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首起陵庙的原因分析
分析了汉景帝陵旁立庙以及陵庙形制特点、影响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汉景帝要在帝陵附近修筑这样的陵庙呢？有学者曾推测是为了便于供奉“神主”，避免乘宗庙道的问题的重现。[68]这一推测似乎流于因循之说，并未探到问题本质。
宗庙是统治者祭祀祖先之处，是统治者依据血缘关系获得合法性统治地位的场所。早期王国的统治集团通过都城宗庙，体现着自己（国家统治者、管理者）控制国家权力的合理性、合法性。宗庙作为“血缘政治”物化载体的象征，从夏、商、西周至战国早期以前，位于宫城或宫殿（含宗庙）建筑区之中，变为战国时代中晚期和秦代宗庙位于宫城和都城之外，到汉初的宫城之外，郭城之内，到文帝顾成庙的郭城之外，无不反映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不断博弈与挑战。[69]与此同时，统治者的陵墓区也发生变化，即从商周时期的“集中公墓制”到秦汉时期“独立陵园制”的不断演进，“独立陵园制”的出现是“族葬制”走向衰亡的结果，又是君权专制强化的必然产物。[70]这一切都反映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即由商周时期“尊祖重庙”的宗法观念演变到秦汉时期“尊时君，重朝官”的封建皇权思想。[71]
帝国时代，帝陵陵区是皇帝（皇权）利用另一个“世界”（“阴间世界”），在现实世界（都城及国家）强化专制统治的政治平台、固化皇帝“文治武功”的标识。从而成为平衡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新的平台、新的形式、新的力量。[72]因此，我们认为汉景帝生前在帝陵附近设置陵庙，就是利用帝陵及陵庙这一政治平台强化专制皇权，树立皇帝权威，固化其“文治武功”，平衡“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关系。
对于汉景帝，我们往往只重视其“孝景遵业”的一面，认为其“文治”不如其父汉文帝，“武功”不如其子汉武帝。但是，景帝时期社会政治格局确实发生过一次重大转变，不仅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局势，而且对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初出于政治局势需要，采用“封建”与“郡县”并存的二元政治制度。一方面，皇帝直辖部分郡县；另一方面，分封多个诸侯王国，以若干郡县属之。诸侯王虽受中央皇权的节制，但其各项制度“制同京师”，具有相对“自治”权，具有很大的政治与决策独立性。汉景帝初年同姓诸侯王国十七，而汉郡只有二十四，[73]很多诸侯国辖两郡以上的区域。这时同姓诸侯王国版图大、人口多，拥有特权，实力雄厚，对专制皇权构成极大威胁。这种“郡国”并行制是汉帝国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暂时统治模式。同姓封国为“血缘政治”遗留，中央皇权为新兴“地缘政治”集中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汉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触犯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引发“七国之乱”，但短短数月即被各个击破。景帝趁势采取“抑损诸侯王”的措施，首先，取消诸侯王的治民权，“令诸侯王不得治民，令内史治民”[74]，“天子为置吏”，四百石以上官吏由中央任命。其次，改革官职，裁减诸侯王国的官吏，对中央的某些官职进行调整。《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75]中元六年，“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为都尉，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大内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76]。这样，通过提高中央官吏的秩禄、地位，减少诸侯王官吏数量，贬低诸侯王官吏地位，从而打破过去王国官吏与中央官吏“等齐”的旧制。同时，规范官员舆服，树立官员形象，突出中央权威，“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令长吏二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77]。一般认为“左官之律”“附益之法”是武帝时期颁布的，《汉书·诸侯王表》有“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78]的记载。但从《汉书·高五王传》“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79]看，这一政策景帝时期或许已开始实行，以削弱诸侯王的实力。此外，景帝（中元）二年，规范诸侯王、列侯的丧葬礼仪，根据诸侯王和列侯的规模与等级，皇帝选派不同级别中央官员去“吊禭祠，视丧事，因立嗣子”，并规定“穿复土，治坟无过百人毕事”[80]。从现有诸侯王墓外藏考古发现看，西汉中期以后诸侯王陵墓旁已很少见到设外藏的现象，而仅设内藏，[81]或许就是这一规定的结果。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之后，西汉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与政事”，甚至连丧葬之仪、立嗣之权也受到中央政府控制。
这一历史性政治格局的转变，表面上看是中央皇权战胜诸侯王的分裂势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专治皇权统治，本质是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地缘政治”挑战并战胜宗法制的“血缘政治”。我们注意到，汉景帝前元三年平定叛乱；中元二年，规范诸侯、列侯葬仪；中元四年起德阳庙；中元五年削多诸侯治民权，裁减其官员；中元六年改革中央官职，规范官员舆服制度。短短几年之间，一系列组合举措，似乎不是偶然的巧合，陵庙的设置应与诸侯王势力削弱和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尤其从对诸侯和列侯丧葬礼仪规范来看，二者应有一定的关联性或者说因果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陵庙设置是“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博弈的结果，是宣示专治政权代表——皇帝权威的需要，是“重时君”思想在汉景帝时期的表现形式，是强化中央集权这一政治理念在祭祖领域改革的具体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