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朐侯埶”和金印问题的重新认识
徐州市区西北部有一座历史名山九里山，最高海拔134米，面积百余公顷，因东西长九里而得名。簸箕山是九里山的一个山峰，海拔86.9米，为石灰岩山体，石质较好，墓室在小山顶部（图一），呈竖井形式向下开凿，墓圹长3.6、宽2.6、深8.1米，竖穴墓道共用9层封石封填，封石大小及每层数量不一，排列紧密，中间填以红黏土夯实，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图二、1）。墓室位于竖穴底部，长3.5、宽2.4米，地面铺碎石子，根据朽木痕迹判断，葬具似为套合的一棺一椁，安葬墓主1人，随葬品放置在棺内及棺椁间西侧、北侧的边厢、足厢中，共计发掘出土陶器、铜铁器、金银器、玉石器和骨器等随葬器物100件（组）（图二、2）。其中出土的“宛朐侯埶”金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龟钮金印，金带扣、人物画像镜内容丰富、工艺精湛，均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图一 刘埶墓位置示意图
图二 刘埶墓平、剖面图
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的“宛朐侯埶”金印，印面呈正方形，印文是阴文篆书，印通高2.1厘米，边长2.3厘米，重127克（图三），目前是徐州千余座汉墓中出土的唯一金印，也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时代最早的龟钮金印，无疑是该墓中最有价值的随葬物品，但是它的价值不在于印章用黄金制作，而在于刻在印章上的“宛朐侯埶”这四个字，它确切地告诉我们墓主的名字为“埶”，并曾被封为“宛朐侯”。查诸文献，《史记》《汉书》均有相关记载，宛朐侯埶是西汉第一代楚元王刘交之子，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侄子，参加“七国之乱”的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叔父，他一生的“重要事迹”是封侯宛朐和参与谋反。由于楚元王刘交在汉初的地位和影响力，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即位后，封其子刘埶为宛朐侯，《汉书·楚元王列传》记载：“文帝尊崇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埶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4]但是小小的宛朐侯根本满足不了刘埶的胃口，他想当更大的王，像他父亲刘交那样，于是在汉景帝三年，当吴楚等七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旗号谋反时，刘埶也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活动，但是尚未能叱咤风云，西进途中被梁国军队阻挡于坚固的睢阳城下，同时汉景帝派周亚夫为太尉，阻断吴楚粮道，大破吴楚联军，三个月平复“七国之乱”，吴王刘濞败逃东越，身首异地，楚王刘戊等人也先后自杀。对于刘埶的最后结局，史书相关记载有四条：
《汉书·景帝纪》：“楚元王子埶等与濞等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污宗室。”[5]
《汉书·王子侯表》：“宛朐侯埶，楚元王子，四月己巳封，三年，反，诛。”[6]
《史记·孝景本纪》：“三年正月己巳，赦天下。……六月乙亥，赦亡军及楚元王子埶等与谋反者。”[7]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宛朐，楚元王子，侯。元年四月己巳。三年，侯埶反，国除。”[8]
以上记载表明，刘埶谋反的结局有除籍、诛杀、赦免和国除等四种说法。宛朐侯之后没有嗣封，国除应没有疑义，究竟其是否被除籍、诛杀或赦免，由于文献记载不一，学界则有不同看法，刘埶墓的发掘使我们有进一步明确认识。首先墓葬居于簸箕山顶部，位置十分尊崇，但墓室规模缩小，竖穴北壁距墓底2米处有一水平凹槽，表明准备进一步开凿洞室，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放弃，而是把竖穴底部作为放置棺室的墓室，并开凿东西两个小龛放置器物。停止修筑墓葬原因很多，直接原因是墓主的死亡，即使墓主是不受处罚的谋反者，如果死亡，其墓葬的修筑也必须停工，而墓主死亡原因很多，病死、诛杀都有可能，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是谋反的处罚。西汉列侯的丧葬制度较为复杂，墓葬封土高度是其身份级别的重要标识，《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汉律》：‘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及庶人各有差。’”徐州地区汉墓开凿在小山的顶部，并堆筑封土，封土周边有石砌墓垣，就封土而言，低于规定的四丈，但是如果把山体计算在内，又远远高于四丈，因此《汉律》规定的“列侯坟高四丈”对徐州地区列侯墓葬制度研究无任何意义，也不能从封土高低判定是否被处罚。其次，与同级别墓葬比较，刘埶墓出土的随葬品数量偏少，档次偏低，没有使用敛葬玉器，诚然是降低规格，但是放在“七国之乱”之后的历史环境下，由于战争的破坏，当时确实也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制作敛葬玉衣，徐州地区同期发现的翠屏山汉墓[9]、土山寺汉墓[10]，这些墓主均为刘氏家族家族成员，其墓主并没有谋反，但是普遍不使用敛葬玉器，刘埶墓虽然未见玉衣（玉面罩）、玉琀、玉握、玉塞以及玉枕等敛葬玉器，但也不乏具有重要价值的精品，金印、金带扣和精美的人物画像镜还是能够代表其列侯身份，不能因此认定是对谋反的处罚。以上分析表明，景帝对刘埶确实采取了怀柔政策，下诏赦免了刘埶等人，刘埶仅被国除而没有被诛杀，并在其死后，葬入其原来修筑的墓室，从墓中出土金印来看，应是保留了宗室身份，只是葬礼的规格略有降低，梁勇先生结合文献考证也推测：“刘埶自杀或忧郁而死的可能性较大。”[11]
图三 “宛朐侯埶”金印
汉印发现数量较多，一般有实用印和明器印两种，对于这枚印章的性质，当前多数学者认为，该印将所封宛朐侯国名和刘埶之名合铸，应是专门铸制的随葬明器，[12]但是笔者不以为然。《汉旧仪》云：“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列侯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千石至二百石，皆铜印，鼻钮，文曰印。”“宛朐侯埶”印纽作龟形，用黄金制作，印制规格符合列侯身份的实用印章。实用印常规有官印和私印两种，“宛朐侯埶”印文同时含有侯名和人名，在出土汉代玺印中并非没有，如“汾阴侯昌”“关内侯毛晏印”等，另外，职官名加人名的印章也有不少发现，赵平安先生曾收集“河间私长朱宏”“屯田校尉史守之印”“司徒中士张尚”“五大夫弘”“婕妤妾娋”等20余枚，并指出官名加私名的印，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殉葬印对待，则是有失偏颇的，应为实用的自制私印。[13]况且专门为殉葬而制作的明器印，俗称“急就章”，特征是字迹潦草，刻画草率，材质低下，以滑石、玛瑙甚至木头为主，而这枚印章用黄金材质，尺寸长宽均2.3厘米，制作精美，笔画力道均匀，结体端正，龟钮经过打磨，印文剔地平滑，没有一点毛刺，从印制和印文来看更多具有实用特征，与所谓明器印相去甚远。另外刘埶去世之时，如果已经明确被削夺侯位，在七国之乱背景之下，何人敢于逾越礼制，安排制作这样一枚印章，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刘埶生前一枚实用的私人印章。已有学者根据汉代有用私印代行公事的惯例，也认为其是实用印章，并指出或许是汉代诸侯王特别是刘姓诸侯王私印的某一特点。[14]“宛朐侯埶”用黄金制作，刻上个人爵位和名字，强调个人信息，彰显个人政治身份，恰恰是刘埶此人生前性格张扬的体现，因此在刘交诸子之中首先响应刘戊叛乱也并不意外。
至于刘埶死后将这枚实用印章随葬，个中意味耐人咀嚼，这与发现于海昏侯墓的“大刘记印”龟钮玉印，两者有可比性和共同之处，也是既非官印又非私印，曾引起学界和坊间的多种猜测。信立祥先生指出：实际上这枚奇怪的玉印，正是刘贺被废后，囚禁于昌邑王故宫的十一年间，非王非侯非庶民尴尬身份的真实写照。[15]“宛朐侯埶”也是如此，这样一枚不伦不类的印章，无非是内心纠结的刘埶想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列侯，它如同海昏侯墓出土的“大刘记印”一样，表达一个身败名裂的列侯的悲哀念想。
“宛朐侯埶”印章的出土，墓主身份清晰明确，这对西汉列侯制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西汉列侯可分为三种，即功臣侯、外戚恩泽侯、王子侯，汉初列侯多居住于长安，文帝二、三年两次诏令列侯就国，文帝二年诏曰：“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16]刘埶被封为宛朐侯（宛朐又作冤句，汉初属梁国，景帝时划入济阴郡，故城在今天的山东菏泽市西南），但其居于楚都彭城，死后葬于城北的簸箕山。刘埶墓的发掘表明，同居住在长安的其他列侯一样，一些受封的王子侯居于诸侯王国，享有封国的食邑，但不像诸侯王那样必须葬于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