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目前西汉帝陵陵庙的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汉阳陵宗庙形制较为清晰，代表着西汉陵庙的典型形制。汉宣帝陵东北400米处的杜陵陵庙遗址，平面形状近正方形，出土青龙、朱雀纹空心砖，[33]其形制继承自汉阳陵宗庙。
五行思想对庙畤类建筑的影响，在王莽时期仍清晰可见。王莽严格地执行“兆五帝于四郊”的理念，在长安城外分立五畤：
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墬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句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34]
汉长安城南郊的“王莽九庙”遗址也继承西汉宗庙形制，中心建筑夯土台基呈亞字形，设中心“太室”与四隅“夹室”，太室四边各有一堂，每边三门。[35]与汉阳陵、杜陵宗庙的关系一目了然。
图2 “王莽九庙”建筑遗址群第三号宗庙建筑（《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五行思想萌发于商周，在战国末至秦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影响着西汉历代宗庙的修建和祭祀，其中以汉阳陵宗庙表现最为突出和清晰，汉阳陵宗庙形制的影响延续到王莽时期。其后两千年，五行思想仍与政治、文化和思想变革息息相关。
注 释：
[1] 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2] 马永赢，王保平：《走近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
[3] 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4] 王学理：《罗经石遗址是阳陵庙》，《陕西日报》2000年6月13日；《太社乎？陵庙乎？》，《文博》2001年第5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5] 王学理：《太社乎？陵庙乎？》，《文博》2001年第5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7]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8] 孙凤、孙满利、赵西晨：《汉阳陵东阙门出土蓝紫色颜料的科学分析》，《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18年第5期。
[9]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辩（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4页。
[10] 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11] 皮锡瑞、盛冬铃、陈抗：《今文尚书考证·甘誓》，中华书局，1989年，第193页。
[12] 皮锡瑞、盛冬铃、陈抗：《今文尚书考证·洪范》，中华书局，1989年，第239页。
[13] 洪亮吉、李解民：《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第794页。
[14] 孙怡让、孙启治：《墨子间诂·贵义》，中华书局，2001年，第448页。
[15] 黎翔凤：《管子校注·五行》，中华书局，2004年，第868～879页。
[16]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
[17] 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地葆》，中华书局，1984年，第72页。
[18]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作雒解》，三秦出版社，2006年。
[19]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小开武解》，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2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春秋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
[2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蚌埠市双墩一号春秋墓葬》，《考古》2009年第7期。
[22] [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2013年，第1366页。
[23] [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1376页。
[24] [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1382页。
[25]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三联书店，2015年。
[26] [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1383页。
[27] [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1384页。
[28] [东汉]班固：《汉书·郊祀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218页。
[29] [东汉]班固，《汉书·五行志上》，第1335页。
[30] [东汉]班固，《汉书·韦贤传》，第3115页。
[31] [东汉]班固：《汉书·礼乐志》，第1044页。
[32] [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11年。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34] [东汉]班固：《汉书·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8页。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