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在结束之前还没有结束”

看起来，好像的确没有什么可靠的办法提出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避免资本主义权力的政治源泉的核心问题——国家通过私有的、从本质上说是非民主的银行和公司对生产、分配、通讯和交换的主要手段的控制提供保证。认为没有一个对资源和生产进行大规模重新定向和再分配的计划，也有办法走出今天的危机，是不可思议的。但怎么让人相信这一点是行得通呢？更不用说使这成为政治动员的一个基础了。

本文曾经提到，有些人要求在已受到全球化忽视的民族国家之后有一种“跨国家的民主”，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国家的国际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世界不仅仅是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而且因为就资本家和官僚的权力而言，根本还没有任何有效的民主，因此民主仍是包含在以民族国家或民族属区为单位的政治结构之中的。那些用“国际市民社会”这一模糊的说法来为“星云状态”——即全球资本统治——匹配的人往往不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还没有脱离国家，相反，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资本主义每一个扩张过程中，国家一直是最基本的构成因素。

索尔·皮西奥托要求在战略上优先考虑“国际民众组织”，认为这是前进的最好办法，但他小心翼翼地提醒说，要反对“那种社会权力独立于国家的天真的幻想”，要求“在继续认识民族国家只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同时，更精细地分析国家的矛盾和利用这些矛盾发展人民运动的力量的方法”。[59]在建立超越全球竞争的平等、民主与合作的世界秩序这一幻想的鼓舞下，整个国家机构发生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宪政化，但却没有出现任何到达其他一些地方的前景，也没有引发与国内以及全球资本家在国家转变问题上的重大斗争。确实，当代资本全球化也许最终使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之间的区别或多或少丧失了作为左派战略标志的重要意义。为了替代阶级斗争，人们寻找劳工和本国资本之间的跨阶级的“生产者”联盟已经200年了，最近几年，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形式，即进步的竞争战略，但是它的弱点在资本的全球化的环境下很快就显露了出来。

有必要为关于左派战略的讨论重新确定方向：左派的战略的目标是改造国家，而不是超越国家或迎合一个进步的竞争性国家。在最一般的层面，这意味着要面对其功能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国家经济提供安全保证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国际化是怎样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把国家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能力变得对全球资本更直接，更有用的。确定左派的正确战略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承认左派必须寻求国家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能力的转变，以便使它们为实现民众的、平等的和民主的目标服务。这并不意味着，把国家目前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当成是国家本身，并用这些不合适的工具去控制资本。这也不意味着在以相同的国家结构为基础的同时，在国际上去协调这种控制。有一点是必须的，即从上到下地重新构筑整个国家结构，重新组织它们的做法，以便发展完全不同的物质和意识形态能力。

“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戴维·哈维指出，“是把权力放在资产阶级能够控制的空间，并把权力从那些反对派运动最有可能控制的空间中撤出来。”[60]左派必须从资本这本书中得出这个教训，根据进步的社会力量的利益来完成这种权力的重新配置。对于作为权力的一个方面，即国家在时间分配方面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样可以这样说。今天左派对于把劳动时间减少到4小时的法律提出的激进的建议，不仅是直接针对当代资本主义惊人的就业分配不公正的，而且正如曼德尔和戈尔兹两个人都曾强调的一样，其目的也是通过为广泛地参与共同体事务，更多地进入作出决定的场所，来创造扩大和深化民主的条件。[61]

强调改造国家的斗争的持续重要性并不是说，国家实现主权的疆域边界应该被看成是不可更改的。普朗扎斯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表现之一是，他指出了因国际资本在现存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扩大再生产而出现的区域的分离性。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的结合推翻了民族资本团结的旧的基础；同时地方对越来越迎合全球经济需要的国家政策的不满已经为带有分裂目的的旧的民族主义的复活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右翼民族主义和地方观念所表现出来的偏执情绪，必然会遇到各方面的反对。不过，左派也没有必要总是反对现存的国家的分裂，这和拒绝参与通过建立区域联盟来重新划定主权是不明智的是一样的道理。问题仅仅是，权力的中心是否因此会转到那些空间，在其中反对资本的民主运动和范围更广泛的运动可以通过对主权的重组扩大它们的空间和权力。

比如，在法国加入一个联邦的欧洲时，左派国际主义者一般不赞成魁北克脱离加拿大联邦这一显然愚蠢的行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存的加拿大联邦国家为民主对资本的挑战奠定了比一个独立的魁北克和一个经过重建的加拿大国家之间的密切与友好的合作更为坚实的基础。确实，人们也许更愿意两个民族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最终将通过平等和民主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双民族或领土的方式来体现（加拿大的左派经常提到这一点，从海洋到海洋［Ad Mare Usque Mare］，并不完全等同于作为国家利益一种表述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也不应该必然认为，一个联邦的欧洲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欧洲：它必然会扩展而不是大大分散与为了在大陆范围内满足国家资本而进行一种更大范围的国家权力的集中有关的民主权力。此外，由现存的欧洲国家组成的联邦国家是一个继续以这些国家的行动为基础的国家。正如每一个加拿大人都知道的一样，资本主义的力量就像它们正在对主权国家所干的一样，也能挑动一个联邦的一部分成员反对另一部分成员或反对联邦的中心；确实，这个过程也许比较容易隐藏在一场关于分割宪法权力的无休止的争论的背后。

阿兰·里彼耶兹认为，斗争和社会妥协的起点至今仍然确定在以前建立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层面上，但他毕竟愿意看到社会和政治尽可能快地统一，这样就可以进行民主改革，以便克服残酷竞争的可怕的条件。不过他承认，虽然“有一个进步（在这个词的替换意义上来说）的欧洲比有一个在孤立中进步的法国，一个在孤立中的瑞典，一个在孤立中的其他国家要好……但目前的难题并不在这里。我们被要求在一个由可能是替代性国家组成的欧洲和一个是自由生产主义者的统一的欧洲之间作出选择，我的回答是，如果这是选择，第一个解决方案是比较好的……”他承认，在短期内指望一个不以“自由生产主义”为基础的统一的欧洲是不现实的。但是，指望将来在不事先改变社会力量的结构，不重新改造成员国的国家机构的情况下发生这种变化，同样是不现实的了。[62]

一个“可能替代”那些今天在残酷的竞争中发起全球化的国家的“国家”的基础必须是向一个更加内向型的经济，而不是向一个受外部贸易考虑所驱动的经济的转变。这又进一步意味着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一种对生产资源、收入和工作时间进行彻底的再分配方案上，而不是放在一般的经济增长上。正如阿尔博所指出的一样，这只能以民主为基础，因为“生产和服务更多的是集中在体现最合法的民主集体性的地方和国家的需求上”。在“微观—区域”层面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经济计划机构在一个替代性国家的纲领中应该是最先的选择，它们对使它们的社区恢复充分就业的工程承担法定责任，并通过直接享有部分剩余资金的方式积累资金，而目前分配这部分资金是私人金融系统的特权。

至少，不对贸易进行某种控制，这种选择是不能实现的，当然，不对资本的流向进行范围广阔的控制，也是不能实现的。（实际上，不把金融制度带进公共领域，不从这一制度的结构和功能这两个方面彻底改造这一制度，就不可能实现这种资本控制。在左派对它的术语还一无所知的时候，这曾经被称作银行的“国有化”）当然，这将必然要求国家间的合作，以对贸易进行管理（而不是闭关自守）和有效的资本控制。我们这样做难道就是为了兜一个大圈子再回到国家的国际化上来吗？当然不是。国家之间的国际协定和条约当然是最需要的，但是它们将具有同新自由主义宪政化相反的目标。它们明确的目标是，允许国家在它们的疆域内对资本实行有效的民主控制，促进替代性经济战略的实现。

这种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完全依赖于还需要创造的条件。国际资本和主要国家可能会向一个即使只是接近这样一种战略选择的起点的国家施加压力，运用赤裸裸的权力，对这种情况进行预测太容易了；之所以太容易，是因为它所忽视（当然是有意无意地忽视）的是把这种变革的可能性放入历史日程所必备的物质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当中有些是物质的条件，这是就物质这个词的经济—技术的意义上说。因此，即使是短期资本控制的技术可行性在今天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不过，世界金融体系如此不稳定，我们很可能看到控制和规范的手段“浮出水面”，不管是在一次国际金融崩溃之前还是之后。但是，最重要的是需要创造政治条件。由于国家将动员的社会力量的特征、力量和有效性以及把替代方案提上日程的时间等因素，来自国内外的反抗的影响是不可预测的。考科斯极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生产、权利和世界秩序》的末尾写道，一旦“一个历史运动开始进行，它就会受到各种物质的可能性的影响，既会受到它的支持者的目标的影响，也会受到对这一进程的反抗的影响。”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对变革的潜在性的关键认识……要集中在发动一场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上，而不是集中在这一运动可能会取得什么成果上的原因……在那些选择变革的人的头脑中，这种解决方案很可能被认为是不存在于一个具体的政策纲领的制定之中，而是存在于根据对社会和政体的新的理解而提出的新的集体行动的手段之中。”

这种情况可能在国家内部发生，也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但是它不会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仍然跟着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跑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单独发生。替代方案将在国际政治的时代发生：和普朗扎斯所理解的一样，开展运动的斗争将在一个和过去相比更加以全世界为基础的历史连接点上发生。一个国家的运动总是与国外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它们的鼓舞的；在反对邪恶的全球化光顾全球——也越来越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权利的时候，更是这种情况。没有必要为了建立一种“跨国家的民主”，就像变魔术似的从这里面变出一个“国际市民社会”来。我们更有可能亲眼看到一系列正在兴起的运动，即便民族的特殊性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但它们将成为另一种榜样。当然，我们希望，这些运动尽可能同另一些运动联系起来，尽管国际团结运动不能被看成是替代战略，而仅仅被看成是在各个国家疆域内必然发生的斗争的重要补充。

今天在左派当中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倾向：从以前摆脱全球化逻辑的努力的失败中得出了肤浅教训。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的替代经济战略和8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的纲领所面临的局限是，特别喜欢“证明”资本拥有不可置疑地脱离国家的力量。但是在这些情况中，是否有要摆脱资本控制的政治愿望，更不用说运动或物质条件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曾经用加斯东·德费尔[63]那不朽的挖苦性的词学会了“讲社会主义的（语言）”，但是在1981年～1982年遭到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在一个非常不适宜的时候企图采取凯恩斯主义的通货再膨胀，而不是在“共同纲领”中设想的对资本主义发起更猛烈的进攻。而且在1976年，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本来对托尼·本[64]可能通过英国突然作出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极为”担心，因为这个决定接着可能导致整个自由主义的金融体系的瓦解，但在这个时候，罗杰斯却很快发现他可以指望工党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更不用说是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及MI5的支持了。[65]

现在是左派不要继续把自己对过去重大时刻的错误记忆解释成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了。和本文开头一样，本文的最后将引用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记》中的一段话：

“那是因为在这儿我们往后过日子，”王后很友善地说；“要理解这一点起初总是困难的……”

“向后过日子！”爱丽丝重复了一遍，大吃一惊。“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这样过日子！”

“……但这样过日子有一点很有用处，你就可以朝两个方向记住事情了。”

“我只能朝一个方向记住事情。我不会记住那些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爱丽丝说。

“只能记住以前的事情，那是一种可怜的记忆。”王后说。

（刘庸安译　殷叙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