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门

从文献记载来看，汉广陵城有北门、东门，或无南门；东晋时期再次修城，刘宋时期开设了南门，一度成为芜城，萧梁用砖甃城。[2]扬州城遗址经考古发掘的城门遗址较多，其中蜀岗古城城圈上的北城墙东段[3]西部城门遗址[4]、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5]明确与汉广陵城相关，而在蜀岗古城的南城门[6]遗址、[7]西城门外[8]尚未发现汉代城门相关遗存。

南城门遗址的六期遗存中尚未发现与汉代城门相关的迹象，出土的瓦当亦均为南朝至晚唐时期的莲花纹瓦当，未见云纹、人面纹瓦当。结合文献记载推测，汉广陵城南城墙或经由此地，但此处在汉时尚无城门。

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的遗存可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遗存推定为汉代始建的城门，门道路面与门道口较小角石底部的高程接近；第二期遗存推测为东晋时期修建的城门，是在第一期之上的修缮，路面抬高，门道口放置有较大角石（底部接近小角石顶面），门道两边壁底部排叉柱础石保存完整。由于第一期遗存的门道及其边壁均被第二期遗存的叠压而未能发掘，因此其门道形制尚不明确，从门道宽度来看，推测其上或有梯形梁结构。

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的遗存可分为八期，其中第一期遗存可定性为不晚于汉代的木构水涵洞，第二期遗存为边壁有包砖墙的汉代门道，陆城门西侧在晚唐杨吴时期被南宋水关破坏的水窦或在汉代既有。门道边壁包砖墙虽然仅残存底部，然而仍可看出缺少承重结构，亦未见排叉柱式结构的痕迹，门道复原宽度为3或4.5米，因此推测该处的汉代陆城门顶部或为梯形梁结构。至于该座城门在六朝时期的形制，因缺乏资料而难以判定。

北城墙东段西侧豁口[9]、南城墙东段西侧豁口[10]基本在南北一线上，其中北城墙东段西侧豁口处的东西向城墙上，可见与城墙垂直的南宋时期的南北向砌砖遗迹，目前仅出土有莲花纹瓦当，而蜀岗古城东半部分在南宋修筑宝祐城之后既已废弃，因此若在之前的历史时期该处确实存在过城门，蠡测其内涵或与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的近似。南城墙东段西侧豁口位处南宋宝祐城以东，在其北侧稍偏东处发现有打破基槽（内填绳纹瓦片）的不晚于唐代的水井，井内填土，上、下层中出土有汉代的云纹瓦当、孙吴至东晋时期的人面纹瓦当，云纹瓦当应是后填入井内的，如该处确曾有过城门，推测其时代或在汉晋南朝时期。上述两处早在汉广陵城时期是否有城门，可否构成南北向轴线等问题尚待新的考古发掘来解明。

据《汉书》记载：“景帝三年（前154）十二月，吴二城门自倾，大船自覆。刘向以为近金沴木，木动也。先是，吴王濞以太子死于汉，称疾不朝，阴与楚王戊谋为逆乱。城犹国也，其一门名曰楚门，一门曰鱼门。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天戒若曰，与楚所谋，倾国覆家。吴王不寤，正月，与楚俱起兵，身死国亡。”[11]就《汉书·景十三王传》中的“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师古之注曰“治谓都之。刘濞所居也”，吴王濞亦起兵于广陵，江都国和吴王濞的国都均在广陵。[12]《越绝书·吴地》中不但有鱼门、楚门，还有“出平门，上郭地，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鱼浦，入大江，奏广陵”，明确说明“二城门自倾”之城与广陵城无关。[13]简言之，上述文献中的“楚门”和“鱼门”当与汉广陵城无关，汉广陵城的城门尚不知其名称。

吴王刘濞为高祖刘邦的堂侄，景帝刘启的堂叔，其子刘贤因与当时尚为太子的刘启起争执而死，故刘濞与景帝有旧怨，且于景帝三年（前154）正月起“七国之乱”，然不到三月即兵败，后被杀，其二子逃亡闽越，景帝“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14]“七国之乱”的平定代表地方诸侯王的势力被大幅削弱，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为武帝时期进一步加强集权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