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上林”实主甘泉苑，与上林苑无涉
水衡都尉除主要僚属“九官令丞”——“上林”至“辩铜”外，《百官表》还载有数个次要机构，原文为“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不同方家在句读、理解及有“几官长丞”的问题上有所分歧。[21]但根据文物材料，“甘泉上林”为一词是毋庸置疑的：除“甘泉上林”瓦当见于著录[22]外，省为二字的“甘林”瓦当在陕西淳化西汉甘泉宫遗址也屡有发现[23]。西汉时期，上林苑和以甘泉宫为核心的甘泉苑各濒南山、北山，是皇帝最主要的游幸地，组成了西汉京辅皇家苑囿体系的基本格局，二者并举本身不奇怪。但既然上林苑已有“上林”官署，又何来“甘泉”“上林”拼凑之名呢？
在此首先需要明晰一个问题：甘泉苑和上林苑互不统属。出于“甘泉上林”四字及西汉苑囿确切情况的模糊性，历来不乏甘泉宫、苑属于上林苑的认识[24]。但汉代已有对上林苑界限的描述，司马相如《上林赋》李善注引《关中记》云“泾渭浐灞，沣滈潦潏”，班固《西都赋》“陂池连乎蜀汉”较为笼统；扬雄《羽猎赋》“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张衡《西京赋》“东至鼎湖，邪（斜）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则基本恰当地还原了上林苑以山水和重要节点为至的事实。此外《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广开上林之事，所述范围是“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属之南山”。综上可大致描摹出上林苑的界限：东起今蓝田白鹿原下[25]、浐水之滨，以秦岭、渭水大部为南北界，除去西安曲江池以南[26]，包罗咸阳秦都西南的渭北河滩、台地[27]，西到周至[28]一带为止。由此可见不但甘泉宫、苑和上林苑无甚联结，留名史册的宜春苑、御宿苑乃至扶荔宫[29]等更是游离于上林苑外。明晰此处，不但是本文继续论述的前提，也有助于西汉苑囿、离宫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
从出土文字的集中发现地来说，与“甘泉上林”的直接关系以甘泉宫、苑而非上林苑为大，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陈直以清代《薛氏钟鼎款识》所载“甘泉上林宫行镫（灯）”为据，推测“盖甘泉宫中别有上林苑之名”[30]；王社教指出，倘若甘泉宫真属于上林苑，依汉代惯例应称“上林甘泉”；“上林苑的本意为皇家之苑囿，故可专指，亦可泛指”，故而甘泉苑可称“甘泉上林”，但并非上林苑的一部分。[31]这些说法虽有较明显的猜测成分，但实为灼见，已离事实不远。严谨来说，“甘泉上林”之“上林”是京师“上林”官署的“复制”，体现了西汉职官制度以京辅地区多宫城格局为背景的一大重要特征。
战国秦汉时期，都城格局开始从单独一座宫城向多座宫城发展，不但城郭内设有“宫城”和复数的“亚宫城”，外围亦展开以秦帝国之南宫、兴乐宫、阿房宫为代表的宫城营建，[32]甚至可远及三辅。不同宫城各司其职、各为不同人物所居的特点在汉代十分显著，有机组成京辅文化圈，彼此又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如未央、建章为帝宫，长乐为太后宫，又如《三辅黄图》所列，钩弋宫居武帝赵婕妤，上林苑储元宫居信都太后（孝元冯昭仪）、信都王（中山孝王）等。长安的核心未央宫自不待言，其他宫城一旦具备崇高地位与重大政治意义、成为京辅次中心，与衣食住行有关的官署便会从中央职官体系分化出来，专门为其而设。《百官表》载，除未央宫有卫尉屯戍外，“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孝武初李广、程不识分别担任未央、长乐卫尉；少府之下有管理殿屋的“居室”官，甘泉宫亦设“甘泉居室”[33]；皇后、太子府有詹事作为“大管家”，皇太后宫亦设“长信詹事”，后更名为“长信少府”“长乐少府”。另外《汉书·外戚传》载，哀帝时定陶恭皇太后（孝元傅昭仪）、恭皇丁后、孝元王皇后、孝成赵后四太后并称，各有所居之宫，各置少府、太仆。清代孙星衍辑《汉官解诂》云：“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长安时，出祠天于甘泉用之，名曰甘泉卤簿。”虽然卤簿不是官名，但甘泉宫之天子车骑确有专称，也可作为旁证。东汉帝都格局相比西汉长安有所简化，但别宫专置起居官的传统仍有保留，如龙亭侯蔡伦任长乐太仆、党人领袖李膺任长乐少府等。综上可见，这类起居官的命名惯例为“复制”，即官名成例加以宫号。那么“甘泉上林”之意便不难推断：长安宫城“上林”官管理皇帝出游的苑囿，甘泉宫城“复制”之，所有者并非另一个“上林”苑，而是另一个“上林”官。
关中上林苑全盛时的范围略同于今天的西安市全境，[34]除鄠、盩厔之外也皆属西汉京兆尹。从沿革地理的角度来看，这正是西安—咸阳渭河平原地区自古以来的外延郊野，换言之，即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城邑在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下的最大辐射范围。《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微行之事，建元三年纵马踏遍长安郊野，“然尚迫于太后，未敢远出”，字面意义仅仅是不敢“向远”走。但对武帝爱游之地细加分析，黄山、长杨、宜春之宫苑都在长安渭河平原范围内，池阳宫则在今泾阳县一带，[35]虽皆不甚远，但也不可谓太近，实际上这些地点的共同之处为都处在河山区隔较少的泾渭平原地带。由此可见，特定地理条件下帝王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活动范围，上林苑的界限也必然与此有关，故而上林苑自始至终都是秦汉帝都本体的附属。甘泉宫则本质有别，其所在地——今陕西淳化凉武帝村位居北山南麓山梁之间，与长安分属不同地理单元；加之秦汉直道这一战略交通大动脉始于云阳（今淳化）、通甘泉[36]，北山间又是避暑胜地，且物产丰富、风景绝佳，甘泉宫城得到皇帝重视，发展为西汉京辅地区重要的次中心。随着武帝大加增补，甘泉宫起居、布政、祭祀之所一座座勃兴，甘泉宫城甚至可谓陪都矣。[37]甘泉苑为甘泉宫自有的附属苑囿，意义与上林苑之于长安相当；就如甘泉卫尉在职能和名称上都对应着长安帝宫卫尉，甘泉上林亦如此对应长安上林。
“甘泉上林”官署创设于何时已不可考，从出土文字来看，秦时已有“南宫郎”“北宫私”“北宫弋”“高章宦者”[38]“安台居室”[39]等专门服务于某一宫城的起居官；《汉书·匈奴传》载文帝时出现匈奴寇边、甘泉举火之事，说明甘泉宫已是要地，但大兴苑囿不应在文景治世，甘泉苑官署或也是武帝所增。甘泉宫虽为帝王离宫，且有甘泉泰畤之郊这一至尊的国家祭典，但毕竟为京辅山区次中心，“甘泉上林”署长“长”的职阶也低于长安“上林”的“令”[40]，类似地方上小县为长、大县为令，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汉京辅地区的层次分明。
“甘泉上林”之意明晰，《百官表》“甘泉上林都水”亦可解，应断为“甘泉上林、都水”，即甘泉上林、甘泉都水之意，与长安的上林、都水相对应，分别主掌禁苑与苑中河渠。
值得注意的是，《百官表》仅称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却又容纳了甘泉苑的主官，“甘泉上林”处特别指出“又皆属（水衡都尉）”。倘若“御羞”即御宿苑，则可确切认为水衡都尉实际职权范围包罗京辅，非仅限于上林苑；倘若水衡确实只是上林苑的总管，则“甘泉上林”应为新置官署，以职能有所通融而托管于水衡，究竟何解暂不能穷究。不过须知，从汉官沿革来看，水衡都尉只可谓是一临时机构，其设置最初是为“主盐铁”的经济目的从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脱胎而出，因“上林财物众”才从少府分得一些禁苑职司。[41]上林苑物产丰盛，堪为皇家私府及京辅地区的经济枢纽，这才与大农职能杂糅，反映的是武帝时期以富国为目标的特殊经济政策；到东汉光武帝时，则又分其职能省并回大司农和少府。[42]可见本质上水衡都尉是经济调控机构，少府才是禁苑官真正所应归属之上级。因此，水衡都尉究竟仅掌管上林苑还是兼收京辅诸苑的问题实则只是表象，并不影响相关官署的深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