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自东周至西汉初“雍五”得以逐渐形成
”得以逐渐形成
在文献中，关于雍城“畤”的记载比较丰富，《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均有所载。
自东周时期置都雍城以来，历经秦始皇时代，止于西汉晚期，在雍郊置畤达五百多年，即：
公元前754年，秦文公东猎于汧渭之会，置鄜畤。
公元前672年，秦宣公在渭南（即渭河以南，当属雍地范围）置密畤。
公元前422年，秦灵公于吴阳之地置上畤，祭黄帝。
公元前419年，秦灵公于吴阳之地置下畤，祭炎帝。
后来秦都东迁，雍城政治地位下降，而国家祭祀地位得以保留。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由咸阳专程赴雍城举行祭天大典，表明他获得最高执政权的合理与合法，在秦王朝政权初兴时期，始皇帝百事繁忙，每年无法亲临雍城，便安排官员代行祭祀，采用“通权火”，即在雍城祭祀现场采集火种，通过雍城至咸阳之间的高地，“五里一坛”，明火传递，始皇在咸阳“拜于郊庙”，迎接圣火到来。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在碣石举行郊祀活动。（《史记·封禅书》）
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承秦制”，继续沿用秦人雍城畤祭的礼仪、祀官和设施，又在秦雍四畤基础上增设北畤，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统，且以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祭畤盛景，西汉诸位皇帝带领百官，亲临雍城祭祀。[3]
《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十五年（前165），“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
《汉书·景帝纪》：景帝中六年（前144），“冬十月，行幸雍，郊五畤”。
《汉书·武帝纪》：元光二年（前133），“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前122），“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前113），“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前112），“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前109），“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武帝纪》：太始四年（前93），“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武帝纪》：征和三年（前90），“春正月，行幸雍”。
《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前56），“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前44），“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元帝纪》：永光四年（前40），“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元帝纪》：建昭元年（前38），“三月，上幸雍，祠五畤”。
《汉书·成帝纪》：永始二年（前15），“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成帝纪》：元延元年（前12），“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汉书·成帝纪》：元延三年（前10），“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上述郊雍五畤次数最多的是汉武帝，到了汉成帝时期，执政集团上层对于西汉王朝雍五畤的存废有所争议，但得以暂时保留；到了王莽时期，随着长安城诸畤的设立，雍城畤祭中心的地位宣告终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