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在祭祀中的作用
上层祭祀与政治关系紧密，也与孝文化息息相关。孝的观念在商周时期已经产生，到了东周时期儒家学者把孝文化提升到一个理论高度，形成了以“孝”为主的儒家思想。《论语》中记载：“入则孝，出则悌。”“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32]一种是对“生人”的孝 ，另一种则是对“死人”的孝。《论语》说“慎终追远”，《中庸》则强调“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则在《礼篇》中将养生送死其亲提高到“礼”制的高度。
西汉始，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孝道”的思想也就渗透到了统治阶级政策中。统治者提倡孝，并宣扬忠孝合一的理念。在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下，“孝”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因此厚葬与墓祭之风盛行，从帝王、贵戚、官僚等上层社会的祭祀活动中可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庙祭与墓祭的发展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是从先秦时期的“周制”向西汉确立的“汉制”的一种转化。在此过程中，祭祀的内涵也逐渐变得丰富，西汉是处于一个袭旧立新的阶段。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西汉的祭祀充分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为其自身的统治寻找了正当性、合法性的依据，这与先秦时期的祭祀功能一脉相承。汉以孝治天下，提倡孝道，褒奖孝道，上层阶级需要主导民众的信仰，那么上层社会频繁进行墓祭便是向民众灌输思想的一种方式。从上层社会到普通民众，墓上祭祀蔚然成风，孝道观念获得了极大的认可。由此可见，儒家礼学催生了墓祭活动，同时墓祭又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土壤。西汉帝王推崇儒学，使之成为控制社会之利器。整体而言，西汉时期祭祀礼制的确立既有效维系了其君权统治秩序，又向民众宣扬了价值理念，对后世祭祀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儒学文化的影响也异常深远，孝道观念在后世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注 释：
[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014～2015页。
[2]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9页；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445页。
[4] 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祭祀特征》，《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5] 孙慰祖：《古封泥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41～44页。
[6]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68页。
[7]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70页。
[8] [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 1629页。
[9]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7页。
[10]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68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92页。
[12]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10页。
[13]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78页。
[14]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21页。
[15]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29页。
[16]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66页。
[17]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121～3122页。
[18]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90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2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21] [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22] 张仲立：《秦始皇陵礼制建筑群与“秦始出寝”》，《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23]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3115～3316页。
[24]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 3115～3316页。
[25]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 3115～3316页。
[26] 焦南峰：《宗庙道、游道、衣冠道——两汉帝陵道路再探》，《文物》2010年第1期。
[27]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70页。
[2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2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兆舆图研究》，《考古》1980年第1期。
[30]田有钱：《秦“公墓”制度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31] 刘士莪、马振智：《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文博》1990年第5期。
[32]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