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宛朐侯刘埶墓看叛王刘戊葬地
与西汉时期受封列侯的数量相比，已发现身份明确的列侯墓数量很少，全国范围内考古发掘的西汉列侯墓总计16家列侯的21座墓，[17]未被盗掘的更是少之又少，仅有屈指可数的湖南长沙軑侯、陕西西安富平侯、江西南昌海昏侯等几座侯墓。就徐州地区而言，虽然汉墓发现众多，未被盗掘的宗室墓仅有几座，如徐州东区的翠屏山刘治墓[18]、黑头山刘慎墓[19]以及北区的火山刘和墓[20]，遗憾这些墓主在历史上籍籍无名，不能确定其是否封侯，以致在学术价值上大打折扣；即使是楚王级大墓，也只有龟山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清晰，[21]截至目前，整个楚王刘氏家族宛朐侯刘埶是刘注之后第二个墓主身份明确的墓葬，史书上有记载的其他人物却一直没有发现相对应的墓葬；尤其是刘注墓多次被盗，而刘埶墓却保存完好，具有典型标本意义，因此宛朐侯刘埶墓的学术价值巨大，在徐州地区无出其右，对于同期大型王墓或中小型汉墓分期断代研究，尤其是对于同时参加“七国之乱”叛王刘戊的葬地确定，将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正如发掘者在报告结语中指出的，西汉早期楚王墓排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而参加“七国之乱”的第三代楚王刘戊墓葬的判定是关键，刘埶墓的发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佐证。[22]梁勇先生也认为：“刘埶与第三代楚王戊同时参加七国之乱，死期接近，其出土遗物对判断刘戊墓将起重要作用。刘戊墓这一标尺一定，前几代楚王墓的排序便易认定了，该墓的发掘对研究徐州汉代王侯墓葬将起重要作用。”[23]学者们显然意识到这是个重要发现，让出土实物说话，将解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然而，发掘结束到现在20余年过去了，除了当时考古报告和梁勇先生撰写的研究文章外，再也没有学者专门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刘埶墓。当然，其间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利用刘埶墓的材料，主要着眼于刘埶墓中代表身份和等级的随葬品以及未完工墓室的特点，与其他谋反诸侯王进行比较研究，但所得出结论未被认同，以致直到今天还不能明确刘戊葬地。事实上，对谋反之王的处罚，文献有明确记载，葬制礼仪上不外乎缩小墓葬形制和降低随葬品的档次，而且在安葬过程中，中央朝廷还派员监督，《汉书·景帝纪》记载：“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24]刘埶墓的发掘，不过从实物上证明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就谋反降低规格而言，对于其他谋反诸王的研究借鉴意义并不大。相反，运用刘埶墓材料研究西汉前期楚王墓，如果转换一下思路，从那些不代表身份和等级的陪葬品中比对，或许能够解决叛王刘戊墓葬的归属问题。
不代表身份和等级的陪葬品，即是墓主无论处罚与否，死者都能够使用的随葬物品，这类陪葬品墓内出土很多，且具有时代性和可比性，通过比对两墓是否随葬同类器物，即可大体断定两墓是否属于同一时代，从而确定另一座墓墓主的归属。汉代除玉器代表身份和等级之外，其他陶器、铜器、铁器、石器、骨器以及钱币等类器物甚多，都不具有等级意义，都可以进行比对研究，但是为增加研究的可行性，尽量选择具有明显断代意义的器物进行比较。具体对刘埶墓而言，铜镜和钱币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可是刘埶墓有3枚铜镜出土，却没有发现1枚钱币，如何进行比对研究呢？然而正是在这“有”“无”之间，蕴藏着解开墓主归属问题的关键钥匙，让我们从铜镜入手，先观其“有”再看其“无”。
先观其“有”。宛朐侯刘埶墓出土3枚铜镜，分别是夔凤纹镜、人物画像镜和蟠螭纹镜（图四：1、2、3）。夔凤纹镜直径13.4厘米，窄边卷沿，三弦钮，圆钮座，座外侧有一周铭文：“安乐未央修相思□勿相忘。”铭文首尾间以一鱼相隔，外区以云雷纹为地，主纹是三组变形的夔凤纹；人物画像镜直径18.4厘米，兽形钮，兽作龟身龙首，兽钮周围环绕四条腾跃游走的虺龙，镜背主纹为四组对称、内容基本相同的画面，四组间以树纹相隔，共铸造出32人、8虎、4豹、16树、12座山峰；蟠螭纹镜直径9.4厘米，亦为兽形钮，圆钮座，云雷纹地纹，窄边卷沿，钮座上有图案似龙形，钮座外为三组相互缠绕的蟠螭纹。这3枚镜子之中，断代意义明显的是夔凤纹镜，环绕镜钮外圈有一周铭文，铭文镜出现于西汉早期，盛行于西汉中期，刘埶墓出土的铜镜，这是目前汉代楚国出现较早的铭文铜镜，表明徐州地区铭文镜在公元前154年已经出现，与汉景帝时期相当，楚国则是第三代楚王刘戊时期。人物画像镜是目前科学发掘出土的唯一西汉早期画像镜，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该镜的珍贵价值，并进行深入研究，认为该镜“或许就是在当地铸造的”，[25]由于目前所知的出土汉镜仅此一枚，孤例不立，此说存疑，只能说明不晚于公元前154年，徐州地区人物画像镜开始出现。另外人物画像镜和蟠螭纹镜的兽形钮，突破西汉早期镜的三弦钮式，夔凤纹镜的钮外圈铭文出现，均具有鲜明的汉镜特点，说明西汉早期后段楚国铜镜已发生变化，逐步摆脱战国镜的影响。
图四 刘埶墓出土铜镜
反观已经发掘的狮子山楚王墓，长期以来关于该墓墓葬主的研究甚多，陆续提出三代楚王刘戊[26]、二代楚王刘郢（客）[27]、一代楚王刘交[28]的观点，其中尤以第三代楚王刘戊说论述最多，影响最大，时至今日，参加发掘的葛明宇先生在公布大量发掘资料基础上，依然认为墓主应为第三代楚王刘戊[29]。但是，我们注意到以上学者讨论狮子山墓主时，除墓葬形制之外，更多关注的是玉器、陶俑和印章等具有身份等级意义的器物，而铜镜则从未引起关注，实际上，铜镜具有十分重要的断代意义，尤其是通过与纪年明确的刘埶墓铜镜比较，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宛朐侯埶与第三代楚王刘戊，生活在同一时代，死亡时间也基本相同，一个为侯，一个为王，二者生前在居住宫室、出行礼仪方面有差别，死后敛葬玉器的使用也有差别，但是日用生活用品则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有学者梳理研究徐州地区不同身份等级墓葬出土的所有铜镜，指出无论是类型、尺寸、特种工艺、纹饰等方面，尚未明显看到因身份等级不同而有明显差别的现象，不论墓主是何种身份等级，其随葬铜镜都是当时最为流行、最为普及的镜类[30]。如此一来，只要两墓时代相同，出现相同的铜镜几率很大。狮子山是一座被盗掘的王墓，但是盗墓者是从右上角拉出塞石，进入主墓室实施盗掘的，而位于左侧的西一侧室没有被盗扰，这是一处收储楚王日常生活用品的府库，完整保留了楚王当时的生活用品—— 铜镜。该墓出土铜镜40多枚，主要出土于西一侧室中，镜面尺寸大小不等，小者10余厘米，大者30余厘米，纹饰图案多样，以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流行的变形夔龙缠枝菱形纹为主。[31]常规而言，如果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为刘戊，刘埶墓出现的三类铜镜，刘戊墓内也不会缺少，然而狮子山楚王墓40余枚铜镜，却没有一枚铭文镜和人物画像镜，与刘埶墓区别很大；即使两墓都出现的蟠螭纹镜，刘埶墓铜镜为兽形钮，纹饰铸造较深，有浅浮雕的效果，狮子山则镜面较薄，纹饰较浅，两者特征也不相同。我们选取目前已经公布的2枚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铜镜与刘埶墓的铜镜作进一步比较，其一为蟠螭三菱纹镜，直径18.5厘米，三弦钮，圆钮座，图纹比较精细，主纹为三蟠螭纹，蟠螭头向钮座，角与钮座外弦纹相接，蟠螭的身躯和足均为弧形蔓枝，勾连缠绕，从蟠螭的下腹部向右伸出一菱形纹（图五、1）。其二为龙凤鸟纹铜镜，镜面平直，立樯式素窄缘边，三弦钮，几何形点状底纹，主题纹饰为变形四叶四蒂纹，柿蒂外叶瓣间分布四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四叶瓣内有变形二龙二凤（图五、2）。两枚铜镜的蟠螭三菱纹和龙凤鸟纹饰，三弦钮和几何形点状底纹，尤其是龙凤鸟纹镜的主体纹饰由四大扁页形花纹组成的亞字形，都是典型的战国镜特征，如果不是在狮子山楚王墓中出土，毫无疑问会被认定为战国镜，当然即使出土于汉墓，可能也是沿用战国镜范制作，铜镜特点与刘埶墓有显著不同。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狮子山墓主生活时代尚未出现刘埶墓出土的三类铜镜，其墓主时代要早于公元前154年，只能是公元前179年去世的第一代楚王或者公元前175年去世的第二代楚王。李银德等学者在研究刘埶墓的画像镜时，也指出当时此类镜很稀少，可能仅见于中原地区的诸侯王、列侯使用，[31]但是狮子山楚王墓却没有发现人物画像镜，如果该墓墓主是同时代的刘戊，墓内却没有发现此类铜镜，岂不匪夷所思。因此就铜镜推断而言，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与宛朐侯刘埶生活的不是一个时代，其墓主不是谋反之王刘戊，这是刘埶墓传递给我们的重大历史信息。
图五 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铜镜
再看其“无”，刘埶墓1枚钱币也没随葬，其真实原因需要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来解读。作为“侯”的刘埶，按照西汉初期的惯例，完全可以使用玉衣敛葬，与之相邻的火山刘和墓，史书没有记载，却使用银缕玉衣，然而刘埶因为参与谋反，墓内未使用玉衣葬制，甚至连更低一级的玉面罩也未使用，确实是因受到相应的处罚，敛葬规格有所降低。但是刘埶墓内也随葬有金印、金带扣、韘型玉佩、玉璏和银刷、银帽等标志其身份地位的物品，同时还有其他精美的铜镜和价值不菲的弩机、戈、鐏、镦、剑等兵器，墓室外部还设置了陪葬俑坑，这些都需要巨大的花费，说明刘埶经济上还是比较富足的，随葬钱币应该不是过分之举，然而墓内1枚钱币也未随葬，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放在“七国之乱”的背景之下，或许不难理解。战争对社会财富消耗巨大，整个社会遭到严重打击，处于崩溃的边缘，刘礼被嗣封为第四代楚王后，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收拾楚国残局，平稳度过战后危机，一方面需要安抚叛乱的刘氏宗室成员，另一方面需要保证货币正常流通，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为保持市场拥有量，可能采取禁止随葬钱币的政策，保障社会正常运行，因此刘埶墓没有钱币随葬。况且刘埶墓不是孤例，在同时代的安葬在簸箕山周围的墓葬，如九里山一号、二号墓[33]，米山一、二、三、四号墓[34]，与簸箕山相距不足千米，可能为刘埶同一家族的墓葬，从随葬器物来看，时代大致与刘埶墓相同或略晚，都没发现钱币。分布在徐州周围的顾山汉墓[35]、绣球山汉墓[36]、韩山M1[37]、后楼山汉墓[38]、黑头山刘慎墓[39]，大致也与刘埶墓时代相同，均为西汉早期偏后，这些汉墓在中小型墓葬中规模较大，随葬器物颇丰，有的还随葬有玉衣套，但均无钱币随葬。即使是大型王陵卧牛山二、三号汉墓，该墓墓主为第五代楚王刘道夫妇，[40]也未发现钱币随葬现象，这应该不是偶然，说明在“七国之乱”以后，第四代楚王刘礼确实执行了禁止随葬钱币的政策，由此可见刘埶墓没有发现钱币，不是对刘埶谋反的处罚，而是第四代楚王刘礼推行禁止随葬钱币的结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钱币17万余枚（图六），[41]撇开钱币形制不谈，仅就钱币的有无，也能排除狮子山墓主为刘戊。
图六 狮子山楚王墓东一侧室内铜钱出土现场
相反，在已经发现的西汉早期楚王墓中，位于徐州市东郊驮篮山南麓的驮篮山楚王（后）墓与宛朐侯刘埶墓却有颇多相似之处。驮篮山楚王（后）墓1989年11月至1990年5月由徐州博物馆发掘，[42]编号为一、二号，其中一号墓为楚王墓，二号墓为楚王后墓。两墓均雕凿规整，墓顶结构多样，外敷朱漆，排水系统完善，堪称横穴崖洞墓之典范，说明墓主人在位时有足够时间非常考究地制作自己的冥府。但是两墓均被盗掘，出土陶俑、磬、壶、钫、铜镜、玉璧等1000余件，随葬器物普遍质量低下，不见王级陵墓常见的铜器、玉器，玉衣能够明确没有使用，发现数量不菲的陶饼，没有发现楚王大墓常见的钱币，即使该墓被多次盗掘，但是以钱币之微小，不可能1枚都没有留下，说明驮篮山根本没有随葬钱币，由此可见该楚王墓所处时代大致与刘埶墓相当。另外，在驮篮山楚王墓南侧顾山顶部发现一座汉墓，该墓有面积较大的封土堆，封填方法与宛朐侯刘埶墓相同，西北部有一规模较大陪葬坑，也与刘埶墓布局相同，徐州地区中小型汉墓中设置陪葬俑坑较少见，这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两例，说明两墓时代相近。同时，顾山汉墓出土器物与驮篮山楚王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报告认为该墓时代为西汉早期偏晚，可能为驮篮山楚王墓的陪葬墓之一，墓主人可能是楚王身边较为亲近的贵族。[43]如果发掘者推论不谬，这又进一步证明刘埶墓的时代与驮篮山接近，说明驮篮山楚王墓墓主可能为叛王刘戊。驮篮山楚王墓前期工程浩大隆重，后期入葬简单草率，反差如此之大，显然是发生了重大变故，正符合三代楚王刘戊兵败自杀草草安葬之历史。[44]
长期以来，徐州地区前期楚王墓墓主问题是学术研究热点，除龟山汉墓出土了印章，能够证明墓主为第六代楚王刘注，其他墓主一直未有定论，今天对墓主时代清晰的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再研究，解读刘埶墓铜镜的“有”和钱币的“无”，通过与狮子山和驮篮山两座楚王墓随葬器物的比对，排除狮子山楚王墓墓主是刘戊的可能，得出驮篮山才是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归葬之地的结论，这是西汉宛朐侯刘埶墓蕴含重要的历史信息带给我们的新认识。
注 释：
[1] 梁勇：《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及相关问题考》，《两汉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30～248页。
[2]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3] 李银德、孟强：《试论徐州出土西汉早期人物画像镜》，《文物》1997年第2期。
[4] [东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卷36，中华书局，1962年，第1921页。
[5] [东汉]班固：《汉书·景帝纪》卷5，中华书局，1962年，第143页。
[6] [东汉]班固：《汉书·王子侯表》卷15，中华书局，1962年，第434页。
[7] [西汉]司马迁：《史记·孝景本纪》卷11，中华书局，1959年，第440页。
[8] [西汉]司马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卷19，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1～1012页。
[9]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9期。
[10] 资料存徐州博物馆，墓内出土“公主之玺”印章，表明墓主身份为楚王之公主。
[11] 梁勇：《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及相关问题考》，《两汉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44页。
[12] 梁勇：《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及相关问题考》，《两汉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徐州博物馆：《古彭遗珍—— 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9、225页；徐州博物馆：《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宗时珍：《徐州地区西汉谋反王侯墓初探》，《文博》2016年第5期。
[13] 赵平安：《秦西汉印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8～79页。
[14] 田小娟、后晓荣：《两汉金印简论》，《文博》2004年第1期。
[15] 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16] [东汉]班固：《汉书·文帝纪》卷4，中华书局，1962年，第115页。
[17] 白云祥：《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18]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9期。
[19]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黑头山西汉刘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1期。
[20] 徐州博物馆：《徐州火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32～133页。
[21] 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
[22]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23] 梁勇：《西汉宛朐侯刘埶墓及相关问题考》，《两汉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
[24] [东汉]班固：《汉书·景帝纪》卷5，中华书局，1962年，第145页。
[25] 李银德、孟强：《试论徐州出土西汉早期人物画像镜》，《文物》1997年第2期。
[26] 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王云度：《狮子山汉墓墓主刘戊说释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49页；葛明宇：《狮子山楚王墓墓葬年代与墓主初考》，《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240～249页；王云度：《试析判王刘戊何以能安葬狮子山楚王陵墓》，《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204～215页；赵平安：《对狮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文物》1999年第1期；郑刚、李春雷：《楚天汉韵——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纪实》，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第202～209页；宋治民：《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韦正：《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王恺、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三联书店，2005年，第138～140页；李春雷、李红：《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研究》，《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27] 近年来先后有刘尊志、耿建军、刘照建、张浩林、刘瑞、孟强、梁勇、冉如波、陈海霞等学者撰文认为狮子山墓主为刘郢客，但是在“一代说”提出后，其中除梁勇先生修正观点外，其他多未发表意见。唯有最近李银德先生根据近年来在狮子山北侧发现的羊鬼山王后墓、城西卧牛山发现的楚王和王后墓的新资料，通过对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人骨鉴定和历史文献分析，考证狮子山楚王墓的墓主当为第二代楚王刘郢客。见李银德2018年10月22日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大会发言《论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墓主为楚夷王刘郢客》，《第二届中国考古大会秦汉专委会“文化交流与融合视域下的秦汉考古”会议纪要》，中国考古网2018年11月15日。
[28] 刘照建：《徐州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序列和墓主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13年第2期。
[29] 葛明宇：《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考古研究》，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05页。
[30] 乔菊影：《徐州出土汉代铜镜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11年。
[31] 徐州汉文化风景园林管理处、徐州楚王陵汉兵马俑博物馆：《狮子山楚王陵》，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97页。过去该墓发掘简报公布数据铜镜数量是20余枚，考虑简报发表时间较早，可能当时未及详细整理，因此本文以最新数据为准。
[32] 李银德、孟强：《试论徐州出土西汉早期人物画像镜》，《文物》1997年第2期。
[33]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九里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2期；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九里山二号汉墓》，《考古》2004年第9期。
[34]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米山汉墓》，《考古》1996年第4期。
[35]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顾山西汉墓》，《考古》2005年第12期。
[36] 徐州博物馆：《徐州绣球山西汉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
[37] 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
[38] 徐州博物馆：《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4期。
[39]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黑头山西汉刘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1期。
[40] 耿建军：《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墓主是刘戊还是刘郢客》，《徐州文物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耿建军：《徐州卧牛山西汉楚王墓地墓主人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中原文物》2019年第6期。
[41]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42] 邱永生、徐旭：《徐州市驮篮山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73～174页。
[43]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顾山西汉墓》，《考古》2005年第12期。
[44] 张玉、刘照建：《西汉楚国叛王刘戊葬地考辩》，《东南文化》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