states）和它们的延伸资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区域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表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制度已经过时了。因此，‘跨国公司和国家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概念）不一定就是正确的。”[14]
另一方面，默里看到了在向一个国际货币市场开放汇率和国家货币制度，使国际投机变得容易，并使信用资源不受国家权力机关控制的过程中所引出的矛盾：“因此对国际化来说有一种趋势，即在削弱各国政府对它们自己疆界内的经济活动的控制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潜在的经济不稳定性增加了。”在这种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国家纠正支付赤字平衡的努力将导致采取“进一步削弱本国资本和加大外国资本在本国经济中的支配作用”的政策。默里从这点得出结论：正是因为资本总是一个愿意从不管哪一个公共权力得到支持的政治机会主义者，所以“……作为国际化的一种结果，现存国家的权力常常受到削弱……（但是）在国际化阶段，较弱的国家既不能适应于它们本国被外国资本包围的资本的利益，又不能适应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15]默里好像认识到，在他的方法中，资本的区域辨证法（territorial dialectics of capital）是扩大还是削弱了国家的作用，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含糊不清的问题，所以他在他的文章的最后要求，“不仅要审慎地考虑国家之间的联系，还要审慎地考虑国家与资本之间的联系”。
三年后，尼科斯·普朗扎斯开始探讨默里留下的问题，他在一篇极有见地的文章中对国家和“它们的”资本的概念提出了问题，他坚持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表述——比如‘在大的跨国公司面前，国家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在这些国际巨人面前，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权力？’——基本上是正确的。”[16](https://www.daowen.com)
普朗扎斯直接关心的是，了解美国资本在欧洲发挥的支配作用，包括欧洲国家“对这些具有支配性的资本的利益承担责任”的过程。这不仅涉及给予美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同样的优惠和补贴，还涉及通过支持美国资本，充当它向欧洲以外进一步扩张的“中间补给站”。这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美国资本绕过美国国家本身（比如反垄断法）的限制。在美国资本支配下的资本的国际再生产，是由各个民族国家支持的，每个国家都企图用它自己的方法抓住这个过程的一个或另外一个方面”。这并不是说（与默里相反）国家政策削弱了民族资本，而是说国家的工业政策越来越关心通过本国与美国资本的国际再生产的联系来推动“它们自己国内资本的集中和国际扩张”。[17]
通过跨国资本的权力集中不能从国家那里夺走权力；相反，“确切地说，国家是通过这种非常集中的方法在起干预作用”：
目前资本的国际化既没有废止民族国家，也没有忽视民族国家；不是在国家层面“之上”（因为在某一具体国家的资本的支配下，国际化的每一过程都会受到影响）向一种和平的资本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就是向一个美国超级国家可以将其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消灭——就像美国资本完全可以指挥它们一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国际化把那些国家囊括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之内，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它们的政策和制度形式，这一相互联系的体系决不限制外部压力以及在并列国家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压力发挥作用。这些国家本身要对具有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资本在“本国”社会构成内部的发展过程中的利益承担责任，即在国际化同它所支配的国内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对具有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的利益承担责任。这种相互联系的体系不鼓励构建有效的超越民族或超越国家的机构制度形式；如果所涉及的是外部并列国家和资本这一框架之内的国际化，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国家本身在国际化与国内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要对具有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承担责任。[18]
跨国资本同国内资产阶级的相互渗透也许使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越来越难于理解，不过即使一个国内的资产阶级“在国际分工和资本国际集中过程中受到了多种依赖关系的影响”，它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经济基础和资本在国内外积累的基础，并表现出对国家自治产生影响的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这种斗争不是只有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或一小部分人才能参加的斗争：“……在人民大众的斗争不仅仅是在由一个世界基础所决定的特定时机开展的时候……这些斗争最常见的形式仍然是民族形式，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国际化的。这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不平衡的发展和每一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特殊性；这些特征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的，完全不同于各种‘全球化’思想体系所认可的那种看法。”[19]
普朗扎斯的卓越贡献是提醒我们，国家的国际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它不可能“被简化成基础（生产的国际化）和与基础不再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外壳（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机械论的简单矛盾”。国家也不可能被简化成“仅仅是统治阶级随意支配的一个工具，以致资本向国际化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将自动地产生出与其并列的国家的‘超国家化’”。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和斗争上，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并没有转移到某些超越国家的假想空间。相反，我们需要在民族国家在组织、承认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统治并使之合法化方面仍然发挥主要作用的这种特殊语境中了解全球的阶级相互渗透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