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甘泉上林”官署具体职能探析
“甘泉上林”既为对“上林”的“复制”，二者性质内涵显然近似，唯所掌之地不同。至于它们具体负责什么事务，《史记·张释之列传》提到了禽兽簿册的管理，东汉上林苑令的主要职能也是“主禽兽”，可见应与动物资源的出入、养护密切相关；《说文解字》云：“苑，所以养禽兽也。”这也正是禁苑根本属性之所在，梳理文献可归纳出三条。
第一，输入禽兽。苑囿的原初形态是猎苑，表现为未经雕琢的自然山水，[43]故而野生动物也应是自然蕃息之状。但西汉出现了主动“取禽兽无数实其中”[44]的盛况，如成帝命右扶风发民入秦岭，广搜禽兽纵于长杨宫射熊馆以供擒斗；[45]茂陵富人袁广汉因罪伏辜，私园中不可胜计的奇兽珍禽皆没入上林苑。[46]又如远方之输，“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47]，且在对匈奴、西域战争中夺取来的“骡驴骆驼”之属很可能也被送入禁苑。[48]东汉班固《西都赋》追述上林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虽难免文学夸张，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林苑广纳各方禽兽的历史事实。上述引文并未提到“上林”“甘泉上林”一类的禁苑有司是否会自行从外界搜求动物，但不论动物从何而来，交接时必定由它们经手登记，是为输入禽兽之责。
第二，动物养殖。西汉禁苑内除“散养”以供射猎者外，还有主动养殖的禽兽。文献记载上林苑中有著名的“虎圈”，饲养以虎为代表的各种猛兽以供观赏、斗技；[49]《张释之传》言文帝登圈观虎，《汉书·外戚传》更是叙述了元帝在虎圈观看斗兽时熊攀槛而出、冯婕妤（即日后的冯昭仪）只身当熊的精彩故事。除此之外，《汉旧仪》云武帝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千”在上林苑养鹿，《汉书·卜式传》载武帝“有羊在上林苑中”而命卜式牧之，说明西汉禁苑颇有“野生动物园”的意味。动物的日常养殖不可能与簿册各自为政，故而也应当是“上林”“甘泉上林”官署的职责。上述养鹿的奴婢所归属之“官”，显然亦为“上林”。
第三，资源供给。《汉旧仪》载上林苑动物资源的归宿有“尝祭祠祀”“宾客用”“给太官”等，即成为祭品或宫宴菜肴；扬雄《羽猎赋》亦言“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体现了禁苑归属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50]皇室的专属经济属性。此外，《史记·平准书》载武帝曾用禁苑内白鹿之皮造“皮币”为钱，说明禁苑动物还可用于更为宽广的经济开发。无论何种取用渠道，动物一旦从禁苑输出则必然经过有司之簿册，要经审核才能放行。此外，东汉太官所给御膳中的肉食，至少部分是来自上林苑令主动捕捉供应的禽兽，[51]西汉可能也有此职司。
西汉上囿禁苑的内涵自然不止飞禽走兽，以“上林”“甘泉”为名的官署很容易让人想到禁苑整体的丰满形象。但综观西汉职官，“十池监”掌管上林苑的关键组成部分——以昆明池为代表的各大池沼，诸池、宫馆游观事务由“钩盾”负责，射禽这类重点活动由“左弋”专门提供用具，[52]苑囿的另一主要元素——植物自有“禁圃”照料，水衡都尉下的诸多经济职能官署更是不必多说。此一系列官署全部与“上林”“甘泉上林”平起平坐，说明“上林”“甘泉上林”的职权范围基本上仅限于苑囿本体（甚至不含诸池）。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了西汉职官体系之成熟，各项权责尽皆具体而微。
下设员吏的职能方面，“上林”“甘泉上林”有令（长）、丞为正副署长，《百官表》《张释之传》还载有上林尉，系维持正常秩序的武将，此种建制与汉县的令、丞、尉相仿。不过上林苑垣门不是上林尉的职任，自有武帝所置八校尉之一的步兵校尉屯戍，[53]体现了武帝对帝都本体防务的特殊关照，“甘泉上林”则未见有尉的记载。另外，《张释之传》中以熟知禽兽簿得到文帝赏识者职务为虎圈啬夫，说明“上林”有负责具体事务的低秩员吏——啬夫，且依秦汉“官啬夫”名目繁多、职司广泛[54]的特点来看，定非仅此一种。秦简文书有载：“禁苑啬夫、吏数循行，垣有坏决兽道出，及见兽出在外，亟告县。”[55]表明禁苑动物的日常管理在秦代已有啬夫承担，汉代应相去不远。
值得补充的是，汉武帝茂陵陵区一外藏坑内曾出土一组自名为“铫”的盆钵形铭文铜器，为武帝元封三年正月庚子诏赐水衡都尉之物，其中两件的铭文以完整的“上林乘舆”“甘泉上林乘舆”字样开头，[56]根据本文思路此乃官署名称。乘舆即帝王车驾，在古代职官志书中屡见不鲜，由此可见“上林”“甘泉上林”之下有专门负责皇帝出游乘舆的员吏，不知是否属于啬夫之伦。由此可见，以禁苑为名的“上林”“甘泉上林”不只管理动物，也涉及游田活动的日常保障。
《百官表》云“上林”共有八丞十二尉，“甘泉上林”丞数减半，如此人众在西汉诸官之间毫不逊色，呈现出广大与复杂的特点，定然还有更多责任事务湮没在了历史当中，有待新材料予以渐次说明。
综上所述，西汉禁苑行政官署主要有“上林”和“甘泉上林”，分别主掌京辅地区主要禁苑——上林苑、甘泉苑，职能相近，管理禽兽簿册、动物资源出入与养护，及皇帝游田的一些日常保障等。因长安与甘泉宫各为城池，上林苑与甘泉苑亦各自附属，作为特殊宫城起居官的甘泉苑行政官署便“复制”了长安上林的名称及权责，成为西汉特定时代背景与都城制度下独具特色的职官现象之一。
注 释：
[1] 雒忠如：《西安西郊发现汉代建筑遗址》，《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2] 张文玲：《茂陵出土的文字瓦当浅谈》，《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3] 陕西文保中心兆伦铸钱遗址调查组：《陕西户县兆伦汉代铸钱遗址调查报告》，《文博》1998年第3期。
[4] 刘合心：《长杨宫遗址出土的秦汉文物》，《文博》2004年第3期。
[5]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
[6] 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65页。
[7] 曾庸：《西汉宫殿、官署的瓦当》，《考古》1959年第12期。
[8] 荣文库：《汉代中央铜器生产工官机构考释》，《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于璐、张默涵：《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汉上林苑铜器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8期。
[9] 汉阳陵博物馆：《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92页。
[10] 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
[11] 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12] [清]孙星衍辑：《汉官》，周天游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9月。
[13] 《后汉书·百官志》“上林苑令”条章怀太子注。
[14] 《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条颜师古注。同时两汉制度相承，《后汉书·百官志》有载钩盾职能。
[15] 《后汉书·百官志》。
[16] 张天恩：《“禁圃”瓦当及禁圃有关的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17] 党顺民、吴镇烽：《上林三官铸钱官署新解》，《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18] 同上。
[19]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齐鲁书社，1984年，第212页。
[20] 《汉书·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条如淳注，有御羞“出御物可进”的推测。
[21]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齐鲁书社，1984年，第214页。
[22] [清]冯云鹏、[清]冯云鹓《金石索》，卷十二《瓦甎之属》，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
[23] 郑洪春、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调查》，《人文杂志》1980年第1期；肖健一、胡松梅、王谦、岳明：《陕西咸阳秦汉甘泉宫遗址调查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5年12月18日第008版。
[24] 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卷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林剑鸣：《汉甘泉宫文字瓦当考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25] 鼎湖延寿宫遗址在今白鹿原下的蓝田县焦岱镇。曹永斌：《蓝田县焦岱镇出土的一批汉代瓦当》，《文博》1987年第5期。
[26] 曲江池一带即秦汉宜春苑，《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颜师古注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东南隅曲池是。”更南，今长安区王曲一带有唐代名胜“御宿川”，亦即汉御宿苑之所在。辛玉璞：《御宿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27] 细柳营在今咸阳市秦都区西南两寺渡，凌然：《也谈细柳营的地理位置》，《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黄山宫遗址在今兴平县东南侯村，孙铁山：《西汉黄山宫考》，《文博》1999年第1期。
[28] 长杨、五柞皆在今周至，王李娜：《长杨、五柞宫考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29] 《三辅黄图》云扶荔宫在上林苑中，但考古发现实际情况为“夏阳扶荔宫”。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韩城芝川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考古》1961年第3期。
[30] 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年第11期。
[31] 王社教：《西汉上林苑的范围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
[32]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33]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齐鲁书社，1984年，第214页。
[34] 不在西汉上林苑历史范围内的阎良区1966年自临潼划入，高陵、临潼1983年正式从咸阳、渭南划入，之前略有反复，这些本身属于西安市为确保中心城市作用与邻近地区发生的政区波动，不影响总体地理格局。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第一卷（总类）》，xadfz.xa.gov.cn/book/1297.html。
[35] 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卷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36]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集解徐广注，《汉书·匈奴传》云胡骑入寇“烽火通甘泉”等。
[37] 姚生民：《甘泉宫志》，三秦出版社，2003年。
[38] 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秦汉上林苑2004～2012年考古报告》，第三章《上林苑三号遗址》，文物出版社，2018年。
[40] 《汉书·百官公卿表》。
[41] 《史记·平准书》。
[42] 山泽陂池之税等财货问题归司农，禁苑归少府，《后汉书·百官志》“少府”条。
[43] 雷铭：《秦汉禁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5月。
[44] [清]孙星衍辑：《汉旧仪》，周天游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
[45] 《汉书·扬雄传》。
[46] 《三辅黄图》卷四。
[47] 《汉书·西域传》。
[48] 梁陈：《秦汉上林苑的动物资源及其利用与管理》，《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49] 手格熊罴一类的斗兽活动可称得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体育项目”。司马相如《上林赋》言“搏豺狼，手熊罴”，扬雄《长杨赋》曰“扼熊罴，拖豪猪”，班固《西都赋》云“掎僄狡，扼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青年武帝“好自击熊彘”，《汉书·武五子传》称广陵厉王刘胥好“空手搏熊彘猛兽”等；武帝茂陵石刻亦有富于表现力的人熊相搏形象，被称为“野人抱熊”。由此可见，供斗技很可能就是禁苑内圈养猛兽的目的之一。
[50] 《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条。
[51] 《后汉书·百官志》“上林苑令”条。
[52] 左弋，武帝曰佽飞。[清]孙星衍辑：《汉旧仪》，周天游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
[53] 《汉书·百官公卿表》。
[54] 如田啬夫、仓啬夫、库啬夫、司空啬夫、苑啬夫、厩啬夫、皂啬夫、发弩啬夫，县下负责基层行政的啬夫则应称作“民啬夫”。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齐鲁书社，1984年，第192页。
[55]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第89页。
[56] 张文玲：《茂陵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铭文铜器》，《文物》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