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陵御府坑的消解

陵墓设置御府坑（府藏坑），作为一种特殊的葬仪在西汉前期有着严格的限定。从已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在皇帝、皇后及少数嫔妃陵墓有；个别诸侯王陵及王后墓，列侯、宗亲贵族墓虽有设置，但显然是特许后的产物；至于一般墓内设坑，那就很容易和随葬品混同，当不在此论之列。[12]

“御府坑”之设，在西汉中期达到了兴盛的顶点，像武帝茂陵的“御府坑”见有150个，陵园内外从葬坑多达244个。

但是，从葬之制在西汉晚期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汉元帝“渭陵”之后的诸帝陵陵园再没有出现过从葬坑，连惯于仿效皇帝的诸侯王、列侯墓外之设也消逝得无影无踪。据载，汉元帝给自己预筑“寿陵”，所用时间不到7年。这是前此诸帝陵中，营陵时间最短的一个。他死后，“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汉书·成帝纪》）。这当然是元帝的遗愿，只是秉奏新皇帝认可“非礼”罢了。不葬“乘舆车、牛马、禽兽”，并非出自节俭，而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一是主观的不愿意，二是客观的不允许。因为汉元帝“柔仁好儒”，施行“周政”，在葬制上同样要革除这些不合“周礼”的牺牲。谁都知道“文景之治”换来汉武帝时期的辉煌，而超过极限的文治武功，带来的又是社会财富的虚耗、国力的不济。虽有“宣帝中兴”，但元气大伤之后的短暂复苏并不能改变日益激增的各种社会的、阶级的矛盾。再加之天不作美，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更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形势的使然，对生性柔仁温雅、“牵制文义，优游不断”的汉元帝来说更是回天乏术的。在位27年间，他尽管宽弘而恭俭，却穷于应付，终日战战兢兢，43岁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西汉政权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刘姓天下进入了晚期。

渭陵不再外设从葬坑，也并不妨碍对汉元帝的厚葬和葬礼的隆重。固然陵园外设从葬坑与否，在宣、元之间是个分水岭，但在渭陵西北的礼制建筑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精美玉雕，异常珍贵。其羽人驰马、玉俑头像及熊、鹰、辟邪等小型圆雕，个个神采飞扬，活灵活现。伴出的还有鎏金错银的铜鼎、铜钟，件件美轮美奂，极其精致。由此不难看出：固然自元帝起，陵园内不再埋葬车马生灵，墓外从葬坑之设确也消失了。但这绝不是取消了一切豪华的皇家神器，更不等于墓内“外藏椁”的萎缩。那么，不葬“乘舆车、牛马、禽兽”，并非陵墓外不设从葬坑的根本原因，而是同墓室结构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外藏椁”出现之后，是沿着两条平行线跟随历史在变化。一是扩大墓内的容纳量，二是向墓外延伸。这大概能够说明同样是帝王陵墓，对于“从葬坑”为什么有设有不设的道理。自西汉中期之后，“外藏椁”不再伸出墓外，而是统统纳入墓中。在墓中，流行既久的“壁龛”遂被“耳室”所取代。山东曲阜九龙山有并列的5座大型崖洞墓，已发掘了其中的4座。[13]它们形制基本相同，墓内主体部分有了“前室”和“后室”，在墓道和甬道两侧计有耳室4个，在前室左右还有两门4个侧室。从宣帝时的鲁孝王刘庆忌的M3也可以看出：不但有诸多的耳室和侧室，而且内容空间也在增大。这种状况就足以容纳车马、厩厨需要。况且前、后室的格局正在发生定向的变化，它预示着到西汉末年，原先那种“正藏”“外藏椁”的墓形制度发生了动摇。随着前、中、后三室的形成，进而成为制度，那原先的一切“定制”都彻底地改变了。[14]

在江河日下的西汉晚期，今邢台的汉曲炀侯刘迁墓外虽有从葬坑，但规模极小，除过零星的一点牛骨和猪骨外，别无特色。这只能看作是“从葬坑”随“外藏椁”的消亡时，发生的回光返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