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与宫城形制折射出“共同”的“中”及“中和”理念
西汉帝陵与都城属于“国家文化”，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大传统文化”。[76] 它们集中反映在二者的“崇方”“四门”与“中”及“中和”形成的“东西南北中”“五方”之理念，而其核心是突出“中”。“中”的突出，实际上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久远历史。1987年河南濮阳考古发现的距今64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M45），其中的蚌塑龙虎与北斗形象，昭示着死者生前“求中”的理想。[77]其后4000多年前的陶寺遗址墓葬之中考古发现了与“测中”有关的“圭表”遗物，[78]《清华简·保训篇》关于虞舜、夏禹“求中”与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追中”（即“求中”）于“河”的记载。[79]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嵩山周围发现了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上述三处城址应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的都城遗址。继夏之后的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均分布在“大嵩山”地区。1963年，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或（国）”则是“中国”于“天下之中”的物证资料。[80]先秦时代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也与“何尊”形成“互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史记·周本纪》进一步详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81]
进入帝国时代，“中”的理念在最重要的国家文化——都城与帝陵之中体现的最为突出，而帝陵陵寝建筑遗址相对都城遗址保存较好一些。如汉景帝阳陵的帝陵封土与帝陵园、皇后陵封土与皇后陵园、陵庙与庙院等形成的布局形制反映的“中”之特色，于此同时通过汉封土之下地宫、“小陵园”四面辟门，以“四门”象征东西南北四方，而“四方”之“小陵园”“中央”的帝陵封土（方上）、封土“中央”的“地宫”，宫城之“大朝正殿”与帝陵园之“中央”的帝陵封土，体现的是“东西南北”之“四方”与“中”之“中和”理念，即“中”之“和”于“东西南北”“四方”，宫城、帝陵园的“崇方”平面规制，反映的是“中”与“四方”的“等距离”，“中”对“四方”的“公允”“公平”，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多元”及“和”于“一体”在汉景帝阳陵布局形制所传达“国家认同”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核心理念。
注 释：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汉阳陵博物苑编：《汉阳陵博物苑》，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6页；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第11期。
[2]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4～175页。
[3] 《文博》1999年第6期发表的《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尚未见有关汉景帝阳陵的“帝陵园”与“小陵园”内容。
[4]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6] 李兆华：《荆门发现楚大型陵园建筑》，《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4日第1版；荆门市博物馆：《纪山楚冢调查》，《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2期；荆州博物馆：《湖北江陵八岭山冯家冢墓地勘探简报》，《文物》2015年第2期。
[7] 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刘庆柱：《咸阳地区历史文物概况》之《周陵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内部出版），第17～21页；刘庆柱：《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5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60～168页。
[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9] 田亚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10]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27页。
[11] 《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58页。
[1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27、230（注23）、239页。
[13] 《史记》卷8《高祖本纪》：高祖七年“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成长安”。
[14] 《汉书》卷43《叔孙通传》，第2127页。
[15] 《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92页。
[16] 《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64、66页。
[17] 《汉书》卷43《叔孙通传》，第2129页。
[18] 《汉书》卷2《惠帝纪》，第92页。
[19] 《汉书》卷3《高后纪》，第101页。
[20] 《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17页。
[21] 《汉书》卷43《叔孙通传》：“惠帝为东朝长乐宫。”
[22] 刘庆柱：《汉长安城未央宫、长乐宫与西汉的二元政治——从未央宫、长乐宫的考古发现来看》，引自刘庆柱：《古都问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原载《人民政协报》2004年2月26日，《新华文摘》2004年第9期转载。
[23] 《汉书》卷59《张汤传》，第2641页。
[24] 《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第3945页。
[25] 《汉书》卷6《武帝纪》，第157页。
[26] 《汉书》卷68《霍光传》，第2948页。
[27] 《汉书》卷36《楚元王传》载：“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颜师古注：“东宫，太后所居也。”《汉书补注》王先谦曰：“胡注，汉制，太后率居长乐宫，在未央宫东，故曰东宫。”《汉书·五行志》载：“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东宫太子所居。”王先谦补注：“沈钦韩曰，此据汉法知之。窦婴传，田蚡云，程、李俱为东西宫卫尉，时程不识为长乐卫尉，长乐太后所居，曰东宫；李广为未央卫尉，帝所居，曰西宫，则公宫，明矣。”关于东宫之载，又见《汉书》之《张汤传》《元后传》《外戚传》《贡禹传》和《叙传》。”
[28] 《汉书》卷97（下）《外戚传》（下），第3981页。
[29] 《汉书》卷98《元后传》，第4033页。
[30] 汉元帝葬渭陵，其后首先作为皇后合葬渭陵的是孝元傅昭仪，《汉书》卷97（下）《外戚传》（下）：傅昭仪“元寿元年崩，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
[31] 《史记》卷49《外戚世家》：“高后崩，合葬长陵。”【集解】：《关中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和陵也。诸陵皆如此。”
[32]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0～71页。
[3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哀帝义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5期。
[3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汉成帝延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
[35] 《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第3940页。
[36] 《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第3951～3952页。
[37] 班固：《汉书·成帝纪》卷10，中华书局，1962年。
[38] 《太平御览》卷37，地部二引《三辅旧事》，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页。
[39]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4～175页。
[40] 《汉书》卷4《文帝纪》，第131页。
[41] 《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第3945页。《汉书》卷5《景帝纪》载：汉景帝（中元）三年“春正月，皇太后崩”。“文颖曰：“景帝母窦太后，以帝崩后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误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记》无也。”臣瓒曰：“王楙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当言废后，而言太后，误也。”师古曰：“孟说是也。废后死不书，又不言崩。瓒解为谬。”
[42] 《汉书》卷5《景帝纪》，第143、153页。
[43] 《汉书》卷97（上）《外戚传》（上）3948页。
[44] 《汉书》卷98《元后传》，第4015～4016页。
[45] 《汉书》卷97（下）《外戚传》（下），第4002页。
[46] 《汉书》卷98《元后传》：孝元王皇后“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
[47] 《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597页。
[48] 汉景帝陵、汉武帝陵、汉昭帝陵、汉宣帝陵、汉元帝陵、汉成帝陵、汉哀帝陵、汉平帝陵封土底部边长分别为：158～159米、224～226米、160米、172米、175米、173米、175米、209～216米。
[49] 《汉书》卷59《张汤传》：张汤“调茂陵尉，治方中”。《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和熹邓皇后纪》（上）：“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
[50] 孝文窦皇后、孝景王皇后、孝昭上官皇后、孝宣王皇后、孝元王皇后、孝哀傅皇后、孝平王皇后的皇后陵墓封土底部边长分别为：137～143米、151～158米、150米、148米、90米、100米、80米。
[51] 以上西汉帝陵、皇后陵封土与其陵园底部平面数据均引自：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帝陵考古发现与研究》；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
[54] 《三辅黄图》：“汉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司马门。”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56] 焦南峰、王保平、马永赢、李岗：《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1998年）》《文博》1996年第6期。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6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文物》1984年第9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年。
[61]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2期。
[6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6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考古发现概述》，《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
[6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65年。
[6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韩国河：《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67] 汉长安城东部的三座城门宣平门、清明门与霸城门，已经考古发掘的宣平门与霸城门与汉长安城南、西、北三面城门不同之处主要是东城门均置双阙，这应该反映了汉长安城东城门应为其正门。
[68] 《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传》：刘贺“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汉书·五行志》（上）：“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罳灾。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罘罳在其外，诸侯之象也。”
[6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70] 焦南峰、王保平、马永赢、李岗：《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1998年）》《文博》1996年第6期；焦南峰：《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4、15页。
[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
[73] 咸阳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7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5、106页。
[75] 陕西考古研究院：《汉成帝延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
[76] ［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著，王莹译：《农民社会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7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西水坡》，中州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12年。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79]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下册，中西书局，2010年，第143、145页。
[80]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81] 《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页。另，关于成周在今洛阳的具体位置，现在还有不同意见，但是洛阳市附近已经发现了一些应该属于西周时期的古代城址，有人认为其中应有西周洛邑。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