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历史发展进程与陵庙产生
陵庙在汉景帝阳陵出现，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巨大变化始于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但是由于秦始皇的“急政”，致使秦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仅存的十几年“短命”王朝（前221～前207）。汉高祖刘邦推翻秦王朝，建立汉王朝，汉王朝最高统治集团面临的是如何使新生的帝国不再重蹈秦王朝迅速灭亡的覆辙。加强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统治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第一重要的政治任务。而刚刚建立的汉王朝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为了拉拢势力，他“大封同姓”。高祖去世，吕后时期的外戚专权，几乎导致江山易主。汉文帝即位，虽然外戚势力被严重打击，但是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斗争却越演越烈，直至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公元前156年登基，公元前154年正月又发生了西汉早期最为严重的“吴楚七国叛乱”，强化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成为当务之急。进一步突出帝陵建设，藉此传达中央权威，成为汉景帝阳陵规制变化的重要历史原因。在汉景帝阳陵布局形制的重大变化中，“预作寿陵”与帝国时代“前夜”——战国时代晚期秦咸阳城出现的宗庙从以前在宫城之中，改变为在宫城甚至都城之外。西汉早期汉长安城之中的皇室宗庙亦在宫城（未央宫）之外，这显然昭示的是帝国时代“地缘政治”的“上升”与“血缘政治”的“下降”。汉景帝为了强化“皇权”，将生者为“逝者”修建“宗庙”于宫城之外，改变为“预作陵庙（宫）”，强化“庙”与“陵”之“一体”，从而凸显“皇权”的至高无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阳陵陵庙的建筑形制若先秦之“明堂”。
汉景帝开启的陵庙之设，实际上是战国时代以来，通过王陵“大作丘垄”显示王权的至高无上，如《礼记·礼器》记载：“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与西汉帝陵置陵庙具有相近政治意义的是，战国秦汉兴起的帝王陵墓设置陵邑。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31年，设置“丽邑”。[39]“丽邑”即“丽山”（秦始皇陵）之陵邑，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徙三万家丽邑”。[40]《后汉书·东平宪王仓传》记载：“园邑之兴，始自疆秦。”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战国时代开始，帝王陵墓越来越被国家重视，当时国家统治者也力图通过陵墓展现其重要性、权威性，给社会以作为当时“国家化身”的帝王陵墓，突出国家至上，西汉帝陵从陵邑设置与“徙民”、小陵园与大陵园出现、汉景帝阳陵陵庙的“首创”等，正是中央集权思想强化的反映。
注 释：
[1] 如《后汉书》卷46《陈忠传》记载：“河闲托叔父之属，清河有陵庙之尊。”《南史·谢裕传》记载：“安泰以令史职拜谒陵庙。”《水经注》载：安徽亳州“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刘毅：《中国古代物证文化史·陵墓》，开明出版社，2016年，第269页。
[2]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宫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13页。
[5] 王学荣、杜金鹏等：《偃师商城发掘商代早期祭祀遗址》，《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第一版。
[6] 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近年考古工作要览——纪念偃师商城发现20周年》，《偃师商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
[7] 周原考古队:《陕西省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
[8] 徐良高、王巍:《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
[9]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10] 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第2期。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武库》，文物出版社，2005年。
[13]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名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二世皇帝元年，……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
[14]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15]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页。
[16] 刘庆柱辑注：《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17]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62页。
[18] 《汉书》卷43《叔孙通传》。
[19] 《长安志》卷10。
[20] 《汉书》卷5《景帝纪》“德阳宫”之臣瓒注：德阳宫“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西京故事》云景帝庙为德阳。”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22]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2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2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25] 《汉书》卷43《叔孙通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9～2130页。
[26]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8～10页。
[27] 《汉书》卷73《韦玄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5页。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
[29] 《汉书》卷12《平帝纪》：元始三年夏“立官稷及学官。”
[30]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32] 《汉书》卷43《叔孙通传》，中华书局，1962年。
[33] 《汉书》卷4《文帝纪》（第121页）如淳注：“景帝庙号德阳，武帝庙号龙渊，昭帝庙号徘徊，宣帝庙号乐游、元帝庙号长寿，成帝庙号阳池。”《汉书》卷6《武帝纪》载：元光三年“河水决濮阳，汜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载：“武帝庙，号龙渊宫，今长安西茂陵东有其处，作铜飞龙，故以冠名。”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记载：“位于茂陵东南部‘瓦渣沟’遗址附近，曾出土了四神空心砖、青玉铺首、谷纹琉璃璧和‘与民世世·天地相方·永安中正’文字瓦当等遗物。尤其是四神空心砖，在阳陵的罗经石遗址和独立的陵庙遗址中都有发现，其所处的位置同阳陵罗经石遗址大体相似，都位于帝陵的东南，据此推测，瓦渣沟遗址有可能就是茂陵的陵庙——龙渊宫。”关于汉昭帝“徘徊庙”地望，《水经注·渭水》载：“故渠又东迳姜原北，渠北有汉昭帝陵，东南去长安七十里。又东迳平陵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广利也。’故渠之南有窦氏泉，北有徘徊庙。”据咸阳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报道：“徘徊庙旧址可能在今咸阳市秦都区马泉镇肖家堡村，肖家堡村位于平陵故城正南，村西魏家泉村有一泉，现已干涸。村北的二道塬南边发现一汉代夯土建筑遗址。夯土范围南北长60、东西宽56米。中心区为一高3米的夯土台，其中发现大量汉代筒瓦和板瓦残片，还有“长生无极”瓦当、方格纹铺地方砖和凤纹空心砖残块等。根据史书的记载和肖家堡遗址的地理位置推测，这可能就是昭帝的徘徊庙。”（《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至于汉宣帝杜陵、汉成帝延陵陵庙，前已述及。
[34] 顾炎武：《日知录》卷15“墓祭”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63页。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5、106页。
[3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图版113：杜陵东北八号遗址出土的龙凤纹空心砖。
[38] 陕西考古研究院：《汉成帝延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
[39]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十六年（前231）“秦置丽邑”。
[40]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