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代砖瓦概述
◎汉景帝阳陵博物院 陈 波
摘 要：陕西使用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多年的仰韶晚期，瓦则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五百年的芦山峁遗址。西周晚期已将砖用于建筑墙基的防水，并在建筑顶部覆瓦。战国以后砖的烧造工艺和制作水平达到新高度，大量应用于建筑、墓葬中；瓦大规模应用于建筑。本文试以时间为线索，分别阐述砖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制作工艺、装饰技法及文化内涵，对中国古代砖瓦文化加以概括总结，以期形成总体印象。
关键词：砖瓦；瓦当；砖雕；制作工艺；纹饰
陕西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是华夏文明这条历史悠久、流域广泛、水量充沛的大河最为重要的支流之一。从距今至少五千多年前开始，陕西地区就已经是早期中国的区域性中心之一。公元前11世纪开始，又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四个王朝建都于此，奠定了陕西在整个东亚地区长达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及艺术等领域的中心地位。
几千年区域性中心的深厚积淀和上千年帝都的辉煌历史，造就了三秦大地之上曾经大量出现过的殿宇楼堂、园囿阙观、离宫别馆、富家豪宅、城寨村舍、陵园庙寝、墓冢祠堂等。这些曾经耗费了大量物力、财力以及工匠们心血的建筑，虽大部分已经因为兵火燹灾和风雨摧残，只留下一些残垣断壁、柱础台基、草泥木灰的迹象，有的甚至早已在历史的尘烟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仅能从文献的一言半语中觅得些许蛛丝马迹，但是那些曾经遍附于华屋之上的叠叠青瓦、平铺于广厦之下的鳞鳞方砖却由于自身庞大的数量和防腐耐朽的特性，依然或多或少地得以保存。至少从宋代开始，陕西地区出土的古代砖瓦就因为纹饰精美、文字古雅而受到文人士子们的关注和喜爱。清代时，就已经出现了关于瓦当的专门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陕西开展的主动性发掘和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考古工作中，更是出土了大量的砖瓦类建筑材料，其数量之庞大、种类之繁多、工艺之高超、序列之完整、价值之巨大，全国罕见。
砖瓦作为建筑材料，其本质是应用在建筑上的功能性陶器，产生的基础是制陶工艺的成熟、建筑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居住条件要求的提升。从最初穴居于自然形成的山洞，到在地面向下掏挖而成的半地穴式房屋，再到整体修建于地面之上的土木结构房屋，最后到公共用途大型建筑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将居住休憩场所构筑得更加安全和舒适，这是人类至今仍在苦苦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出现的陶器由于具备良好的隔水防潮效果和耐磨不朽的特性而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从最初以生活器具为主的陶器中演化出砖瓦类的建筑材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砖瓦何时出现在中国，这也是考古学、建筑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2009年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的砖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周原遗址。在20世纪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在周原遗址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的砖。[1]这些砖的形制都较为规整，说明最迟在西周早期，周原地区就已经开始在大型建筑上使用砖作为建筑材料。然而这个持续了多年的记录却在2009年被西安蓝田新街遗址的考古发现打破——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5块时代为仰韶晚期的砖体残块。[2]经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加速器质谱中心测定，新街遗址出土砖块的烧制时间应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前，将我国砖的最早出现时间提前了近2000多年，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建筑材料的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又被称为“中华第一砖”。
虽然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制作砖的技术，但是早期的砖应该仅仅是为了个别建筑或者一些特殊需求而专门烧制的，并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大规模的推广，故而仅在个别遗址有少量出土。
20世纪70年代末期，考古工作者在宝鸡扶风法门镇云塘村附近的西周晚期制骨作坊中发现了四角有砖钉的大型砖。[3]从其形态和出土位置判断，考古人员认为该砖并非是用于铺地或者砌筑墙体，而是贴砌于建筑的墙角处，主要用于建筑墙基的防水、防潮。
春秋战国以后，砖的烧造工艺和制作水平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到了秦汉时期，除了早已出现的条砖、方砖、花纹砖等种类外，由于建筑技术的进步和丧葬习俗的转变，还出现了楔形砖、扇形砖、曲尺形砖、屋脊砖等类型，[4]其中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砖的制作工艺水平、科学技术含量、文化艺术价值的应数体量巨大、制作规范、纹饰精美的空心砖。
空心砖整体呈长方体。砖体外部一般都经过修整，规范平整、棱角分明，表面饰有各类精美的纹饰或图案；砖体内部为空心状，常用手来进行修整和抹平的处理，故而多残留有工匠的手印或指痕。为了让砖体在烧制时受热均匀，防止胀裂，砖的侧面都留有一个或者数个圆形、椭圆形、方形等不同形状的气孔。1988年在宝鸡岐山县赵家台西周遗址附近曾出土过一块空心砖，砖体呈长方体，表面以粗绳饰以粗绳纹，宽32厘米、高21厘米，长度达到了惊人的99厘米。这表明空心砖的出现应该不晚于西周晚期。[5]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人们发现空心砖不仅可以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还具有出色的隔音、防潮功能，因此从战国开始，大型建筑中使用空心砖的数量明显增多，到了秦汉时期，空心砖达到了其发展的高峰——不仅烧造技术不断进步，装饰工艺水平也逐步提高，砖面的纹饰技法已经有模塑、阴刻、戳印等多种形式，内容也由最初的绳纹、几何纹等扩大到了动物纹、植物纹、狩猎纹、历史故事及神话传说等等。
目前，陕西地区已发现的秦代空心砖一般都器形古拙厚重、图案雄奇神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土于秦咸阳宫宫殿遗址附近的龙纹、朱雀纹空心砖；[6]汉代则器形雄浑大气，纹饰生动美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神纹空心砖[7]、几何纹空心砖等，主要出土于汉阳陵与茂陵等帝王陵园的高等级建筑遗址中。
值得注意的是，从战国晚期开始，空心砖的使用范围就不仅仅限于生者居住的建筑了，一些较高等级的墓葬也开始使用空心砖来箍墓。这种墓葬在考古学上被称为“空心砖墓”。秦汉时期这种最早流行在陕西、河南地区的墓葬形式已经传播到了全国很多地区，一直到东汉时期才由于墓葬结构和丧葬习俗的转变而消失不见。
与空心砖逐渐流行又迅速消失的命运不同，结构最为简单的方砖和条砖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我国最早用砖铺地的迹象发现于西安北郊徐家湾的战国建筑遗址。秦汉时期，一些高等建筑在营造过程中已经开始大规模用砖来铺地或者砌墙，如在秦始皇帝陵陵园内出土了用于墙面装饰的花纹方砖[8]；在汉阳陵的阙门、宗庙遗址内也出土了不少铺地用的素面方砖、几何纹方砖、米格纹方砖[9]等。东汉开始，砖室墓开始流行，大量的条砖、楔形砖、曲尺砖等被用于墓室地面的铺设、墙面的垒砌、墓顶的拱券、墓道的构筑等。东汉至魏晋时期墓葬中铭文砖的使用明显增多。一些带有年号的砖放置于墓门、墓道或者墓室之中，用于表明墓主人下葬的日期或者墓葬的封闭时间。隋唐时期，各类砖表面常饰有粗细不一的绳纹。唐代受佛教影响，一些高等级建筑的砖上常采用莲花纹、兽面纹、菱形绳纹等进行装饰，其中莲花纹、宝相花纹多现于铺地砖上，兽面纹则主要用于贴砌墙面的装饰砖。此时，一些宫殿、寺庙等高等级建筑上还出现了采用琉璃烧制工艺制成的琉璃兽面纹砖，鲜明艳丽，奢华美观。经考证，这类琉璃制品主要来自于长安附近的耀州窑。[10]
唐代以后，砖雕艺术兴起。乐舞人物、男女侍从、历史传说、宗教题材、吉祥花草等均可以作为表现的题材，咸阳彬州冯晖墓出土的彩绘方砖[11]就是其中的代表——该墓甬道两侧用50多块彩绘方砖拼合成了28个舞乐人物的形象，刻画细致、造型生动、色彩艳丽、形象逼真，它们或吹、或敲、或弹、或跳，场面热烈、氛围喜庆，仿佛组成了一个地下乐队；陕北地区多地出土的扭秧歌人物砖雕，每块砖上一般有两人，相互映衬、互动而乐，动感活泼、场面热烈；还有汉中地区出土的侍女砖雕，侍女们姿态各异，所持物品也各不相同，生动形象、栩栩如生。
宋明时期，受理学思想影响，以“郭巨埋儿”“卖身葬父”等“二十四孝”故事内容为题材的砖雕开始大量出现。一般采用模制、线刻或者减地雕刻的方式进行创作。这些题材的装饰砖一般都内容雷同、线条简单、形象呆滞。明清时期，陕西地区的砖雕技艺达到了新的高度，已经可以娴熟采用多种技法和形式来表现各种类型的装饰题材。
相比而言，我国古代大规模使用瓦的历史要远远早于砖。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特色的传统建筑主要以土木结构为主，如果没有瓦作为防水层来进行保护，其夯土台基和木质构件极容易受到雨水的侵蚀而损毁、糟朽。因此，瓦在古代建筑中属于“刚需”，而砖则存在许多性价比很高的替代品，用黏土夯打而成的土坯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土坯的制作工艺简单、制作材料随处可见，成品土坯在硬度、韧性、使用年限、防水透气性等方面均可以替代砖来进行台基的垒砌和墙体的砌筑等，从而大大降低了房屋的建造成本。
我国发现最早的瓦出土于“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芦山峁遗址。该遗址位于陕北延安地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遗址的核心区不仅发现了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四合院式宫殿建筑遗址，还在这些宫殿建筑的附近集中发现了大量的筒瓦和槽型板瓦，[12]这个发现将我国建筑用瓦的时间确定到4500多年前，较之前的认识提前了近千年。而同为陕北地区的石峁遗址中也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的瓦，[13]这些发现说明最迟在距今4500年时，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建筑用瓦的烧制技术。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用瓦形制和结构的定型阶段，其后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制瓦材料更为上乘、装饰纹饰更为精美，但总体的形制和结构依然在周代形成规制的窠臼之内。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就陆续在宝鸡和西安等地区的西周建筑遗址[14]中发现了用瓦的现象。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对位于周原范围内的岐山县凤雏宗庙建筑遗址[15]和扶风县召陈宫殿遗址[16]的发掘过程中，在建筑遗址的相应位置发现了大量的瓦，说明这两处西周早期的建筑应该已经开始用瓦对建筑的屋顶进行全面或者部分区域的覆盖。这两个建筑遗址所出土的瓦整体虽略显粗糙，尚无筒瓦和板瓦的区别，[17]但其剖面已经呈一定的弧度。部分瓦背上附有瓦钉或在瓦沟里粘塑有瓦环，表明这一时期可能人们才刚刚开始在大型建筑上大规模地用瓦铺覆，为了防止瓦片从屋顶上滑落，还需要采用一些必要的辅助手段和特殊构造。
周代的瓦一般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来塑出基本形状，再经过专门修整后制成陶坯进行晾晒，待陶坯中的水分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入窑烧制而成。根据目前已发现瓦的形制结构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瓦制作较为粗犷，形制结构不甚规整，尚未出现板瓦和筒瓦的明确区分。瓦的厚薄变化较大，烧制火候一般较低，故而瓦色变化也较大，呈现出红褐色、青灰、黄灰色等。部分瓦的背上有瓦帽，瓦沟内有瓦环。瓦的纹饰以绳纹为主。中期以后开始出现板瓦和筒瓦的区别，器形开始变得较为规整，逐渐出现了大、中、小三种规格。大型板瓦多以细绳纹为饰，瓦背一般会有一个或者两个瓦环；筒瓦则出现了瓦舌，可以使筒瓦间的叠压更为紧密，部分小型筒瓦内还附有锥状的瓦钉。此时瓦的纹饰虽仍以细绳纹为主，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弦纹构成的三角形、菱形或云雷纹等。这一时期筒瓦的瓦头已经开始出现瓦当。晚期的瓦规格和结构已经基本定型，制作也更加规范和工整，但瓦的体量较之前的要小很多，胎体也较为轻薄。纹饰仍以绳纹为主，但由刻划双线弦纹构成的曲折云雷纹、三角形纹等纹饰明显增多。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提升和对于制瓦工艺标准的提高，所制出的瓦细密坚实、形制规整，瓦色青灰、美观大方。秦代开始出现的布纹到汉代时已成为瓦的主要纹饰之一。到了隋唐时期，瓦的体量更小、胎体更厚，制作工艺更加规范，一些高等级建筑上还开始使用“青掍瓦”。[18]这种瓦的表面采用渗碳后磨光处理的工艺，呈现出一种黑亮的光泽。此时瓦体表面施釉的工艺也已经出现，由于出土数量较少，推测应该仅限于在少数高等级建筑上使用。到了明代，琉璃瓦的制作工艺已经成熟。明代洪武年间就开始在铜川陈炉镇等地设置“琉璃厂”，专门烧制用于秦王府及陕西地区一些高等级宗教、祭祀场所修造之用的琉璃瓦。[19]所制作的琉璃瓦釉色青蓝明亮、光彩灼灼，是明代高等级建筑材料的典型代表。
瓦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同时瓦的形态也在随着建筑结构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筒瓦上加瓦当的出现。目前已发现的瓦当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20]其主要作用是防止雨水渗透进建筑房檐、侵蚀椽头木，故而又名“遮朽”“瓦头”等。瓦当产生之初，是以实用为主，随后人们发现在其上饰以各种图案、纹饰等，可以增加建筑的美感，彰显建筑的等级。因此，瓦当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上一种极富特色的建筑构件。
西周时期的瓦当主要出土于宝鸡地区，当面以半圆形为主，多为素面，少量当面上刻画有重环纹饰，这应该是瓦当在出现之初，通过在纹饰风格上对青铜器的模仿，在显示建筑物主人显赫地位的同时，也让建筑充满了威严神秘的色彩。[21]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起，周王室日益衰微。各国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尝试着制度上的创新和改革，使得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思想文化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从宝鸡雍城地区、西安的栎阳和芷阳等地区出土的瓦当来看，此时占据周人故地的秦人应该是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在周人制作瓦当的工艺和装饰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身独特风格和极高艺术造诣的瓦当装饰艺术。此时的瓦当在构造上变得以圆形为主，当面图案开始大量出现以鹿纹、獾纹、虎纹、凤鸟纹等为主的动物纹饰，以草叶纹、树纹、葵纹、花卉纹等为主的植物纹，以及以模拟自然景象为主的云纹、涡纹、炯纹等纹饰。这些纹饰都来自早期秦人对日常生活中常见景象的观察、深刻的体会和感受，故而特别生动形象、形神兼备、新颖浪漫，真实地反映了秦人在历史上升时期积极乐观、奋发进取的精神气质，说明秦人的审美情趣已经逐渐摆脱了原始宗教和生活观念的束缚，变得更加日常生活化和现实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个人的权力和欲望达到了顶点。在其统治期间，起“阿房”、修长城、通直道、筑帝陵……开展了一系列大型的土木工程，虽然立国仅有短短十五年，但却在全国各地留下了大量的建筑遗迹。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对于器物标准化的要求渐高，此时制作的瓦当在结构与图案上同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显得形制更加规范、风格更加统一。秦朝之前陕西地区流行的单体动物纹饰已经较为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成组出现的动物纹饰，植物纹瓦当此时则多为花朵纹、四叶纹、花蕾纹等，云纹和涡纹等反映自然景象的纹饰开始变得非常规整，极力追求几何图案的对称美。此时的瓦当一般都塑有内圆，其内多为网纹、曲尺纹、草叶纹、乳钉纹等纹饰。山云纹、飞鸟流云纹、嘉禾纹等带有明显六国风格的瓦当在秦咸阳城遗址附近也有部分出土，这应该是秦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在咸阳城内仿造六国宫室的产物。此外，在陕西西安的秦始皇陵园和阿房宫遗址、宝鸡的成山宫遗址以及兴平的侯村遗址等秦代大型宫殿或者礼制建筑遗址中还出土了一种体量巨大的半圆形瓦当，[22]其宽一般为52～57厘米，高为38～44厘米，纹饰以夔纹、夔凤纹、兽面纹为主。对于这种瓦当的文化内涵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由于其体量巨大，所以又被形象地称为“瓦当王”。作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巨型瓦当，它从侧面对秦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做出了非常形象的物化诠释。
秦灭以后，汉朝建立。汉代统治者们在系统继承秦朝物质和文化等方面的遗产后，通过自身的兼容并蓄、创新发展，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长达四百多年相对平稳的统治、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对各项资源的有效掌控和调整，奠定了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东方最为强大和富强国家的基础。作为建筑构件的瓦当也在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达到了其历史的巅峰，不仅瓦当的制作工艺已经臻于完善，当面的纹饰形式和内容也完成了从对具体事物形象的模拟到意义符号的抽象表达、从求真还原的写真手法到意向阐释写意技法的深刻转变。
陕西地区出土的汉代瓦当不仅数量巨大，其种类也变得更加庞杂，原有的云纹、几何纹、动物纹等瓦当出现了更多的类型变化和演化分支，瓦当中最富文化价值的文字瓦当也在此时大量出现，从而极大丰富和提升了瓦当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历史文化价值。瓦当的制作工艺水平在此时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与秦代相比，汉代瓦当的胎体厚实，当面较大、边轮较宽。此时瓦当图案的布局形式也相对固定下来，一般都由两个同心圆环将当面分为内圆以内和以外两个区域。内圆内一般以凸起的乳钉为装饰，周围常采用围绕的联珠纹为饰；内圆和外圆间的环状区域一般被双“十”字线界栏等分为四个区域，其内主要以各种吉祥文字或者卷曲的云纹等为饰。
根据陕西地区目前出土瓦当的纹饰来划分，基本上可以将汉代瓦当分为以云纹为主的几何纹饰类瓦当，以动物纹、植物纹为主的图案类瓦当和以文字为装饰的文字瓦当三大类型。
云纹瓦当是出土汉代瓦当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种类，其当面内圆中心处一般都装饰一颗凸起的乳钉，少部分则会以网纹、草叶纹、菱形纹、花瓣纹等为饰。内圆和外圆间的环状区域一般被双“十”字线界栏等分为四个区域，其内分别饰有一朵由单线或者双线卷曲构成的云纹。所饰云纹一般都卷曲舒展、结构对称，寓意着天空中的朵朵祥云，是西汉时期神仙思想兴盛、人们渴望长寿成仙意愿的真实反映。
汉代的动物纹瓦当与先秦时期相比，数量和种类都开始大大减少，但其艺术表现能力和工艺水平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所组成的“四神”瓦当。[23]目前已发现的“四神”瓦当中，青龙的虬曲神秘、白虎的威猛有力、朱雀的轻盈灵秀、玄武的玄妙莫测都被表现地淋漓尽致，故而自发现以来，就一直被人们视为是汉代动物纹瓦当的“巅峰”，是瓦当收藏和研究者心目中的“极品”。目前出土的汉代“四神”瓦当均发现于汉长安城遗址附近，一般认为其应是西汉末年王莽九庙专用的瓦当。由于使用的时间极其短暂，故而非常少见，目前仅在全国少数几家博物馆中有所收藏。
文字瓦当是汉代最具历史文化和艺术研究价值的一种瓦当。文字瓦当最早产生于何时，专家学者们一直还有所争议，主要有西汉说、秦代说和战国说三种主流观点。但是不管文字瓦当起源于何时，其从西汉初期开始大量出现是毋庸置疑的。
根据瓦当上的文字内容，可将汉代文字瓦当分为寓意类、标志类和警告类三个大类。其中寓意类瓦当主要是在当面塑书一些吉祥美好、带有歌颂祝福含义的文字，如“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千秋万岁”“延年益寿”“永寿无疆”[24]“汉并天下”[25]等；标志类瓦当则是对建筑物的功能、机构职能及所处位置等信息进行说明和标示，如“鼎湖延寿宫”[26]“上林”[27]“
”[28]“华仓”[29]“冢当”[30]“长陵东当”[31]等；警告类瓦当则非常少见，在已发表的各类文献中，仅有“盗瓦者死”[32]等非常少量的记载。除了上述分类方法外，还可以根据瓦当的形状分为圆形、半圆两个大类；根据瓦当的使用地点和主人身份分为宫殿、宗庙、官署、陵园、祠堂等类型；根据瓦当文字的数量分为单字瓦当，如“车”字瓦当[33]、“商”字瓦当[34]等，两字瓦当，如“上林”瓦当、“延年”瓦当[35]等，四字瓦当，如“长乐未央”瓦当、“长生未央”瓦当等，五字瓦当，如“鼎湖延寿宫”“延寿长相思”[36]等……其中文字最多者可在一个当面上塑出如“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37]“与民世世、天地相方、中正永安”[38]等十二个清晰完整的文字，其布局之巧妙、结构之和谐，令人叹为观止。
汉代文字瓦当的字体多以小篆为主，兼有隶书、缪篆体、鸟虫体等。文字的布局一般都因形就势进行排布，字体、字形多根据当面的空间结构进行变化调整，或故作波折，或化繁为简，或舒展开散，或收紧呈团，或阳刚挺拔，或柔媚绵软……变化万千、难觅定势，方圆转化、任性舒展，长短曲折、纵横得体，丰富多姿、极富美感。部分汉代瓦当文字的运笔走势、字形意境已经臻于妙品，达到了极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对于我国书法和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北宋时期开始，文字类瓦当的独特价值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是宋代以后文人们在考证史迹、研习书法、稽古论今等文化活动时经常关注的内容之一，故而逐渐出现在宋代以后的文献记载之中。至清代时，已有学者开始专门研究瓦当的图案和文字，并且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
汉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权更迭极其频繁的时期。陕西地区高等级建筑的数量开始大规模减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政局和大规模的战乱在破坏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同时，也使得之后的建筑格局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用性和防御功能逐渐成为建筑营造时优先考虑的内容。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也在此时开始流行，逐渐开始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与佛教有关的各类建筑形式和装饰构建出现并且迅速成为一种潮流。莲花因在佛教中的特殊寓意逐渐成为此时常见的瓦当纹饰之一，大规模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之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种不同形态的兽面纹和人面纹瓦当。兽面纹饰极有可能是对佛教护法神兽狮子形象的模仿，而人面纹饰则有可能是为让居住在屋檐下的人能够远离邪魅灾祸，起到祛邪避凶的目的。云纹瓦当和植物纹瓦当还有少部分出土，虽然还保留着些许汉代的气韵，但风格已有明显不同。在陕北的统万城遗址中还出土了“永隆”瓦当[39]，这应该是该城作为西夏国都在营造时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代表了西夏的建立者赫连勃勃希望西夏国可以“隆盛不衰”的美好愿望。
隋唐以后，佛教信仰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隋唐时期的许多皇帝及其宗室都笃信佛教，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崇使得佛教文化得以在更深层次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结合，故而在这一时期，有着悠久历史的云纹瓦当基本上已经消失不见，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莲花纹和兽面纹瓦当逐渐成为了主流，并且衍生出了多种形态和风格。龙纹和佛像纹也在此时成为瓦当装饰的题材之一。部分隋唐时期的瓦当还采用了“青掍瓦”[40]的烧造工艺进行制作，制作出的瓦当黑亮明光，防水性好。唐代时，在泥质胚胎上施釉烧制而成的琉璃瓦和瓦当开始出现，已经可以烧制出青、绿、蓝、黄等多种颜色，[41]但是由于成本高昂，一般只在少数高等级建筑上才能使用。
唐代以后，特别是晚唐到五代时期，陕西地区陷入多年战乱，各种势力在此割据混战，极大地破坏了陕西的经济和文化基础。陕西出土的这一时期瓦当数量急剧减少，已发现的瓦当制作粗糙、不甚规范，瓦当的纹饰种类也变少，艺术水平有了明显的下降。宋金时期，陕西瓦当纹饰仍以兽面纹和莲花纹为主，全新的花卉纹瓦当开始出现，龙纹瓦当逐渐开始兴起。宋代以后，兽面纹瓦当逐渐取代了莲花纹瓦当成为主流，不仅形式多样，纹饰也日益繁复。元代开始，陕西出土瓦当的纹饰趋于简化，龙纹瓦当数量明显增多。从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琉璃瓦烧制技术在此时应用到了龙纹瓦当的烧制，但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大都釉色不纯，杂色较多。明代以后，琉璃瓦的烧制技术已经成熟，陕西铜川地区烧制的龙纹瓦当和滴水瓦[42]不仅工艺规范、形制规整，釉色也蔚蓝透亮，精纯美观。到了清代，瓦当主要以虎头纹为装饰题材。由于明清时期建筑结构布局和构筑方式的变化，瓦当虽然还在继续使用，但是已经基本丧失了其罩于椽头、挡雨防雨的基本功能，成为了房檐前排滴水瓦间的一种装饰物。
以上，我们对陕西古代砖瓦的产生发展历程、时代特征及装饰技法的演变等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总结。到了近现代，随着建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新建筑材料的不断出现，砖和瓦早已失去了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象征意义，逐步回归了作为建筑材料的实用性本质，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建筑材料。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构成陕西古代建筑宏伟乐章的音符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一块块青砖、一叠叠绿瓦。然而，以土木结构为主要特征的构筑方式导致中国古代建筑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极易遭到损坏，而朝代更替时的大规模破坏和群雄并起、割据混战时的绵延战火，更是会对其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当后人们行走在三秦大地，遥想汉唐旧地当年宫阙巍峨的盛景和华屋遍地的繁华而不可得见时，便会发出一声声诸如“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感叹。还好，有这些以泥土为胎、历熊熊窑火而出的砖瓦，它们经得起风吹雨打的摧残、躲过了兵匪战火的破坏、耐得住长埋地下的熬磨，在重见天日之后，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本真形态，为我们鉴证历史、探寻过往，凭吊周秦盛景、回味汉唐雄风提供了最真实、最有力的实物证据，而蕴含在其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在外的艺术感染力，更是让这些从历史深处“走出”的只砖片瓦超脱了建筑材料的范畴，成为人们睹物生情、寻找精神故乡时的吉光片羽，感慨光阴流逝、幽思怀古时的完美寄托。
近年来，随着陕西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开展，许多埋藏地下的砖瓦被科学发掘出来，为古代砖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认识，填补了许多认知的空白。这期间，关于砖瓦研究的各种成果和著作也开始大量出现，专家学者们通过悉心梳理、潜心研究，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时代特征为色彩，为我们编织出陕西古代砖瓦发展演变的多彩画卷，多角度展现出了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千载、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为我们文化自信的由来和产生提供了一个个完美的注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以“秦砖汉瓦”为代表的陕西古代砖瓦及其研究工作，必定会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彰显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为深厚的内涵和更加丰富的层次，为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注 释：
[1] 罗西章：《周原出土的陶质建筑材料》，《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新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期。
[3] 罗西章：《周原出土的陶质建筑材料》，《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4] 王世昌：《陕西古代砖瓦图典》，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岐山赵家台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6] 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渭城拾遗》，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60～61页。
[7] 王志杰：《茂陵文物鉴赏图志》，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03～212页。
[8] 陕西省文物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文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87页。
[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10] 王世昌：《陕西古代砖瓦图典》，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436页。
[11] 罗丰：《五代后周冯晖墓出土彩绘乐舞砖雕考》，《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
[12] 马明志、翟霖林、张华、杜林渊、王蕾、赵汗青 ：《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9年第7期。
[13] 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14] 胡谦盈：《1961～19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8期。
[15]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16] 傅熹年：《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二》，《文物》1981年第3期。
[17] 赵荣主编，田亚岐、孙周勇著：《考古陕西：椽头乾坤——陕西古代瓦当》，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18] 赵荣主编，田亚岐、孙周勇著：《考古陕西：椽头乾坤——陕西古代瓦当》，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19] 赵雅莉：《陈炉新发现的明代龙凤纹瓦当和滴水》，《收藏界》 2008年第10期
[20] 傅嘉仪：《秦汉瓦当》，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1] 赵荣主编，田亚岐、孙周勇著：《考古陕西：椽头乾坤——陕西古代瓦当》，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4页。
[22]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修订版），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23] 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72～173页。
[24] 白冬梅：《汉阳陵博物馆馆藏瓦当概述》，《文博》2008年第1期。
[25] 傅嘉仪：《秦汉瓦当》，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974页。
[26] 傅嘉仪：《秦汉瓦当》，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1147页。
[27] 王志杰：《茂陵文物鉴赏图志》，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
[28] 冯长哲、上官存德、李昌峰：《雍城秦汉瓦当》，中国石鼓印舍出版社，2016年第195页。
[29] 赵荣主编，田亚岐、孙周勇著：《考古陕西：椽头乾坤——陕西古代瓦当》，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6页。
[30] 傅嘉仪：《秦汉瓦当》，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449页。
[31] 张德臣：《渭城文物志》，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22页。
[32] 王世昌：《陕西古代砖瓦图典》，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33] 王志杰：《茂陵文物鉴赏图志》，三秦出版社，第234页。
[34] 王世昌：《陕西古代砖瓦图典》，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35] 杨亚长、王昌富：《商鞅封邑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10日第一版。
[36] 赵荣主编，田亚岐、孙周勇著：《考古陕西：椽头乾坤——陕西古代瓦当》，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3页。
[37] 张德臣：《渭城文物志》，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21页。
[38] 王志杰：《茂陵文物鉴赏图志》，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
[39] 戴应新：《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40] 赵荣主编，田亚岐、孙周勇著：《考古陕西：椽头乾坤——陕西古代瓦当》，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41] 赵荣主编，田亚岐、孙周勇著：《考古陕西：椽头乾坤——陕西古代瓦当》，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1页。
[42] 赵雅莉：《陈炉新发现的明代龙凤纹瓦当和滴水》，《收藏界》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