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首服的演变及相关问题
秦始皇陵和汉景帝阳陵出土兵俑均为帝陵陪葬，因此其性质相同，具有可比性。秦始皇兵马俑的性质曾经有“守卫京师的戍卫军”“秦始皇东巡卫队”“送葬军队”“表彰军功所建‘封’”等诸多说法，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兵马俑象征屯住京师的宿卫军；[11]而关于汉景帝阳陵南北区从葬坑的性质，学界普遍认为可能是西汉时期南军和北军的缩影。[12]既然性质类似，这两处兵俑应该都具备当时兵服的一般特征。首服是整个军戎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代表性，秦代和汉代的军服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就整个军队的情况来看，首服的构成是由复杂多样趋于单一，秦始皇陵兵俑的首服是由冠、弁、帻、露髻等几种大类构成，每种首服有特定的穿戴人群；汉景帝阳陵兵俑的首服构成则基本全部是弁，部分露髻，只有个别戴帻，完全不见冠。首服的结构变化说明，入汉以来，军戎服饰逐渐向标准化发展，军戎服饰作为一种特殊人群的服饰种类，代表其身份的服饰特点愈发凸显，与一般意义上的常服逐渐区别开来。
就具体的首服情况来看，每种首服及发型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由冠弁结合转向全部戴弁。先秦冠弁不分，名称常可互换，但由秦至汉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冠和弁的差别愈加明显。入汉后两者不仅形制外观完全不同，穿戴人群也明显区分开来。如前文所述，秦始皇兵俑中的戴冠者一般为军吏，根据官职高低差别，其冠式也有不同；弁则是骑兵专属首服。而在汉景帝阳陵兵俑中完全不见戴冠官吏，而是官兵一致全部戴弁，且骑兵戴弁的情况减少，步兵戴弁的情况更加普遍。说明至汉时冠弁彻底分离，两者的用途开始明确，冠式成为文职人员的特定首服，弁成为武职人员的特定首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弁专指“韦弁”或“武弁”[13]，关于这点，汉代文献屡见记载，《周礼·司服》：“凡兵事，韦弁服。”[14]《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时为下军御，军之常服则韦弁”[15]。《后汉书》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16]
这种变化产生的结果是秦时以冠标识军吏等级的作法在汉代已然无法继续，那么汉代军旅中的级别高低之差又当从何区分就需要另加讨论。我们注意到，汉景帝阳陵出土戴弁武士的身份特征并不明显，但根据相关研究，其他汉代兵俑或武官俑的武弁上有的装饰有金饰片[17]，如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壁龛出土的代表近侍戍卫的郎官；有的则以羽饰装饰武弁，如陕西旬邑百子村壁画墓后室西壁上的将军形象（图十四）。[18]后者或可称之为“鹖冠”，为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之冠。虽以“冠”名之，实为“弁”属。以上的这种变化进一步说明汉代军戎服饰的职业化特征增强，即使存在以首服别尊卑的等级差别，也是建立在以身份为分类标准的基础上。
图十四 旬邑百子村壁画墓将军形象
图十四 临淄山王村俑坑出土戴胄车兵俑
第二，帻的延续与变化。由于汉景帝阳陵公布的材料中只见一例骑兵戴帻的实例，因此单从汉景帝阳陵的兵俑情况很难窥见帻在秦汉时期的演变状况。结合文献记载来看，帻实为汉代男性之常见首服，为“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且色彩多样，有“赤帻”“青帻”“绿帻”“素帻”之分。文献还记载有“从侍中以下为仓头，青帻，与百官从事从入殿中”[19]。可见帻不仅在汉代穿戴普遍，亦是宫中之官奴婢的固定首服，故以“仓头”直接呼之。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汉景帝阳陵还是同样出土有兵马俑的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以及作为汉高祖长陵陪葬墓的杨家湾汉墓，帻虽然偶有出现，但在整个兵俑组合中均不占多数，比例极低，这与秦始皇陵出土步兵俑中大部分戴帻的情况迥然不同。此外，从形制来看，汉景帝阳陵出土骑兵俑的帻与秦始皇陵所见的帻形也有一定差异，前者更像是由一块方巾覆头，巾角向后扎结固定；后者则类似软帽直接覆髻，边沿以细带扎结收紧。当然，这种变化或许与发髻形态直接相关，但不可否认发髻形态的改变确实会对首服形态产生一定影响。帻在秦汉时期的前后变化表明，作为首服之一种，帻在秦汉两代一直延续，且入汉以后其使用人群更加广泛而普遍；但与社会普遍情况相逆的是，帻在秦汉兵服中的使用比例则大幅下降，进一步说明汉代军戎服饰的身份化特征更加明显，汉代的帻虽常见却并不被当时军队广泛接受。
第三，发髻从多样化向单一化演变。从上文分析可见，由秦入汉，单独梳髻的兵俑其结髻位置产生了显著的变化。秦始皇陵兵俑中头顶右侧结髻十分普遍，只有戴冠和戴弁兵俑才在脑后结髻；汉景帝阳陵兵俑则全部于脑后结髻。一般来说，结髻位置与首服佩戴方式直接相关，如戴冠或弁，则脑后结髻更加方便，其余，则可于头顶结髻而无碍。这种变化充分说明了首服对发髻发型产生的影响，反之，也进一步说明武弁在汉代军服中的普遍使用。此外，汉景帝阳陵出土的兵俑即使未加任何首服，也只在脑后结髻。这种固定化的结髻方式反映出相适配首服的固定化模式。其适配首服除上文所说的武弁外，还可能是胄。虽然汉景帝阳陵兵俑中未见戴胄兵俑，但类似兵俑在江苏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和山东淄博山王村汉墓出土兵俑中则十分常见（图十五）。[20]说明胄很可能是武弁之外汉代军服中的又一种重要首服，胄与武弁很可能是汉代轻装部队和重装部队的军服差别。
与发髻的变化相适应，汉代的发饰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秦始皇兵俑中由于头顶结髻居多，重量集中于头顶，故多见固定发髻的发绳和发卡，脑后易松散部位则以编发方式向头顶汇聚归整；汉景帝阳陵出土兵俑由于脑后结髻居多，额头和两颞则成为头发易松散部位，与之相配的是縰和抹额的出现。“縰”又称作“纚”，“纚，以韬发者也，以纚为之，因以为名”[21]。需要说明的是，纚不仅在军服中比较常见，汉代其他身份的人也多以纚来韬发。“抹额”又称作“陌额”或“绛帕”“冒絮”，乃围扎额头的一种发饰，汉景帝阳陵中出土兵俑额头上残留的朱色印记乃汉代抹额的生动写照。
综合来看，秦汉兵俑首服的以上三种变化当与秦汉军服的变化直接相关，而秦汉军服的变化则是为适应军种变化和作战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冠之本义乃别人之尊卑，与旌表礼仪直接相关，实用性不强。相反，弁和帻则更便于拢发固发，实用性更强，两者相较，弁又比帻质地坚硬而更具防护性。以此来看，汉代军服抛弃华而不实的冠的设计而普遍采用弁和胄作为首服，表明汉代军服正向着实用性、防护性更强的方向发展，是军戎服饰更加专业化、标准化的表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汉代军事格局的变化和作战理念的转变。
注 释：
[1]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文物出版社，2009年。
[2] 袁仲一：《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03～312页。本节有关秦始皇兵马俑形象的介绍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出注说明。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报告认为，A型和B型为文献所记载的“长冠”，C型为鹖冠，笔者以为不确，另有专文论述；陕西省文物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烈烈秦风——中国秦始皇兵马俑文物展》，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本节有关秦始皇兵马俑的图片均采自此书，后文不再出注说明。
[4]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 同[2]，第303页。
[6] 左俊：《对羊与金珰——论战国至西汉羊纹金饰片的来源于器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1期。
[7]同[2]，第309页。
[8] 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6年第7期。
[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10]王方：《说“縰”》，《艺术设计研究》2020年第五期。
[11] 同[1]。
[12] 王学理：《论汉阳陵南区从葬坑的军事性质》，《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汉唐考古》。
[13] 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到的弁实际上有三种，即爵弁、皮弁、韦弁，三者形制相类，用途殊同。本文所指均为韦弁。
[14]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5] 《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
[16] 《后汉书·舆服志》，中华书局，1965年。
[17] 左骏：《鵔鸃之冠——论战国秦汉之际的对羊纹金片》，国际视野下的秦始皇帝陵及秦俑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发言。
[1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19] [汉]卫宏：《汉官旧仪》，[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47页。
[2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区文物管理局：《临淄山王村汉代兵马俑》，文物出版社，2017年。
[21] 《释名·释首饰》，[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