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庙畤与五行学说

汉阳陵宗庙五方—五色—五行的修造理念绝非横空出世，其源头可以追溯甚远。秦设雍四畤，分别祭祀白帝、青帝、黄帝和赤帝，四季祭祀“各如其帝色”。

秦始皇并天下称皇帝，有五德之议：“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22]可以清晰看出五德—五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汉高祖补设北畤祠黑帝，为雍五畤，开始系统地祭祀五色帝。秦及汉初雍五畤的祭祀：“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23]

孝文帝十三年，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更汉为土德，随即改变历法服色，文郊见雍五畤。孝文帝十四年更改郊祀制度，“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24]渭阳五帝庙属国家规格最高的祭祀之一，其祭祀性质与雍地的郊祀相同。[25]汉文帝又立长门五帝坛。[26]《史记·封禅书》“数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27]表明汉景帝并未过多更改其父汉文帝所确立的祭祀制度，只作继承延续。武帝建元七年郊见雍五畤，后设汾阴后土祠，“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又立甘泉泰畤，以五帝配享泰一，祭品“五帝各如其色”[28]。以同色祭品供享五色帝，是自秦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官方的普遍做法。

尽管郊祀与宗庙祭祀不可一概而论，但郊祀五色帝无疑透露出五行学说被广泛应用于西汉官方国家祭祀，影响着所有“国之大事”，处于国家祭祀一环的宗庙祭祀很难摆脱这种影响。

西汉宗庙并不祭祀五色帝，但祭祀方式仍与五色、五行联系密切。汉高祖高庙、惠帝庙都在长安城中，文帝在长安城南修建顾成庙，“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29]。汉景帝修建德阳庙极有可能是继承汉文帝修顾成庙的举措。之后宗庙基本都置于陵墓附近，如《汉书·韦贤传》记载：“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旁立庙。”[30]《汉书·礼乐志》：“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31]《四时》和《五行》舞被广泛应用在西汉宗庙祭祀中，其中《五行》在秦的祭祀中也有应用。

可以看出西汉宗庙一脉相承，其建筑规格、祭祀方式没有颠覆性变化，《四时》与《五行》乐舞在宗庙祭祀中占据着尤其重要的地位。尽管乐舞早已失传，通过仅存的标题，我们或者尚可窥得一二真相。《礼记·月令》记载古代天子在十二个月里分别居住在东南西北四面的十二座“室”；《管子·幼官》载天子于不同季节饮相应井水，中央黄后之井、东方青后之井、南方赤后之井、西方白后之井、北方黑后之井；《吕氏春秋·十二纪》规范天子行为准则，与时气相适应：“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32]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四时与五色的对应关系非常明确，因此视《四时》舞为五行观念的外化表现未为不可，《五行》舞更是直接说明秦及西汉的宗庙祭祀中，五行观念的重要地位。甚至西汉宗庙的正方形格局、以四神空心砖强调四方的做法，都有可能是在五行观念指导下，为配合祭祀乐舞而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