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陵庙”设置考
在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凝聚力的古代中国，宗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是国家管理者、统治者依据血缘关系取得合法统治地位的“圣地”，一切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都在此进行。营都先设庙，有无宗庙甚至成为都城与一般城邑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2]春秋以前，宗庙一般在宫室区或宫城之中，与朝寝宫殿并重。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晚期（三、四期）宫城遗址，位于西部的一号建筑遗址群和位于东部的二号建筑遗址群，东西相距约150米，形制、规模相近，功能略有不同，可能分别为宫殿和宗庙；[3]偃师商城宫城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多座，东部由独立的院落组成，如四号、六（五）号遗址，每座院落北部均为大型殿堂基址；西部为一大型院落，由南北排列的几座大型殿堂组成。东西两部分建筑布局不同，反映了其功能的区别，有学者推测西部为宫殿建筑，东部为宗庙建筑；[4]殷墟的宫殿区与宗庙社稷建筑区在相邻的甲乙丙三区；[5]春秋中晚期秦国都城雍城宫城遗址区的马家庄宫室建筑群，亦包含宗庙和宫殿建筑遗址，两者相距500米，居东的第一号建筑遗址可能为宗庙遗址，居西的第三号建筑遗址可能为朝寝宫殿建筑遗址。[6]
战国时期，宗庙区有逐渐远离宫殿区的趋势，宗庙区和宫殿区的大小和位置关系发生一些微妙变化。秦孝公迁都咸阳，在渭河南岸营造宗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河南郑州市新郑区的郑韩故城由东西两部分组成，中间有一南北向城墙隔断。西城中部偏北今阁老村周围为战国韩国宫城遗址，南北1200米，东西600米，分布着大小建筑基址50余处，发现“地下冷藏”遗址、灰坑、窖穴、水井等遗存。宫城东南即西城南部，发现一座长方形小城，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20米。小城城内中央偏北处有一大型夯土台基，南北长114米，东西宽97米，发现柱础石、凹槽铺地砖、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尤其是一件带穿的无字圭形石碑的发现，高3.15米，宽0.45米左右，厚0.25米，为小城性质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一般认为大城为宫城，小城为宗庙区。[7]这样，由过去宗庙与宫殿“平起平坐”的局面，变为大朝正殿居于宫室区中心位置，而宗庙位居次要位置，标志着血缘政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弱化。[8]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极庙”其实就是秦始皇为自己立的“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勿以加”。[9]此时的咸阳都城布局，虽然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建阿房宫，“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庙处诸宫之中（南是章台宫，东南是兴乐宫，西是甘泉宫，北隔渭水是咸阳宫），与天极星(即北极星)对应，在古人观念里北极星位居天球中央，极庙的建立是秦始皇个人权威的一种宣示。[10]此时，宗庙成为中央专制皇权的代表——皇帝树立个人权威，宣示皇权天授思想的政治工具，不再是宗法制度供奉列祖列宗彰显血统延续性的宗庙。
西汉时期，皇帝宗庙较先秦时期有郡国设庙、宗庙异处、生前立庙等特点。[11]生前立庙自文帝始，郡国设庙，高祖令诸侯王为太上皇立庙国都，惠帝为高祖立郡国庙，景帝为文帝设郡国庙，宣帝为武帝设郡国庙。《汉书·韦玄成传》载：“凡祖宗庙在郡国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陵庙是设置在帝陵陵区之内的宗庙，虽脱胎于宗庙，但又不等同于先秦时期都城之内或附近的宗庙。先秦都城之内的宗庙供奉的是列祖列宗即“共主”，而陵庙供奉的对象只能是所在帝陵的“时君”。在帝国政治体系建立初期，宗法“血缘政治”逐渐弱化、“地缘政治”不断增强的社会大背景下，陵庙从都城宗庙演变而来，是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产物，又是陵寝制度中“视死如生”观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然而，陵庙的出现亦不是一蹴而就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
先秦时期，庙与寝一体，即“前庙后寝”。《吕氏春秋·季春纪》高诱注曰：“前曰庙，后曰寝，《诗》云‘寝庙奕奕’，言相连也。”[12]蔡邕《独断》亦曰：“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秦都雍城凤翔马家庄第一号建筑遗址，就有“寝庙奕奕”的迹象。其主体建筑由“前朝”“后寝”“东西夹室”“北三室”等组成，[13]被学者认为是最符合文献记载的先秦宗庙遗址。[14]
秦帝国时期，“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并把渭南之“信宫”改为“极庙”。这样庙寝分离，“寝”与陵结合。考古资料证实，陵墓之旁修筑祭祀性建筑的历史相当悠久，如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内大墓、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与妇好墓、战国中山王陵等[15]墓上（墓旁）都存在具有祭祀功能的建筑遗存。秦始皇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做法，把宗庙寝殿引入墓侧，成为陵区墓祀的重要场所[16]。在秦始皇帝陵陵园内城南部北区，发现一处大型建筑遗址，主体台基周施回廊，殿堂台阶由青石板铺装而成，地面铺装线雕菱形纹石块。学界普遍认为该遗址应是寝殿建筑遗址，[17]另有学者认为陵园内城北区西部的南北两组建筑群中的南组建筑为寝殿建筑。[18]不管哪种观点正确，秦始皇帝陵旁“出寝”是可以确定的。
汉代沿袭并发展了这一制度，《续汉书·祭祀志》载“汉诸陵皆有寝园”。考古资料证实，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等陵区内都发现寝殿遗址。汉初，寝殿、便殿均在陵园之内，并未形成单独的寝园。汉景帝时期，寝殿从陵园内迁移出来，单独围筑成封闭性院落——寝园。[19]目前，经过全面科学发掘的西汉寝园有杜陵寝园。杜陵寝园位于杜陵陵园东南，东西长174米、南北宽120米，四面筑墙，西南东墙皆辟门，两门道，园内有寝殿和便殿。[20]另外，阳陵陵园的西南约350米处，“罗经石”遗址正西，有一处大型建筑遗址，东西长300米，南北宽200米，遗址周筑夯土墙，墙外围以隍沟。焦南峰先生认为此遗址大致应是汉景帝阳陵寝园遗址。[21]
刘邦去世之后，汉惠帝为其在城内南部修建“高庙”，《汉书·叔孙通传》注引《黄图》曰：“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刘庆柱先生认为高庙“应在长安城内，安门大街以东，长乐宫西南。约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乡西叶寨村东南”，“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高庙万世’文字瓦当，当为高庙遗物”。[22]后来惠帝为朝见吕后方便，在武库以南修筑一条跨越安门大街的复道。奉常叔孙通认为“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并建议“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亦广多宗庙，大孝之本”，惠帝于是“诏有司立原庙”[23]。至于原庙位置，多数学者认为应在咸阳原的高祖长陵附近。[24]古渭河桥的考古发掘，为原庙位置的推断提供了新的依据。约为汉魏时期的厨城门一号桥，“正南1200米左右为汉长安城厨城门遗址，北30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25]说明当时渭河距汉长安城很近，而距汉高祖长陵还有一段距离。此时的“渭北原陵”是否在长陵附近，似应重新审视。我们注意到，战国后期秦“渭南”“诸庙”，《史记·樗里子传》：“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26]樗里子疾之墓在汉长安城武库遗址之下，当时人们的墓地与居室一般相距不远，樗里子疾的居室应在武库遗址附近，昭王庙西邻樗里子疾的居室，即今汉长安城遗址的东部或汉长乐宫遗址附近。[27]另外，也有学者提出西安西北郊闫家村古代建筑遗址应为秦渭南诸庙遗址之一。[28]这两处位置，距当时的渭河都很近（不超过3公里）。可知，当时人们“渭南”“渭北”概念，应是渭河南、北不超过3公里的范围，或者更近。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渭北“原庙”就应该在汉渭河以北附近区域，不应远到长陵陵区之内。目前，长陵陵园的勘探资料亦未发现类似“德阳庙”形制的遗址。即便原庙在渭北陵区附近，由于是“高庙”之外另建，亦不应视为陵庙。[29]因此，我们认为高祖渭北原庙或未在长陵陵区之内，不应列入陵庙之列。
惠帝庙，《汉书·景帝纪》曰：“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30]陈直先生在《三辅黄图校证》中按：“《长安志》引《关中记》，‘惠帝庙在高庙之西’；《书道》卷三第二〇一页有‘西庙’瓦当，疑为惠帝庙之物。”[31]据此，刘庆柱先生认为惠帝庙在长安城内高庙之西；而焦南峰先生认为惠帝庙应在长陵旁的高庙之西，安陵附近较为合适。[32]高庙是西汉一代最为重要的宗庙，《史记》《汉书》中多次提到“谒高庙”，《三辅黄图》和《关中记》不应把“高庙”与“原庙”搞混，加之渭北“原庙”是否在长陵陵园之内亦未可知。因此，我们认为惠帝庙应在长安城之内的“高庙”之西。
文帝庙，文帝“四年（前176），作顾成庙”，服虔注曰：“庙在长安城南。”[33]《长安志·唐京城》“休祥坊”条载：“坊内有汉顾成庙余址。”唐休祥坊即今西安市玉祥门西边，北距汉长安城2.8公里，东南距文帝霸陵15.5公里。另外，《汉书·东方朔传》亦载：“顾成庙远无宿宫，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献长门园？”如淳注曰：“窦太主园在长门，长门在长安城东南，园可以为宿馆处所。故献之此。”《汉书·王莽传》：“博平君薨，谥曰思成夫人。诏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顾成庙南置园邑长、丞。”从这两条记载看，顾成庙“远无宿宫”，附近有“萩竹籍田”和“长门园”，且其南又可置奉明“园邑”等，亦可证明顾成庙不在文帝霸陵陵园内。至于《长安志》“万年县”所载：“汉文帝庙在县东本陵，北去县二十五里。”或许该条记载孤证有误，抑或是景帝前元元年（前156）为文帝另立的类似于郡国庙的宗庙。[34]因此，文帝生前自立的“顾成庙”不在霸陵陵区之内是确定的。但“顾成庙”实现宗庙与都城的分离，是陵庙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文帝生前自立庙，或与其以代王身份非正常继承帝位的政治背景有关，联系其霸陵另辟陵区的现象，我们认为汉文帝生前自立顾成庙有其政治目的——巩固并显示其合法政治统治地位的考虑。
景帝中元四年（前146）三月，“置德阳宫”。《集解》瓒曰：“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35]古人以北为阴，以南为阳，以北为刑，以南为德，德阳庙或许以方位居南而得名。[36]刘庆柱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帝陵陵旁立庙的制度，创于汉景帝，始于文帝霸陵。[37]后来又指出，“这是西汉时代皇帝首开在本人陵墓生前营筑陵庙的制度，这一制度终西汉未变”[38]。因此，如果“罗经石”遗址为德阳庙遗址这一共识不误，“德阳庙”就是目前考古所知西汉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皇帝生前自立的陵庙。
此后，武帝庙（亦名龙渊庙、龙渊宫）、昭帝徘徊庙、宣帝乐游庙、元帝孝元庙、成帝阳池庙等均为皇帝生前自立的陵庙。
综上，秦帝国时期庙、寝分离，寝由宗庙移到陵区与帝陵结合。汉因之，而庙制也在不断变化，由高祖高庙到惠帝西庙，在都城之内，宫城之外。汉文帝时，始生前自立庙，并把庙移到都城之外的东南。汉景帝不仅生前立庙，还把庙建到陵区之内，实现了庙与陵的结合。此外，汉景帝扩建寝殿，形成寝园。这样，先秦祭祖宗庙之“庙”“寝”完整出现在陵区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陵区“宗庙”。
因此，我们认为汉景帝阳陵“德阳庙”遗址是目前考古所知西汉时期的第一座皇帝生前自立的陵庙，也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陵庙遗址，对研究我国的陵寝制度乃至中国宗庙制度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