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征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形式
汉高祖、汉光武帝皆出身民间，虽了解民众疾苦，但治国理政之术仍较缺乏。汉初战乱创伤严重，各地反叛势力又蠢蠢欲动，国家形势并不乐观。在此情况下，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稳定社会经济秩序。面对各地反叛势力，也都派遣兵力平叛，但当势力强大的反叛力量威胁统治时，皇帝必须做出亲征的决定。在和平稳定的形势下，要将武力征服的危害降到最低，这考验到统治者的政治智慧。汉初，陈豨曾与韩信互相约定，一旦对方遇险，则互为响应。刘邦亲征陈豨时，韩信告病并未随从，疑似有所响应。吕后知晓后，果断联合萧何等人用计杀害了韩信，为刘邦解除了后顾之忧。刘邦来到邯郸了解情况，“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当知道陈豨的部将大都是商人出身时，大概就已经想出了应对之策，“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者”[13]，用金钱等物质手段招降叛军，及时安抚未叛乱人员。“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刘邦征集天下兵马，但尚未有人驰援，因此只能依靠当地民众。于是令人从赵地选取四人为千户，稳定人心。亲征虽遇到问题，但刘邦善于审时度势、分化瓦解、笼络人心，这为其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汉光武帝刘秀亲征时运用的分化劝降之术更为成功。隗嚣长期割据西北，降刘秀后助其攻蜀，之后又改降公孙述，二者结盟共同攻汉。西北西南的割据形势直接威胁汉室江山。刘秀多次派兵攻打均未成功。建武八年（32），刘秀亲自率兵来到前线指导战事，施展劝降之术，使得隗嚣部将牛邯在瓦亭关倒戈，这为汉室创造了绝佳机会，扭转了战局。分化劝降是常用的战法，但按事决策更为考验。邓奉与刘秀为姻亲，又有保护阴丽华之功，但因为吴汉纵容士卒劫掠而举兵击之，后与其他反叛势力结盟。刘秀多次派遣将领攻而不得，在平定赤眉起义军后，决定亲征邓奉，最终在多位大将的配合下，邓奉联军终于落败而降。在处理邓奉的问题上，诸将意见不一。刘秀认为邓奉反叛有因，且曾经保护过阴丽华，决定赦免其罪过。但诸将认为“邓奉背恩反逆，暴师经年，致贾复伤痍，朱祐见获。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亲在行陈，兵败乃降。若不诛奉，无以惩恶”[14]。邓奉在吴汉纵兵问题上并无过错，但之后联合其他势力对抗朝廷，让稳定的局势顿时紧张，长达一年的叛乱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极大消耗了社会资源，触动了新生王朝的根基，出于国家大义，邓奉必须受到应有制裁，光武帝最终听取诸将建议，杀掉了邓奉。从对邓奉的态度变化上，可以看出刘秀相对仁义的一面，但作为皇帝又必须赏罚分明，做出理性抉择。刘秀在亲征途中遇到的问题都得到巧妙化解，反映其在治国理政、赏罚分明上愈加成熟，帝王术也不断增强。
综上，汉朝皇帝的亲征主要集中在汉高祖、汉武帝和汉光武帝时期。受具体形势、社会风气及个人意志的影响，亲征呈现出了不同特点。汉高祖即位后，按既定形势分封异姓诸侯王，待站稳脚跟，便逐个平定桀骜不驯的异姓诸侯王势力，分封同姓诸侯王，以保汉室江山稳固。汉光武帝即位后，主要依靠身边将领平定各地割据势力，并在完成大一统任务后“退功臣进文吏”，吸取汉高祖赶杀功臣的教训，运用政治联姻、高位厚禄等方式保全将领功臣，虽都是完成大一统任务，但亲征具体对象、时代特点及统治风格不一样，最终政治影响也就会有差异。汉武帝在武力征服的前提下，直达匈奴进行了政治示威，这些都是稳固皇权、巩固统治的必要手段。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背景，使得亲征结果难以预料，但正是开国君臣的共同合力，为汉王朝创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汉朝亲征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实践形式，汉高祖和汉光武帝皆出身民间，虽了解民间疾苦，但二人都未有过帝王术的训练，也缺乏治国理政、平衡政局的相关能力，因此只能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强化治国本领。而从确定亲征开始，安排留守之人、选兵择将、率军作战等方面都考验着帝王的驾驭能力，一招不慎，统治基础将受到威胁，这是帝王锻炼处理错综复杂事件的机会。随着政治统治的稳固，汉王朝的继任者接受了系统的帝王术训练，虽未曾有亲征的实践，但在平衡政局、协调人员等方面都有了一定进步，统治者不用事必躬亲，在选任官员、调兵遣将等政事方面任人唯贤、明察秋毫，就可以实现垂拱而治。随着后世政治体制不断成熟，加上安全风险的防控，亲征便会难以继续。虽如此，不论从战略战术还是思想方略等方面，汉朝皇帝的亲征都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统治经验，值得深思。
注 释：
[1] 薛正昌：《刘秀高平亲征与扫除西北割据》，《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靳宝：《燕王臧荼与汉初政局》，《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
[2] [汉]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77页。
[3] [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18《亲征》，中华书局，1955年，第164页。
[4] [汉]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第478页。
[5] [汉]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89页。
[6] 王子今：《秦汉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463～464页。
[7] [汉]司马迁：《史记》卷53《萧何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2450页。
[8] [汉]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第484页。
[9] [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3499页。
[10] [汉]司马迁：《史记》卷89《张耳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3134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第542页。
[12] 王子今：《秦汉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78页。
[13] [汉]班固：《汉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68页。
[14]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17《岑彭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