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对安陵位置的误认及其原因
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考古调查和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汉阳陵陵园的规模形制和遗迹分布等情况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帝陵“封土居陵园中央，……孝景王皇后陵位于帝陵东北450米处”[12]已成定论。而后陵前毕沅所立碑石却赫然镌刻“汉惠帝安陵”五个大字，成为后人对汉代帝陵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的重要遗迹。
阳陵作为西汉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望、规模等信息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后代史书中均有记载。如《三辅黄图》记载，“景帝阳陵，在长安城东北四十五里。按景帝五年作阳陵，起邑。阳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13]，言明了汉阳陵的方位、建造时间与规模等，是研究汉阳陵基本信息的重要资料。其后，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以及清代乾隆年间《西安府志》《关中胜迹图志》等历史地理类著作和地方志等都对汉阳陵有所记载。而毕沅对安陵和孝景王皇后陵的“张冠李戴”也因毕沅的地位和声望而在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成为不刊之论。
解释误认的原因，先从对同茔合葬的认识分析。《礼记·檀弓上第三》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14]西汉时期，这种葬制作为当时丧葬形态的主流，广泛运用于贵族的墓葬建设中。如1968年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之墓，一号墓主为刘胜，二号墓主为窦绾，两墓南北并列，墓门向东，一号墓在南，二号墓在北，墓门相距约120米；[15]北京大葆台汉墓也是两座大型木椁墓，两墓封土连成一个东西长100米左右、南北宽80米的大丘垄，两墓相距26.5米，分别葬着墓主夫妇；[16]又如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60～70米，原高出地面约20米，有两个尖顶的封土下有东、西两个墓口，两墓墓口相距17.7米，墓口北壁同在一条平行线上，墓道均向南，两墓分别埋葬汝阴侯夏侯灶夫妇。[17]这些都是王、侯级贵族夫妇实行同茔异穴合葬的例证。
再者，汉代帝后葬制始终贯穿着“事死如事生”的理念，模拟帝后生前场景设置陵寝是其具体体现。汉高祖七年（前200）2月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建成长乐宫，第二年始建未央宫，而皇后则一般居住在距未央宫前殿北部最近、规模最大的椒房殿中。椒房殿遗址南距未央宫前殿遗址330米。[18]故而《关中记》在总结西汉帝后合葬制度时说道：“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19]
另一方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长陵、阳陵属左冯翊，安陵属右扶风。[20]而《水经注》在记载成国故渠流经西汉诸陵的位置次序时，也明确提出安陵在长陵以西。[21]因此我们如果把高祖长陵作为中心，安陵和阳陵则分别位于长陵的西面和东面，安陵与阳陵断然不可能连在一起，这样于实际、于文献记载都不符。但是，由于毕沅崇高的声望与地位，加之中国传统学术多依赖于文献而忽视实地考察的缺陷，造成这种错误一直从清代延续到了民国甚至解放初期。
汉阳陵现存碑刻虽然数量有限，而且年代较晚，但是规格较高，既有体现明代官方最高祭祀行为的御制祝文碑，又有清代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所立的陵名碑，可以视作是明清两代政府对古帝王陵墓保护管理祭祀的重要见证。毕沅虽然对安陵的位置产生了误认，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对西汉帝陵制度和位序认识的不断深化，为后世的保护、研究提供了参考，更为今天对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树立了榜样。
注 释：
[1] [东汉]班固：《汉书·卷十八·外戚恩泽侯表第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7页。
[2] 迟至民国时期，帝陵前的明代御制祝文碑尚存四方，遯羊著《恭谒桥陵记》记载：“（汉阳陵）方百二十步，陵前毕沅所建碑碣，上刻‘汉景帝阳陵’，与之相并者有景泰、嘉靖、天启等四碑。”
[3] [7]张廷玉等：《明史·志第二十三·礼一·吉礼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1223页、第1237页。
[4] [5]《明史·志第二十六·礼四·吉礼四》，第1291页。
[6] 《汉书·景帝纪第五》，中华书局，1962年，第153页。
[8] [9] [清]舒其绅等修，[清]严长明等纂，何炳武总校点，董建桥审校：《西安府志卷六十三·古迹志下·陵墓》，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354页。
[10][清]毕沅撰，张沛校点：《关中胜迹图志·卷八·古迹·郊邑》，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67页。
[11] 刘仁夫、张宝三等编纂，张世民整理：《咸阳县志（稿本）·第四篇·古迹古物志》，《泾渭稽古》1994年第2期，第58页。
[12]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353页。
[13] 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之六》，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14]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中华书局，2017年，第98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17]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18]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19] 刘庆柱辑注：《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20] 《汉书·地理志第八上》，第1545、1547页。
[21][北魏]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十九·渭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