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世界还能治理吗？

关于全球化的意义和作用范围现在人们还在进行争论。有关书籍的标题不是讲《全球化陷阱》[2]，就是说《全球化谎言》[3]。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只是一种神话，或者是在关于生产基地辩论中受到利益驱使、用来杀伤对手的一种论据。另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伟大发展趋势，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技术的结构性根本变革。跨越国境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多，日益密集。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国家和社会都被卷入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当然，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更加易于受到伤害，并且服从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在这里，全球化成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同义语。为了强调它的多范畴性和深刻影响，维利·勃兰特经常谈论“各种相互依存者的相互依赖性”，发展与和平基金会出版的《全球趋势》论证了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化发展已经达到新的质量，这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密集，彼此之间更加易于相互伤害，而且还在于国内主权受到侵蚀，这也就是说，各国政府的行动空间变得日益狭隘。

能否把在一个全球网络中，日益扩大、日益密集的相互依存和跨国相互作用关系范畴准确地归结为国际化或者全球化概念？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非常具有诡辩色彩的。但是对于在世界社会、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中用全球化所描述的这种或者那种发展的基本趋势、范畴和作用，人们存在着广泛一致的意见（参见《2000年全球发展趋势》）。

1.全球化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而是若干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的“世界欧洲化”进程的加快速度；它并不是命定的自然结局，而是政治上全面实行放松控制战略的结果。拼命咒骂全球化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人们无法摆脱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但是，形势迫切要求人们对于自身的力量从政治上进行控制，加强政治的改造力量。今天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到了中心位置，民族国家如何在越来越狭隘的行动空间内保持进行政治改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英格玛尔·豪赫勒认为，民族国家正在丧失这种能力。

2.全球化隐藏着风险和机会；无论是在国家世界的层面上，还是在世界所有地区的社会内部，都有全球化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方面它使得技术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获益，在世界贸易组织放松控制的世界市场上向具有竞争能力的门槛国家提供新的机会；另一方面，使许多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断地边缘化。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用数据强调了对于全球化的代价和好处所进行的这种不平等的、因而会孕育冲突的分配趋势。这种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打乱了“单一世界”的构想。

3.世界市场扮演着对于各个民族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做出判决的世界法庭角色。在日益激化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几乎所有地方、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社会福利标准与环境标准处于压力之下。日益放松控制的自由贸易强化了那种置人和自然于不顾，获取竞争优势的努力。里斯本小组警告已经达到了《竞争极限》，不受秩序政策约束的竞争原则将会变成无视社会福利国家界限和生态极限的、主张“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人权组织也提请人们注意，全球化将使已经实现的人权标准面临再度降低的危险。[4]

4.在“全球风险社会”（乌尔利希·贝克的说法）中，世界问题的可治理性问题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伴随经济、技术、通讯交往、交通运输的全球化，各种片面畸形发展也在国际化。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坚持孤岛思想就等于面对多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挑战而丧失了现实感、拒绝认识。即使似乎十分偏远地区的问题——如贫困化、环境破坏、贫困导致的移民或者战争，都具有全球杀伤的效果。(https://www.daowen.com)

耶海兹克尔·德罗尔（1994年）在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充满疑虑的问题：“地球还能够被治理吗？”他的回答声称：按照传统方式已经不行了。因为在世界问题的全球化与国家世界的能力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而后者只能借助民族国家权力政策与利益政策、通过传统程序和手段解决这些问题。为了制止政治自身软弱无力的衰落，必须在对内政治与对外政治方面开辟新的道路。[5]

因为问题正在全球化，而政治也必须全球化。因为一种逐条逐项的、反应性的危机治理已经很不够了，所以必须建立新的秩序结构。如果要想使21世纪的世界能够得到治理，就要使用不同于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纪的另一种方式进行治理。维利·勃兰特在20年以前，在《勃兰特报告》的引言中就已经强调：

“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反正我们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涉及整个人类，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必须国际化。各种危险和挑战——战争、混乱、自我摧毁——都在全球化，这就要求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它要超越宗教的视野，而且远远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

人们把对于全球化挑战寻求答案的尝试称做一种全球政治或者世界内部政治、另一种世界秩序政治或者全球结构政治、同时更多地称为全球治理。在维利·勃兰特推动建立全球治理委员会以后，这个概念被引入国际辩论。但是，人们把这个概念与各种不同的设想结合在一起。保尔·斯特雷腾不得不对所有这些概念写下嘲讽性的批注。

根据联合国大学的一个研究计划而出版的《全球治理》杂志把这个概念等同于扩大多边主义，等同于国际组织内部以及各国政府之间国际合作的密集强化，它的副标题《关于多边主义与国际组织的评论》已经暗示了这种理解。在这里，联合国系统构成了中心，而且是全球治理的中心。1995年发表的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把联合国制度改革和联合国宪章改革放在它的战略考虑中心，在指示性的标题《我们的全球邻居》下迈出了重要的前进步伐。发展与和平基金会把它翻译成为“一个世界的邻居”。在这里不仅涉及提高联合国系统作用的全球政治方案，而且还涉及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根据艾伦斯特·采姆皮尔的概念，国家世界、经济世界、社会世界的作用都将发生变化。[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