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御府”的根据
景帝陵椁坑出土多枚“府”印，如K16的“府印”“左府之印”“右府”铜印，K18的“府印”“西府”铜印，K19的“徒府”铜印，K21的“山府”铜印3枚。另外，还有“仓”（K14）、“仓印”（K15）、“甘泉仓印”（K15）等铜印。这些“府”应该是“府库”，即藏储“宝藏货贿之处”（《礼记·曲礼下》注）。“府”，既是管理机构也是总库的称谓；“库”则是藏储物资的屋室，或可按其内容另有专设。“府”和“库”二者，前为大后为小，以大管小，故而“府库”连称。秦咸阳有“宫室府库”，当刘邦进入这座帝国首都时，即给予封存（《史记·秦始皇本纪》）。“御”是对皇帝及其用品的敬称，如“御用”“御旨”“御赐”等词语。那么，阳陵诸府既然近在帝侧，所以属于“御府”当无疑义。
汉长安城内秦遗址出土有“御府之印”“御府丞印”“御府工室”等封泥，这就为景帝陵四周椁坑的定性找到了根据。[6]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御府”是“少府”的属官。师古注：“御府主天子衣服也。”公子高面对秦二世逼杀时，上书中就有“御府之衣，臣得赐之”的哀怜之词（《史记·李斯列传》）。但是，当秦使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时，接到有人送的玉璧，回到咸阳，“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壁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这里的“御府”肯定是由宦官担任的令丞来鉴定的，由此可见御府所藏不仅是“天子衣服”，应该还有皇帝的金钱、财宝、车马、饮食等等。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两乘驷马铜车，就应是御府中所藏的“副车”。[7]
但是，说汉景帝陵墓周边椁坑是“御府坑”，能否被歉疑者所接受，还得结合外藏系统的材料作为支撑来加以说明。
1.具有“婢妾之藏”与“厨、厩之属”的特点
在阳陵园之内，对着帝后墓冢，四向地分布着很多椁坑。在景帝陵冢周围钻探出86座，王皇后陵墓四周探出39座，陪葬墓“栗姬冢”附近的也有75座小型椁坑。[8]
另外，在阳陵陵园内，同陵冢隔着相当的距离，分布着两组椁坑，被称作“南区从葬坑”和“西区从葬坑”。这两处坑群各有24座长条形椁坑，作对称旋转（90度）直对陵园中心“陕西省汉陵考古”“南区从葬”选点，在15座坑上作了发掘或部分试掘。[9]“车骑将军”金印的出土，使我们有理由确定它处在外藏系统的第三个层次，具有“南军”的属性。[10]
景帝陵四周的椁坑同陵城外南区从葬坑比较，在构筑上基本一致，并没有更多的特殊之处。但从葬内容则有了较大的区别。南区从葬坑是军队，同秦始皇陵园外有兵马俑坑的情况完全一致。而陵周椁坑的内容，从目前探测的情况看，只能得到笼统印象，包括着士兵俑（骑兵和步兵）、侍女俑、动物俑（狗、羊、猪）和各种器物（陶、铜、漆、兵、车马器等）。这同始皇陵园内城内外的诸多从葬坑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若从组合关系上分析，汉景帝陵侧椁坑的士兵俑和侍女俑，多是随从或守护乘车的。而大量的动物俑则是成群分布的，而且还有原大车马与缩小比例的陶俑混在一起，有着“不同调”的矛盾现象。这显然具有“婢妾之藏”“厨、厩之属”的特点，并非是对汉中央九卿衙署的模拟。
2.印章、封泥均指向皇室储藏库的性质，也是汉中央九卿中有关部门钤收的最好证明
封泥是对封缄之物加盖印章而形成的印记物，处在简牍文书、进贡物品的包装之外，目的是防止泄密，以备检核之用。其封缄地应该分两种，一是远地郡国或三辅地区的进贡，钤封地在当地，如“甘泉仓印”；二是中央政府派出官员的采集，钤封后入于御府。那么，景帝陵四周椁坑（尽管是一部分）中的封泥印文，显示的当然是在京都。但如果把很多“仓”“府”的印文套入九卿府，却有失偏颇。
“少府”掌全国的“山海池泽之税”，是皇帝物资税收的大总管。其令丞的印章或封泥在阳陵并未出现，出现最高级别的印章是龟钮银印的“宗正之印”。“宗正”同“少府”，并列为汉中央九卿，但从“掌亲属”的职责看，常随伴在皇帝身边。其权力之大，就在于掌握着御府的物资。所以，“宗正”印的出土正显示着他的权威和职掌。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官”，也作“大官”，文献中往往写作“泰官”，是少府的属官，专管皇帝膳食和宫廷宴饮的。“太官令印”封泥4枚，全出土在第14号椁坑，这里既有猪、狗、鸡等动物俑，还有活体动物骨骼；“大官之印”和“大官丞印”铜印则出土在有大量男女陶俑、粮食和兽骨的第16号椁坑。那么，同数量巨大的肉食、粮食相处，不正是经过钤收而从事庖厨、供奉君上之饮食的佐证么？
至于“东织令印”封泥、“东织寝官”铜印（出自K21），同样是御府钤收的实证，并不表示这里就是少府属官“东织”或“西织”的“官署”。而有意思的是：“宦者丞印”（K17）、“永巷丞印”（K18）和“永巷厨印”（K18）等铜印都与为数不少的宦官俑、白粉彩女俑同坑。这显然是同侍奉皇帝有关，当然不是为宦官设立的衙署。
综前所考，可以看出诸多椁坑中的家畜、家禽、粮食、肉食、丝织品、车马都是些经过中央有关机构的检验、钤封而入藏“御府”的供给品。那么，出土铜印章和封泥的椁坑应不是中央的某一机关。否则，在九卿的“宗正府”“少府”及其属官的官署里蓄养那么多数量惊人的山羊、绵羊、猪、母猪、小猪、鸡，还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和肉食品，都是不好解释的。在南越王赵眜墓里，作为“王府”也有着同样的例子，即对入宫和进献的食品，包括南越国内郡守赙送的器物，都是要经过太官的检验而封缄的，[11]并不代表在王府中还设立有“太官署”。
3.西汉前期，九卿府中不会有宦者及其管理机构
秦始皇曾使宦官入朝进入政治中枢，像赵高担任中车府令就是一例。他以后竟左右朝政，爬上丞相的位子。但在西汉前期，宦官的活动主要还是围绕着皇帝转，侍奉帝、后及其家属的生活起居。如高祖病卧枕一“宦者”，吕后之于张释，文帝之于赵谈、北宫伯子。但景帝的作风更为谨慎，不但警惕外戚干政，而且也防母后干政。像在立嗣时，主管接待宾客的大行令请立太子刘荣母栗姬为皇后时，曾遭到严厉的斥责：“这是你该说的话吗？”并把他交给有司查办越权陈情的问题。结果，大行一帮人被中尉郅都砍掉了脑袋。
汉初，既然是功臣官僚集团构成国家权力的主导，作为刑余之人的宦官受到鄙夷，其社会地位是很低的。这种人事局面在景帝时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在南区从葬坑中没有宦者俑的出现，而景帝陵侧椁坑中的宦者俑同面目姣好的女俑处在一坑中，加之有“永巷”“府印”铜印出现，这正是“典官婢侍使”（《后汉书·百官》）的写照。至于见有“宦者丞印”“永巷丞印”，只能说是宦者受“丞”管理。因此可知，宦者及其管理机构只能设在接近帝后的宫廷内，绝不会在九卿府中出现。那么，“御府坑”中有宦者及丞印就不足为怪。
退言之，如把景帝陵四周的“御府坑”当做中央九卿机关的所在，那王皇陵墓及嫔妃墓四周的椁坑又该何解？况且汉中央九卿及其属官虽有易名的现象，但性质与职掌未有大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