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庙之设与“古不墓祭”
20世纪80年代，随着先秦墓上建筑遗迹不断被考古学重视并取得重要发现之后，“古不墓祭”的问题，曾引起学术界激烈的讨论，一方根据考古资料中所见的墓上建筑遗址材料结合历史文献，认为先秦时期已经存在专门祭祀某一墓主的墓祭；[82]另一方则坚持认为先秦时期出现的墓上建筑与后世专门用于祭祀某一墓主的享堂无关，而是供奉墓主灵魂起居饮食的“寝”。[83]这样，焦点便落在“寝”举行的“日祭于寝”“日上四食”是否属于祭祀？关于这一问题，刘庆柱先生曾在《西汉十一陵》论述之，并认为寝殿应是汉陵礼制建筑中主要的祭祀活动场所，寝殿的祭祀功能是秦汉时期帝陵陵寝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84]
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墓上建筑不管叫“享堂”也好，名“寝”也罢，其“日祭于寝”的奉食祭祀活动与宗庙之中的祭祀活动，有一定区别应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庙”与“寝”功能上的区别。古代君王宫殿有两部分：前面是“朝”，是处理政务的大殿；后部是“寝”，是饮食起居之所。“缘生以视死”，宗庙建筑模仿宫殿格局，前部为“庙”，源于“朝”；后部为“寝”，仿“寝宫”。“庙”内陈设祖先的神主，定期举行献祭等重要仪式，遇重大政治事件告于“庙”。而“寝”内模拟死者生前的生活场景，蔡邕《独断》曰“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因此，从功能意义上来讲，庙是“神主”所在之处，而寝是“灵魂”宴居之所。
其次，祭祀内容上的区别。《汉书·韦玄成传》：“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晋灼注引《汉旧仪》曰：“宗庙一岁十二祠。五月尝麦。六月、七月三伏、立秋、䝙娄，又尝粢。八月先夕馈飨，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尝稻，又饮蒸，二太牢。十（一）月尝、十二月腊，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闰加一祀，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祠。”[85]可见，先秦时期的宗庙时祭“蒸”“尝”等献祭活动，[86]在西汉陵庙之内都有体现。而寝“日祭于寝”“日上四食”等奉食祭祀活动，虽为重要的祭祀之礼，但其规模和等级似不如宗庙祭祀隆重和正式。据文献记载，一般情况下陵庙祭祀皇帝是要亲自参与祭拜的，《汉书·儒林传》载宣帝时“会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于是诏（梁丘）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汉书·薛广德传》载元帝时，一次要酎祭宗庙时，想乘楼船济渭至宗庙，被薛广德谏阻。
再次，庙与寝的分合关系。先秦时期庙寝一体，陵墓之上或有祭祀的建筑；秦帝国时，庙寝分离，陵墓祭祀功能有所增强；而汉景帝时期，陵区之内设置陵庙，这样庙、寝又重为一体，虽然不在一处，但同在一个陵园之中，且有直接连通的“宗庙道”。[87]在这种分、合的关系中，亦可以看到二者主要功能和祭祀内容上的不同和互补关系，不然就成了不必要的重复。
从先秦宗庙与宫殿的并重关系看，宗庙是祭祖的最重要场地，重要国家政治大事都要在此进行，祭祖的献祭内容和行为主要在宗庙进行。而墓上祭祀遗存内的祭祖活动，应是下葬之祭或宗庙祭祖的有益补充。秦汉时期，宗庙制度出现新变化，尤其汉景帝建立陵庙，首次把先秦宗庙的“庙”“寝”全部安置在陵园之内，这样陵区的祭祖行为和先秦时期都城宗庙的“祭祖”实无本质区别，开陵区宗庙祭祖之端。明帝永平十七年，把西汉每年元旦举行的“元会仪”搬到光武帝原陵举行，陵寝之祭变得更为重要，甚至超过了都城“宗庙”之祭。[88]东汉时期，虽不再设置陵庙，但是西汉陵庙之内的祭祀内容和行为，并未因为陵庙消失减少，而是融入了寝殿之中，“庙”“寝”融合成为后世陵寝制度中的祠庙或献殿。我们注意到，西汉宗庙中不仅有铜钟，还有成组的磬，[89]为祭祀时必备奏乐之器。而东汉光武帝原陵、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等皆“石殿、钟虡在行马内”，而殇帝康陵、质帝敬陵等皆“寝殿、钟虡在行马内中，因寝殿为庙”，[90]这种祭祀时鼓乐的钟、磬或许成为陵庙与寝殿融合为一的主要证据。
因此，我们认为蔡邕的“古不墓祭”之“古”，或不是学者所说“三代”之前，[91]“墓祭”也不是指墓区否有祭祀行为表现，而是指墓区有无类似“宗庙”之祭的内质。“古不墓祭”之说，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汉灵帝建宁五年(172)，蔡邕从车驾上陵，谓同坐者“闻古不墓祭”，[92]亦可为证。如此，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考古学中越来越多的先秦墓上祭祀遗存与“古不墓祭”之间，这一看似矛盾而又各有道理的文化现象。当然，从“古不墓祭”到“陵庙（寝）之祭”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原因亦是复杂多样，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应是“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之间的博弈，引起对“共主”“时君”的认识和观念发生转变，从而导致祭祖重点和宗庙制度发生相应变化。
注 释：
[1] 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王学理：《太社乎？陵庙乎？》，《文博》2002年第5期；李零：《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 遗址的祭祀性特征》，《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焦南峰：《宗庙道、游道、衣冠道——西汉帝陵道路再探》，《文物》2010年第1期。
[2] 《礼记·曲礼》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库厩为次，居室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3]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7页。
[4] 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考古新成果与夏商年代学研究》，《光明日报》1998年5月15日。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5年。
[6] 陕西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勘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凤翔马家庄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7] 马世之：《郑韩故城的城市布局》，《文物建筑（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4～130页；马俊才：《郑、韩两都平面布局初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
[8]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56页。
[9]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41、266页。
[10] 史党社：《秦祭祀制度考论》，《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综合版)》1995年第4期。
[11] 王柏中：《论汉代皇帝宗庙设置的特点》，《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2]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60页。
[13]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14] 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第2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1 期。
[16] 刘庆柱：《汉宣帝陵寝建筑制度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18] 张占民：《秦始皇陵北寝殿建筑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考古文物研究（1956-1996）——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
[19] 刘庆柱：《汉宣帝陵寝建筑制度研究》，《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20]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3～25页。
[21] 焦南峰：《宗庙道、游道、衣冠道——西汉帝陵道路再探》，《文物》2010年第1期。
[22] 《西汉十一陵》，第9页。
[23] 《史记·叔孙通传》，第2725～2726页。
[24] 《西汉十一陵》；《西汉宗庙刍议》；《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等。
[25] 渭桥考古队：《西安市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
[26] 《史记·樗里子传》，第2310页。
[27] 刘庆柱、李毓芳：《秦都咸阳“渭南”宫台庙苑考》，《秦汉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28] 聂新民：《秦始皇信宫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
[29] 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宗庙刍议》（《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认为：高祖渭北原庙在长陵附近，并把此庙与惠帝五年（前190）在沛修建的高祖原庙，视为一类，即原庙。
[30] 《汉书·景帝纪》，第137页。
[31]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7—118页。
[32] 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宗庙刍议》，《考古与文物》1999年6期。
[33] 《汉书·文帝纪》，第121页。
[34]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前元元年），立孝文皇帝庙，郡国为太宗庙”，第1130页。
[35] 《史记·孝景本纪》，第445页。
[36] 李零：《说汉阳陵“罗经石” 遗址的建筑设计》，《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37] 《西汉十一陵》，第199页。
[38]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宗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06年。
[39] 马永嬴、王保平：《走进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40]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赵化成：《秦始皇陵陵园布局结构的再认识》，《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41]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42]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
[43] 徐龙国：《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笔者据本书附表四统计。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队：《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灵台遗址》，《考古》1978年1期；《汉魏洛阳城灵台、明堂、辟雍与太学遗址——196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45] 王爱和：《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论》，《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
[46] 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47] 周公庙考古队：《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考古收获丰硕》，《中国文物报》2004年12月31日；陕西省考古所年底汇报材料：《2004年考古年报》。
[48] 琉璃河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4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5期。
[50] 焦南峰等：《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年第6期。
[51] 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52] 王爱和：《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论》，《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
[53]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第218页。
[54] 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 遗址的祭祀性特征》，《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55] 汉阳陵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82～83页。
[56] 郑建明：《史前玉璧源流、功能考》，《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57] 叶舒宪：《玉璧的神话学与符号编码研究》，《民族艺术》2015年第2期。
[58] 赵殿增等：《天门考》，《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陈江风：《汉画玉璧图像中的文化学阐释》，载于河南博物院、中国汉画学会主编《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6～142页。
[59]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赵化成：《秦始皇陵陵园布局结构的再认识》，《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第11期。
[60] 《西汉十一陵》，第9页。
[61] 《西汉十一陵》，第51页。
[6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兴平县茂陵勘查》，《考古》1964年第2期。
[6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64] 马永嬴：《汉武帝茂陵陵园布局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65] 《西汉十一陵》，第73页。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
[68]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王学理：《太社乎？陵庙乎？》，《文博》2002年第5期。
[69]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宗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70]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
[71] 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宗庙再议》，《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
[72]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29页。
[73]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74] 《后汉书·百官志》，3627页。
[75] 《汉书·百官公卿表》，第741页。
[76] 《史记·孝景本纪》，第446页。
[77] 《汉书·孝景本纪》，第149页。
[78] 《汉书·诸侯王表》，第395页。
[79] 《汉书·高五王传》，第2002页。
[80] 《汉书·孝景本纪》，第145页。
[81] 刘瑞：《西汉诸侯王陵墓的内藏、外藏及百官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25页。
[82] 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要点的重申》，《考古》1983年第8期；商言：《殷墟墓葬制度研究述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王世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冢墓》，《考古》1981年第5期；李伯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傅熹年：《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及其陵园规制的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黄展岳：《说坟》，《文物》1981年第2期。
[83]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曾布川宽：《陵墓制度和灵魂观》，《文博》1989年第2期；刘洁：《“古不墓祭”之我见》，《许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84] 《西汉十一陵》，第189页。
[85] 《汉书·韦玄成传》，第3116页。
[86] “甲骨文中有春秋而无冬夏，四时观念还没有普遍流行”，时祭本是祖祢丧祭以后的常祀，文献中称蒸、尝。最初的蒸、尝是向祖先进新熟谷品之礼，此后逐渐发展成时祭。杨英：《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0页。
[87] “L16东连二号建筑遗址阳陵德阳庙，西接三号建筑遗址阳陵帝陵寝园，可称之为阳陵‘宗庙道’‘游道’或‘衣冠道’。”焦南峰：《宗庙道、游道、衣冠道——西汉帝陵道路再探》，《文物》2010年第1期；“由寝园至陵庙有‘月游衣冠’专用的道路，称‘衣冠道’、‘游道’或‘宗庙道’。”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88] 李欣：《东汉“上陵之礼”考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89] 李学勤：《西汉晚期宗庙编磬考释》，《文物》1997年第5期。
[90] 《古今注》（《续汉书·礼仪志》注引），见《后汉书》第3149页。
[91] 董坤玉：《先秦墓祭制度再研究》，《考古》2010年第7期。
[92] 《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谢承书》，第3103页。
【注释】
[1]1本文是笔者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作“西部之光”访问学者期间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撰写过程中，得到恩师刘庆柱先生无私指导和帮助，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