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质明器

汉代的丧礼和葬俗，其中心思想之一是把死人当作生人看待，即《论衡·薄葬篇》所说的“谓死如生”[1]。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汉墓的随葬品要比前代更复杂、更多样化。西汉早、中期，墓葬中的随葬品延续战国以来的传统，主要是以各种实用的器物随葬，仍遵循礼器为主的随葬方式，各种铜器、漆器及仿铜陶礼器是这一时期汉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如在洛阳等地西汉初期的砖石墓中，鼎、盒、壶、罐等战国秦时的典型陶器仍在延续；在关中地区，鼎、盒、钫等仿铜陶礼器组合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这一时期随葬品多寡的悬殊程度并不那么显著。西汉中期以后，比较贵重的青铜器、玉、玛瑙、金、银、漆器等实用物逐渐减少，专为随葬而制作的陶质明器逐渐开始增多并呈现流行的趋势，在秦和西汉前期即已存在的陶仓、陶灶成为必备的随葬品，而鼎、钫等传统礼器显然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种变化显示出，在旧贵族地位削弱后，人们已经不再刻意模仿他们旧日的生活方式。西汉宣帝以后，伴随着土地兼并与财富分化的急剧进行，随葬品的多寡悬殊日益明显，只出数件陶器的小墓数量增加了，而中等规模以上的墓葬，则常用成群陶器来随葬。[2]这一时期陶质明器的新种类陆续出现，随葬的主要器物不再是旧礼器，而是瓮、洗、博山炉、食奁、食盒、炭炉、耳杯等日用器皿，又诸如井、磨、猪圈、田地等模型明器，加之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偶像。这意味着当时人们越来越把财产视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无论人们生前是否拥有这些财产，都期望死后在“地下家园”拥有此类财富。

东汉延续了西汉中期以后的随葬品特征，即使在贵族和官僚的墓中，铜器、漆器也已经极少见到，仿铜陶礼器大量减少，基本退出随葬领域。与西汉时期相比，东汉时期反映地主阶级庄园生活的模型明器，在种类和数量上都远超西汉，特别是田宅、楼阁、仓房、碓房、风箱、猪圈、鸡、狗等模型，是东汉时期随葬的典型器物。

这一转变表明，强调死者生前政治身份地位而以礼器为主的随葬方式不再为人们所青睐，随葬方式转变为更加注重世俗的生活器皿和模型明器，这可能也反映了人们更关注亲人在死后世界的财富和舒适生活。同时，这种趋势反映出一种丧葬观念的转变：使用具有象征性的明器表现墓主死后理想化的生活，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变通”开始出现，并在丧葬习俗中有所实践。表现为这些“替代品”的象征性摆脱制度、等级、经济等因素的限制，使死者在冥世得到最好的物质享受，仿铜陶礼器，陶质明器，车、马模型，俑等随葬品均为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