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征胜负的未知性及安全的风险性具存

在前期创业过程中，统治者面临的都是强大的割据势力，双方势均力敌，亲征结果不可预料。汉朝帝王14次亲征中，5次为负（未胜即负）。汉高祖时期的3负都是败于异姓诸侯王，汉光武帝时期的2负皆为势力庞大的割据势力。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算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也难以保证取胜，而汉朝两位开国皇帝本就不是将相出身，因此也就难以保障亲征的胜利。另外，皇帝神权属性此时尚未形成，由此引发的精神崇拜相比后世较弱。刘邦在亲征陈豨时曾诏令天下予以支持，但却未得到及时响应，此时刘邦的皇帝威信尚未完全确立，更遑论用鼓舞士气的亲征来取胜，可见创业之艰。

胜负虽影响战事，若重整旗鼓，加上行之有效的军事策略，胜利可期。但若亲征者的安全受到威胁，稳定的局势便难以控制，平城之围便是最为严重的安全事件。西汉初年匈奴势力壮大，经常入侵北部边境，对汉而言北部防线甚为重要，韩王信就被封于此。眼看异姓诸侯王下场惨烈，在匈奴的攻击下，韩王信最终选择投降匈奴，在太原起兵反叛。其部将也拥立赵将赵利为王反汉。代地本为战略要地，一旦失手，汉朝疆域直受攻击。汉七年（前200）十月，刘邦决定御驾亲征收复北境。汉军一路北上，捷报连连，恰遇当时天寒地冻，“士卒堕指者什二三”[8]。行至平城（今山西朔州），“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军“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刘邦被匈奴精兵围困达七日。紧急关头，陈平向匈奴阏氏行贿，对匈奴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此时匈奴虽盛，但双方实力相当，一旦汉军援兵到达，将对匈奴不利；且受风俗习惯影响，匈奴虽占领汉境，却难以有效统治大片土地。同时“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9]，匈奴的同盟王黄等人未及时履约，怕其另投汉军，因此就听取阏氏建言解开一角，汉军才平安而出，正好与援兵相遇。至此，双方才各自引兵而去。汉匈实力相当，再加上陈平的妙计，才使平城之围得以化解。尽管有如此大的危机，刘邦依然没有放弃亲征。在亲征黥布时刘邦中箭，伤痛一直伴随他到死亡。平城之围、中箭等都属于行军作战中的危险，统治者预先可以料到，也会做好相应防范和准备，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内部刺杀危险指数更高。汉八年（前199）冬，刘邦在东垣亲征韩王信余众归途中来到赵国，赵相贯高等人因刘邦对赵王张敖无礼，遂欲杀之：“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10]。刘邦到后随口询问了当地县名，回道“柏人”，刘邦认为“柏人者，迫于人也”，于是就迅速离开，贯高等人的谋杀也就未能成功。刘邦虽侥幸逃过此难，却反映了离京亲征中的重重危险，这也是后世统治者亲征的最大阻力。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匈奴入侵边境，汉文帝亲自劳动、检阅部队，并想亲征匈奴，群臣极力谏言，最后还是“皇太后固要帝”[11]文帝才作罢。

胜负及安全难以保证，但汉朝帝王仍执意亲征，现实局势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汉高祖时期的异姓诸侯王势力都很强大，这种由利益组成的军事联盟一旦发生叛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危及汉室江山，为确保胜利，皇帝不得不亲自出征，以个人威势及影响力增加取胜筹码。另外，开国君主一般都是“马”上得来的天下，此时的人们比后来一些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12]他们崇尚武力，个性洒脱，虽周围聚集了龙虎大将，仍希望亲自出征获得战功，以此扩大自身影响力，稳固统治基础。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旦选择出征，就必须承担相关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帝王明知有险但仍涉险亲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