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汉朝皇帝的亲征主要集中在开国君主创业时期，目标也以实现大一统为主。长期的战乱极大消耗了社会资源，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社会稳定发展成为时代需求。汉王朝建立初期，实行郡国并行制，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这种形式更大意义上是松散的政治联盟。其之所以定天下，与众多将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汉立国初年，战争的特殊背景对社会文化心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剽轻剽疾的节奏风格，一时在诸种文化心理比较中居于显著的优势，[6]即位后按照当时形势分封异姓诸侯王镇守地方，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些壮大彪悍的异姓诸侯王更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萧何善谋，作为汉军军师，又是沛县同乡，在跟随刘邦定鼎天下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位股肱之臣，随时可能被猜忌。萧何助吕后灭韩信后获得大量封赏，众宾客纷纷祝贺，但门客召平言：“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7]果然，当萧何按此法做后，高祖大喜，之后萧何也在门客的多次提醒下不惜自污来保存性命。萧何尚且如此，更何况功高震主的其他诸侯王。这些异姓诸侯王有归降的项羽旧部，也有随同作战的汉军将领。汉帝国初立，项羽旧部悉以归降，但楚国后裔势力仍不能忽视。秦末战乱楚国一呼百应的形势如鲠在喉，因此刘邦对于项羽旧部仍存疑虑。燕王臧荼曾为韩广部将，项羽时本要封韩广为燕王，为制衡，将韩广另封辽东王，封臧荼为燕王，但韩广拒不接受，二人因此结仇。最后臧荼归降刘邦被封燕王。燕国为对抗匈奴、南向进攻的战略重地，刘邦将臧荼分封于此也是对其势力的无奈认可。在刘邦清算项羽旧部之时，臧荼首当其冲，为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臧荼举兵反叛。面对劲敌，刘邦不得不亲自出征。两个月后，叛乱就被平定。虽顺利平叛，但威胁仍未消除。此后黥布、卢绾等诸侯王叛乱此起彼伏，刘邦即位后的多数时间都在应对各地的叛乱。此时虽然汉朝政权已经建立，但建国初军事联盟的共同体性质仍较突出。君臣间尚未建立起必要的政治信任，相互猜忌、相互怀疑，从而导致汉初的战乱局面。

汉光武帝刘秀的亲征，大一统倾向更为明显。刘秀本人善谋，军事才能突出，身边将领都是南阳地区大地主，登基后亲征平叛的对象都是地方割据势力，而刘邦时期则是平定内部诸侯王叛乱，情况大有不同。刘秀虽然尚未实现全国统一，但在身边将领的有力支持下，平叛行动不断取得胜利。对汉来说，当时最具威胁的便是西北及西南边防。公孙述占据巴蜀，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并自立为帝，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隗嚣占据西北天水一带，虽归顺刘秀，但之后改降公孙述，二者结盟后在略阳城一致攻汉。这两大割据势力对汉形成强大的包围圈，居高临下，随时威胁汉地，刘秀遣人屡次攻打均未成功。为彻底解决此患，刘秀决定亲征，来到前线后对其部将分化劝降，隗嚣的部将大都已归汉，但隗嚣仍坚持抵抗。眼看战事焦灼，刘秀令吴汉与岑彭围西城，耿弇与盖延围上邽，却难以取胜。后来隗嚣饥困而死，陇右才彻底归于汉室。西南公孙述势力也耗尽了汉军精力，连年攻击下，随着公孙述的战死，东汉王朝才真正实现了统一。汉代开国君主付出了沉重代价，基本实现了大一统。正因如此，才为后世子孙创立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两汉开国君主虽都面临大一统问题，但亲征的对象明显不同，体现了时代特点及统治者的施政理念。

汉武帝的亲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征伐，而是在特殊环境下的政治宣扬。在卫青、霍去病等人对匈奴的连年攻打下，匈奴不断北反西迁，汉军武备已达到极盛状态。汉武帝本人也心寄战事，元封元年（前110），从长安出发，一路向北进发，到达单于台，直诏匈奴：“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词中饱含汉武帝军事征服的欲望以及胜利者的高傲与自信。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几次大规模战争，匈奴已遭重创，实力受损无力再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汉武帝的亲自出征，已从精神上对匈奴形成强大威慑，这种亲征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政治宣扬。

可见，汉朝帝王面对不同形势做出了不同的亲征选择，这与时代特点及帝王风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