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第二届）暨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建院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会议纪要
9月26日至28日，由陕西省文物局指导，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汉阳陵与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第二届）暨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建院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在西安曲江宾馆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全国十一省市三十四家单位的近百位嘉宾、学者参会交流。
26日上午，陕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贾强，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院长李举纲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贾强介绍了陕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特色和文博事业实践成果，强调汉阳陵要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白云翔从考古学理论与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角度，分析了汉阳陵作为帝陵遗址的考古学意义，并强调汉代陵墓研究须继续加强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的着力。李举纲回顾了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二十年砥砺奋进的创业、发展历程，指出汉阳陵的建设离不开文博界同仁的关注、支持和助力。
开幕式之后的主旨发言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翔宇三位研究员，及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副院长刘宇生副研究员就“汉阳陵与汉文化”会议主题先后发言。
刘庆柱阐述了汉代陵园“崇方”“居中”的设计理念以及体现血缘关系的中国古代宗庙位置变动，分析了景帝时期政治格局在阳陵形制布局中的体现。焦南峰回顾了汉阳陵考古发掘历程和研究成果，阐述阳陵物质遗存及其所反映的制度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张翔宇介绍了西安地区多座西汉高等级墓葬的发掘成果，初步推断年代和墓主身份，指出这些新材料的重要学科意义。刘宇生分析了新时代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良好态势，认为汉阳陵应当巩固先进理念、加强多领域合作，注重成果的转化利用和传播教育。
26日下午和27日全天，先后举办了六场学术研讨，分别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王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海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嬴主持，共有29位代表发言，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与祭祀
《从栎阳、阿房到长安——都城轴线的确立、消融与再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梳理了中国古代都城超长轴线格局的发展脉络，探讨其历史影响。《秦汉锺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探讨了秦汉时期重要中央官署——锺官的职能演变，并进一步介绍相关遗址的考古发现情况。《南扩秦都、置作汉陵是渭河三桥形成的最初动因》（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曹发展），辨析了秦汉渭河三桥的建造动因及其交通体系的形成过程，并阐释其区位条件的战略意义。《西汉时期雍郊祭天礼仪程规复原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根据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发现，初步还原了西汉时期雍郊祭天活动的复杂仪程。《汉广陵城形制的探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汪勃），据江苏扬州蜀岗古城遗址文化堆积还原汉广陵城形制，并深入探讨汉广陵城的历史沿革及重要经济地位。《西汉早期湘江上游地区城邑管理的考古学观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斌），以城址群考古调查与勘探成果还原西汉早期湘江上游地区的边疆防御体系，并根据相关墓葬发掘成果探讨了体系内的人口族属问题。
二、陵墓与观念
《到哪里去——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再分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卫星），梳理了秦陵铜车马的形制、材质、纹饰及与陵园遗迹的位置关系，推断铜车马为秦代丧葬观念中灵魂飞升所乘车舆。《汉承秦制的考古学观察——以秦汉帝王陵墓制度为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根据考古和文献材料指出秦汉帝王陵墓制度方面“汉承秦制”特点突出，并分析了这一系列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汉代帝陵陵寝建制探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崇文），通过详细辨析文献提出汉代陵墓“便殿”是安置“魂衣”的正式祭祀建筑这一全新认识，并梳理了汉代陵寝建筑的发展沿革与影响。《江村大墓考古新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永嬴），介绍了西安江村大墓、薄太后南陵两座西汉大墓的考古成果，指出整体勘探、重点发掘相结合是全面掌握汉代陵墓考古资料的重要方法。《“阳陵模式”的实践与探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曹龙），介绍了阳陵考古实践积累的“宏观部署与微观分析”工作模式，认为这一模式在田野考古、大遗址保护等综合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东汉帝陵南、北兆域的形成原因》（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梁云），辨析了东汉帝陵南、北两大陵区的选址原因，并探讨了历代皇帝入葬所遵循的宗族血缘关系原则。《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园考古发现与认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葛明宇），指出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拥有规划完整、布局有序、内涵丰富的陵园体系，认为其具有显著的西汉早期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应属于楚王刘戊。《海昏侯刘贺墓园五号墓初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仲立），指出海昏侯墓园五号墓墓主“刘充国”的确认明晰了墓园的祔葬区划，并探讨了了五号墓与刘贺墓之间下葬先后的礼制等问题。《海昏侯刘贺墓考古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介绍了海昏侯墓园考古发掘收获，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述，指出海昏侯墓在西汉列侯墓中的特殊性。《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相关问题再研究》（徐州博物馆刘照建），以年代清晰的宛朐侯刘埶墓为标杆，重新对狮子山、驮篮山两座徐州西汉大墓进行定位，提出楚王刘戊葬于驮篮山的新认识。《汉代石碑的考古学观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宠亮），梳理分析汉代石碑形制及其发展演变特点，并介绍了蜀地汉碑的地域特色。《徐州地区出土汉代玉璜研究》（徐州博物馆吴公勤），梳理徐州汉墓出土玉璜的形制特征，认为玉璜随葬彰显身份地位并反映“羽化升仙”理念。《真实与虚构：马王堆汉墓漆奁锥画图像的符号意涵》（湖南省博物馆聂菲），解读锥画所呈现的现实和虚构双重场景，指出这一创作迎合汉代贵族审美、满足了死者魂灵不灭的祈愿。《枝灯与钱树：考古所见汉代神仙观念的地域性表达》（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宋蓉），梳理青铜枝灯—陶枝灯—钱树这一系列文物的明器化、地方化发展演变，归纳明器枝灯—钱树体系所共有的“升仙”意涵。
三、手工业与文化交流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自铭器物度量衡数据测试分析》（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刘聪），通过对狮子山汉墓铭文器物度量衡进行数据测算，认为秦汉时期尺度、容积基本相符，基本符合“汉承秦制”的传统认知。《汉代空心砖画像的模印工具初探》（河南大学董睿），通过对汉砖图像与模印工具的考察，推断出汉代制陶工匠与模印工匠的各自分工。《贵州出土战国秦汉时期带钩的类型观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合荣），对贵州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带钩进行类型学与文化因素的分析，探究来自巴蜀、云南地区的文化影响及族群迁徙线索。《匈奴大型墓葬结构特征及其与中原的关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潘玲），将匈奴大型墓葬的文化内涵与中原地区墓葬风俗沿革进行对比，分析了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冲击与反应范式下汉代胡骑的文化意蕴及其历史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瑾），辨析了“胡骑”这一在不同语境下具有差别的族群文化概念，探讨了其所反映的族际交流与融合。《长沙五一广场简牍所见中外交流史料札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张朝阳），选取出土文献中一则早期胡人史料进行考证，认为东汉时期长沙地区有来自印度文化区的胡人社群。
四、其他
《墓葬视角下的西汉时期“宗法制”》（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尚元昕），通过墓葬材料分析了西汉时期不同阶层的家族内部管理制度，指出这一“家国同构”体系对稳定社会的重大意义。《从仰韶文化到汉简帛书的易学传统》（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黄懿陆），辨析了汉代简帛材料及相关古代图像中易学的数字卦—符号卦发展传统，推测仰韶文化“人面鱼纹”或为原始的数字易学。
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对本次研讨会做了高度评价，认为会议达到甚至超出了预期目标，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参会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覆盖面较广，年龄结构合理，体现出传、帮、带的良好局面，展示了秦汉考古研究的实力；第二，研讨范围广，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分析，有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也有民族史、艺术史的考察等等；第三，新资料和新成果的公布，新发现带动新研究，值得提倡；第四，研讨内容与会议主题契合度高，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28日，部分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西安江村大墓、薄太后南陵发掘现场和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