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五一简所载之外侨事迹不见于传世文献，但联想到湖南汉墓出土有若干胡人俑，胡人侨居长沙郡应该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根知”一行人应该不是孤立的个案。例如，1973年常德南坪东汉“酉阳长”墓出土有一件胡人顶灯俑，该俑高鼻深目，赤身裸体，头顶灯盘，跣足倨坐，一派“非我族类”的形象。[25]1976年衡阳县道子坪1号墓又出土了一件东汉胡人牵马俑，该马夫高鼻深目，颌下胡须蜷曲，耳朵上还带着耳环，充满异域风情。[26]事实上，长沙出土简牍中还有“胡客”——“酒孰，胡客从宏沽酒一杅，直卅”。[27]整理者认为“胡客”是人名，但我们理解为侨居临湘的胡人，似乎更为妥当些；该胡人花费了三十钱买酒。简牍还记录临湘市场上出售胡果、胡梁，“胡果一斗，直十五”，“出钱六十市胡梁”。[28]虽然胡果、胡梁不一定要直接从胡地进口，但至少反映了当地对胡物的接纳。所以，这些文物和文献都可以作为胡人深入临湘的旁证，佐证五一简所记录的历史。
因此本文认为，东汉时代，很可能来自印度文化区的胡人曾深入汉王朝中南腹地长沙。他们信奉佛教或耆那教，有一定的人数基础，组建有家庭，顽强地保留了自身的生活和文化习俗。他们为何而来，又如何而来？囿于现有资料，我们暂不能回答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但笔者推测很可能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联。期盼将来新史料的刊布能提供更多的线索，以证实（或证伪）这个猜想。
注释：
[1]林梅村：《贵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国考》，《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林梅村：《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北方民族考古》（第3辑），2016年；罗世平：《汉地早期佛像与胡人流寓地》，《艺术史研究》（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LiuXinru:Ancient India and Ancient China:Trade and Religious Exchanges(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熊昭明：《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
[2]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简522，中西书局，2018年，第193页。断句为笔者的理解。
[3]《墨子》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
[4]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9，中华书局，1988年，第501页。
[5]汉代丧葬的经典性研究，见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中古时期因佛教流行，汉人在一定程度上接纳火葬。但即便如此，由于与传统丧葬观念之冲突，火葬影响非常有限；见张承宗《六朝民俗》，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
[6]王辉主编：《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第759～760页。
[7]《大戴礼记》卷4，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8]《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修订本）简162，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9]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2014年，第222页。
[10]王子今：《汉世胡奴考》，《四川文物》2010年第3期。“根知”等人是否皆为胡奴？显然不是。详见下文说明。
[11]《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简384，第61页。关于汉代女性权利，详见拙作《中国早期民法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7～122页。
[12]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贰）》简531，中西书局，2018年，第194页。
[13]唐宋法律有专门处理在华外商遗产问题的规范，或许有一定的汉代历史渊源。例如，“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见《宋刑统》卷12《户婚律》“死商钱物（诸蕃人即波斯附）”条，中华书局，1983年，第199～200页。
[14]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Series volume 4:The Zend-Avesta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5)，第74页。《文迪达德》的内容主要是宗教法和神话。
[15]MayrBoyc,Zoroastrians,Their Religions,Beliefs and Practices（London:Routledge,1979），第120～121页;林悟殊：《火祆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林梅村：《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北方民族考古》（第3辑），2016年。
[16]The Zend Avesta，第113页。
[17]E.J.Rapso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ume1:Ancient India(NewYork：Macmillan，1922年。
[18]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2，中华书局，1992年，第54页。
[19]关于古代东南亚印度化据点的情况，参见[法国]G.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17年。
[20]《南齐书》卷58《东南夷》说：“（林邑，即汉之象林）燔尸中野以为葬。远界有灵鹫，知人将死，集其家食死人肉尽，飞去，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近些年，有学者根据考古资料指出，林邑是汉与印度文化在中南半岛的分水岭。参见熊昭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考古学观察》，《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1期（转引LamThiMyDung之研究）。另外，越南芽庄发现的梵文《武景碑》在3世纪占婆遗址，梵文碑刻印度化特色明显。牛军凯：《武景碑与东南亚古史研究》，《世界历史》2014年第6期。
[21]关于古代印度妇女的地位，参考以下研究成果；Anant Sadashiv Altekar: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Hindu Civilization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New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1959);Women in Indian Religions，ed.Arvind Sharm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Collett，Women in Early Indian Buddhism(New York，2014);贺璋蓉：《印度佛陀时代妇女地位试析》，《南亚研究》1990年第3期。
[22]文中引用的法典内容出自[法]迭朗善译、马香雪转译：《摩奴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1、215页。
[23]参见注[21]。
[24]邓殿臣译：《长老尼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96～400页。《长老尼偈》是巴利三藏经中的一部，在南传佛教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25]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常德南坪东汉“酉阳长”墓》，《考古》1980年第4期。
[26]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衡阳县道子坪东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81年第12期。
[27]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简366，中西书局，2018年，第247页；《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简143，中西书局，2015年，第220页。
[28]?《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简370，第248页；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简086正，岳麓书社，2016年，第228页。
【注释】
[1]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出土简牍所见东汉长沙郡商业研究”成果。主要观点曾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19日第5版，本文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