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治的世界社会

25年来，尼克拉斯·卢曼一直谈论“世界社会”。他对另外一些作者进行了相应的批评，因为他们始终坚持社会的领土概念，而这一概念所描绘的是一种相似生活关系的同质性理想。[9]

卢曼认为，长期以来，社会的社会体系边界与地理边界不相重合。对于他来说，这个结论是从这个事实中推导出来的：基本生活单位的联络交往构成了社会体系。在多数社会分支体系中联络交往是跨越国家边界进行的。[10]卢曼认为，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原则上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人们可以不受国家边界的阻碍，在所有人之间选择他们的依存伙伴。相应地，他还比较早地断定将会出现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公众舆论，活动空间很大的、部分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经济联系，以及以世界和平为基础的各种不同文明的交流。他认为，统一化世界观察视野的出现是一个新现象，而且正处于一种不可逆转的形成过程之中，这是一个客观事实。[11]

根据卢曼的看法，不仅是联络交往的基本概念，而且还有职能分化的理论都应强制性地纳入世界社会的基本坐标之内。世界社会的职能分化使自己与经济、科学、法律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就是没有与政治紧密联系。根据卢曼的观点，在领土疆域国家那里，将依旧保持政治垄断，而这种疆域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丧失影响。世界社会指的是——在卢曼的意义上说——没有世界政治、没有世界议会、没有世界政府的非政治的世界社会。伴随世界社会的内部职能分化将会出现一个后政治的世界形象。透视的遁点是完全分散化的世界社会，它分化出没有秩序的一大堆自我再生产、自我控制的局部系统。政治调控与民主合法化都从这个世界社会的形象中被摘除。[12]对此可以提出3个论据：

第一，职能分化的理论——根据他的自我理解——难道不是以领土国家的秩序干预为前提条件吗？这种设想在一定范畴内赢得了可信的说服力，很清楚，经济的职能分化历史上不仅依靠内部力量（自动生成）才有可能实现，而且还要以文化方针为前提条件，如一种明确的法律体系（例如基本民法）、国家暴力垄断等。就此而言，现代国家历史上可以作为职能分化的背后保障而发挥作用，它代表了一种社会空间组织，而社会性的所有方面——从文化霸权的形式到公民权利的解释，从经济行为与社会公正的框架条件到合法暴力垄断——都建立在领土主权原则基础之上。(https://www.daowen.com)

其次，这条路线上可以提出第二个论据，卢曼的“职能分化的世界社会”是在一个相互联结的领土国家世界的内部出现的——也就是在高度发达的经合国组织的范围内实现的，而这些国家本身又可以被看做是领土国家秩序的体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卢曼的系统理论难道不是以一种隐蔽的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在他的基本坐标之内所谓的世界社会难道不是仅指西方世界社会？无论是各个分支系统的内容逻辑，还是对于不符合职能分化标准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排除，难道不都证明了这一点吗？

最后，关于后政治世界社会的谈论没有认识到，有一系列超然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主体正在组织起来，它们从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获得了相当的力量。如人们所说，在跨国组织的新大陆上，不仅那些康采恩，还有各种各样的全球活动家，如跨国组织、教会、欧洲联盟、非政府组织，以及全球文化工业的生产者与被包装者都在东奔西走，在世界范围内开发垦殖人们的梦幻。[13]他们所有人都是“非政治的”，但是都是在一种核心意义上、新的意义上从事“政治性”活动。他们实际上参与了全球社会各个地方的权力关系、法律规范、生活风格、劳动方式、虚拟世界的建设——因此也就参加了民族国家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