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庙”遗址的特点及影响
德阳庙遗址[39]位于帝陵东南约300米处，平面呈方形，边长260米，总面积67000平方米，地形隆起，外貌呈缓坡状。主要由外围壕沟、围墙、四面门址、门址旁水井、四角配方曲尺形建筑、门址与主体建筑之间的通道以及位于中部的主体建筑等组成。总平面呈回字形，即大方套小方。大方即院墙边长260米，墙外有壕沟。四面各辟一门，门宽90米，四门之间是四个宽10米的曲尺形回廊，回廊前有卵石散水，两端各有一口井，正好在门内的两侧，共八口井；小方是中心建筑的夯土台基，边长56米，外边有一圈散水，四面各有三个门，中心是“罗经石”。出土器物有青龙、玄武四神纹空心砖，“长生无极”“长乐未央”文字瓦当，成组的玉璧、玉圭等。
不难看出，德阳庙遗址与先秦“庙寝一体”宗庙在形制和布局上有明显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崇方”与“四门”:整个遗址呈大方套小方的回字形，外方为围墙，围墙外有壕沟，四个正方形各有一门；内方是中心建筑台基，中心建筑每边三门。内外皆方，这与景帝帝陵陵园的形制如出一辙，据现有考古资料汉阳陵陵园存在二重陵园是没有问题的，大陵园近似方形，帝陵陵园亦为方形，边长约418米，整个陵园形制亦为大方套小方，中央为帝陵。帝陵封土底部与顶部平面一般亦为方形，因此又称“方上”；帝陵地宫文献称“方中”，其平面亦应为方形。诚如很多学者所言，陵园为都城或长安城的微缩模拟，[40]汉长安城整体近长方形，而其内的未央宫亦为方形[41]（图三）。“崇方”观念，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陵墓若都邑”，那么“德阳庙”就若陵园，酷似陵园的微缩或模拟，其目的只能是集中彰显其内容纳“神主”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崇方”理念已经相当成熟。方形城址，在早期都城和宫城中多有发现，河南偃师商城的宫城、春秋时期山东曲阜故城的宫城、楚都纪南城、战国魏都安邑宫城、赵都邯郸赵王城西城等，其平面均为方形或近方形。[42]秦汉时期，城址亦多见方形平面，黄河中下游地区考古发现的秦汉时期城址中，平面成长方形的126座，方形或近方形的66座。[43]而在宗庙建筑中应用这种“崇方”理念，“德阳庙”遗址应尚属首例，对后世礼制性建筑有比较大的影响。汉魏洛阳城的辟雍、明堂、灵台等礼制性建筑遗址平面均为方形。辟雍遗址平面为四面围墙方形院落，边长170米；明堂为四面围墙的院落，东西386米、南北400米，院落正中为主体建筑，平面东西63米、南北64米；灵台亦为近长方形院落，东西200米，南北220米，主体建筑方形，边长50米。[44]
德阳庙遗址四面正中各置一门，帝、后陵地宫为带有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帝、后陵园亦是四面正中各有一门，且有门阙，帝陵大陵园亦有四门和门阙，内外陵园四门之间为司马道，构成了完备且非常复杂的陵园交通网络。这绝不仅仅是陵园内交通需要使然，而应是“四方”观念在陵园规划中的具体体现。“四方”观念渊源甚早，伴随等级观念的产生而出现，同四时、四夷、四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方位概念，还代表着政治上与其他族体的疆域界限，同时也是明确祭祀、中心宇宙论的重要概念。[45]殷墟王陵区8座亞字形大墓，一般认为是商王王陵，为古代中国最高规格的墓葬形式。此后，山东益都苏埠屯1号墓殷商大墓[46]，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亞字形大墓[47]，北京琉璃河西周1193号大墓[48]（墓道位于墓室四角），洛阳体育场路东周C1M10122墓[49]等等，其墓主无一例外都为诸侯王级别，其规模较商王陵多有所损益，尤其是琉璃河西周墓墓道位于墓室四角的现象值得关注。战国时期，秦迁都之前的大堡子山陵墓区与雍城陵墓区未发现亞字形大墓，而迁都咸阳之后的咸阳、临潼、长安神禾原等陵区内均发现亞字形大墓。[50]秦陵区亞字大墓及墓园的出现，显示其迁都之初就已有宏伟的政治抱负。秦帝国之后，亞字形大墓成为皇帝与皇后墓葬形制的专利，任何人不得染指。西汉诸侯王陵墓的考古资料也证实这一判断，尚无一例亞字形墓出现。因此，亞字形墓的四个墓道，应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与宗教内涵，或代表着墓主人拥有统御四方的政治权力。同样，陵墓上陵园四面正中的“司马道”，陵庙的“四门”，亦应蕴涵“四方”的观念，代表或象征着陵庙神主以及后继祭拜者拥有统御四方的政治权力。
2.“择中”与“居中而治”:外方以内方为中心，内方又以罗经石为中心。这与阳陵陵园的布局也无二致，阳陵陵园以帝陵陵园为中心，帝陵陵园以帝陵为中心。汉长安城亦是如此，汉长安城以未央宫为中心，未央宫以前殿为中心，“择中”思想一脉相承。这种“择中”理念，应是吸收、继承、发挥先秦时期“居中而治”政治观，在祭祖礼制建筑中的具体表现。《诗·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玄《笺》：“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诗·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何尊铭》云：“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庭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书《保训》中亦阐明了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51]代表基本方位的“四方”指向“中”，既是方位之“中”，又是天地宇宙之“中心”，更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因“四方”具有与时令、政治、祭祀、天神等多方面的关联性，至迟在殷商晚期，“中”（“中心”）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区域，统治者通过寻找并占有“中”的位置，建都立庙，祭祀祖先，独占与神通话的权力，神界知识与政治权威得以结合，操纵宇宙万物、独揽政治大权。[52]这种在祭祀建筑“择中”的规划理念，对后世礼制建筑影响深远，西汉末的王莽宗庙，东汉洛阳城南郊的辟雍、明堂、灵台等遗址的主体建筑均位于各自方形院落的中央。[53]
3.祭祀性特征明显:诚如王占奎先生所言，外围壕沟（似“方泽”）、壕沟以内的夯土包（类《尔雅》“泰丘”）、四正四门之内八眼井（或与“诸后之井”有关）、十二门（代表十二月）以及罗经石（应与“坛上石”有关）等无不体现出祭祀性的特征，具有与祭祀自然神及祖先神的明堂、后土祠、郊、祭泰山的坛及王莽九庙等相通的特征，[54]此不赘述。另外，出土的成组玉璧、玉圭等祭祀礼器，以及青龙、玄武纹空心铺地砖（昭帝庙和宣帝庙遗址亦出土四神空心砖）等[55]，都体现出该遗址非同一般的祭祀地位，具有重要的祭祀礼制性特征。玉璧和玉圭是中国古代祭祀中最为重要的礼器，璧是礼天之器，圭以祭祀天地四方、祖先、鬼神。史前玉璧造型或是仿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与跨湖桥文化中的太阳纹，代表着灵魂的重生与永恒。随葬时一般放置于墓主人的头、尸身下及脚下端，正是借助太阳东升的力量，帮助灵魂升天。[56]璧，甲骨文写作“辟”，从辛从人，原指掌握玉礼器之人，引申为掌握法度的人，即王者，王者凭借玉璧通天、通神，并在此基础上立法（确认合法性，即天命）。[57]周代，玉璧成为祭祀礼仪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汉代，玉璧祭祀、随葬依然盛行，并且范围有所扩展。最具特色的是丧葬中把玉璧镶嵌在棺椁之上，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玉棺是典型例子，不仅通体用墨绿色的玉石包裹，四周表面还镶嵌了许多玉璧。当然这是诸侯王或者贵族才能享用的规格，一般人家只能用少量粗糙的玉璧或者仅在棺椁之上绘出玉璧的形状。此外，汉代民间把玉璧图像用于墓葬中的阙形建筑上，这些阙形建筑多标有“天门”二字，而玉璧图案一般绘在阙门之间象征天界与人间分界的位置，意味着穿过玉璧就可以进入天堂。[58]因此，玉璧在古代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其沟通天地、人神，跨越人间升入天堂的政治寓意和民俗观念。陵庙是统治者祭祀祖先的地方，玉璧的出现无疑是祭祀者借其沟通天地人神的功能，与祖先沟通，同天神对话，从而表明其统治权“神授”的合法性。而“圭”常与“璧”成为组合，祭祀天地宗庙，“以苍璧礼天”“以青圭礼东方”“以四圭有邸，祀天，旅上帝”“以圭璧，祀日月星辰”等等。
4.位置特殊:“德阳庙”遗址，位于阳陵大陵园之内，帝陵陵园之外的东南，长安城内的高庙遗址和惠帝庙在未央宫的东南；文帝顾成庙亦在长安城东南；如果以未央宫南门所对西安门为基点的话，长安城南郊的宗庙遗址群，亦在东南方向，这一区位现象值得关注。刘庆柱、赵化成、焦南峰等曾对西汉帝陵建设理念进行研究，认为西汉帝陵陵园系模仿都城长安或者宫城未央宫设计。阳陵的德阳庙遗址，一般认为是长安城礼制建筑的象征或模拟，是一种概念化、理想化的大致模仿，[59]这种模仿背后似应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理念因素。目前，一般学者都认为西汉帝陵坐西朝东，本文也不反对这一结论。但考古资料亦显示，古代先民宅居坐北朝南的观念，出现相当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假设帝陵陵园坐北朝南，那么德阳庙正符合“左祖右社”之“左祖”的位置。东南是太阳升起不久的方位，此时的太阳逐渐攀升，有无限潜力，预示着子孙后代统治大业蒸蒸日上、千秋永固。
阳陵“德阳庙 ”直接影响了西汉中后期宗庙的基本形制和规模。先分析下高庙的形制，“高庙占地六顷三十亩四步（折今27.2亩，即18115平方米）。庙的主殿东西五十步（折今69米），南北三十步（折今41.4米）。庙内树立着九面大旗。庙堂之下陈放着十枚各重千石（6万公斤）的巨钟，钟声可以传出百里。庙内有神座，座前玉环。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高庙万世’文字瓦，当为高庙遗物”[60]。虽然高庙整体面貌还不是很清楚，仍能看出与“德阳庙”有很大不同。首先面积相差很大，高庙18115平方米，而德阳庙为67600平方米，几乎是高庙的四倍（3.73倍）；其次，高庙主殿遗址为典型的长方形（长宽比为1.55:1），而德阳庙为正方形。
武帝龙渊宫在茂陵东南瓦渣沟一带，曾出土琉璃璧、玉铺首、画像砖和各种文字瓦当。画像砖的纹饰有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神纹图案。十二字瓦当当面径19.3厘米，四周文字为“与民世世，天地相方”，中央为“永安中正”。青玉铺首，面饰浮雕，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61]此外，20世纪60年代，这里曾出土祭祀用玉圭。[62]“瓦渣沟”遗址即《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中10号遗址，位于茂陵陵园外东南90米左右，遗址残存部分平面为长方形，长232.5米，残宽183米，面积45000平方米；遗址内正中保存有覆斗形夯土台，底部边长东西42米、南北27、残高3.8米。[63]结合其所处位置和形制大小，考虑遗址残缺情况，尤其出土四神纹铺地砖、青玉铺首、玉圭、十二字瓦当等重要文物来看，我们认为应是茂陵龙渊庙遗址。[64]
昭帝平陵徘徊庙，在平陵东南马泉乡肖家堡村北有一处西汉建筑遗址，平面近方形，东西长56米，南北长60米，中央为一夯土高台。遗址内有大量汉代砖瓦，如素面、方格、四神等纹空心砖，绳纹板瓦、筒瓦，云纹和“长生无极”文字瓦当等。刘庆柱先生结合文献记载，认为这里应是昭帝徘徊庙遗址。[65]其主体建筑基址近似方形，而且边长与德阳庙内方相差无几，受景帝德阳庙影响明显。
宣帝杜陵乐游庙，在帝陵东北400米处，勘探发现一处夯土基址高出附近地面1～3米，基址范围东西63米、南北66米，近方形，出土大量青龙纹和朱雀纹空心铺地砖。发掘者认为此处应为杜陵陵庙遗址，[66]因基址外围未经勘探，形制未知。从基址大小和近似方形来看，因袭了“德阳庙”的内方特征。
尽管学者目前对汉长安城南郊王莽建造的宗庙遗址群中具体宗庙遗址的归属问题仍有争议，但对这些遗址的宗庙性质似无异议。“王莽九庙”建筑群由十二座单体建筑组成（图三），其中一座较大的独自成一院落；另外十一座相对较小，周筑围墙形成一个大院落，每座单体建筑亦各自有围墙形成独院。每座建筑的平面均为正方形，外为院墙，内为中心建筑。院墙边长270～280米，中心建筑边长55米，四面对称，平面为“
”形，中央为高大夯土台基。遗址内出土板瓦、筒瓦、云纹瓦当、四神瓦当和“月牙形”瓦当等建筑材料。四神瓦当分出四门，与文献“四神分司四方”相合。[67]这与景帝德阳庙、武帝龙渊庙、昭帝徘徊庙等遗址内的四神纹空心砖有异曲同工之用。从整体布局来看，汉长安城南郊的宗庙遗址，直接继承了汉景帝阳陵“德阳庙”的建筑模式，甚至内方外方的边长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择中观念也是一以贯之。
图三 汉长城遗址平面图
（采自《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第262页）
从上述茂陵龙渊庙、昭帝徘徊庙、宣帝乐游庙以及王莽宗庙看，都不同程度继承或因袭了阳陵德阳庙的“崇方”“择中”思想，并在形制与规模上相差无几。东汉时期的礼制性建筑如辟雍、明堂、灵台等，也基本继承了“德阳庙”的“崇方”“择中”的设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