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陵寝建制
对于西汉陵寝制度、陵庙制度，《汉书·韦玄成传》记载颇详：“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由此看出，汉代对已去世的皇帝有三处祭祀场所：“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这样就将陵寝祭、便殿祭、陵庙祭协调统一起来，形成规范的西汉帝陵祭祀制度。
东汉蔡邕《独断》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秦汉帝陵陵寝的出现，是根据丧葬礼仪由宫寝转化而来的。在先秦的送葬礼仪中，附有灵魂的“魂衣”由乘车、道车、藁车三魂车载之与柩车一起至墓地，待下葬后，柩车已空，于是将乘、道、藁三魂车所载魂衣再载之柩车运回城内的殡宫以享祭祀，即《仪礼·既夕礼》所记载的葬后“反哭”宗庙、“遂适殡宫”之仪节，此“殡宫”即“宫寝”，将魂衣放置宫寝中进行虞祭安魂之礼。至秦汉时期，由于在墓侧建有陵寝，所以死者的衣冠就不会运回城内的宫寝中，而是直接放置于墓侧的陵寝中进行祭祀。这应是秦汉时期帝陵墓侧出寝之缘起。
对于汉代帝陵寝园中的“便殿”究竟是何建筑，注释家有不同的解释。如淳对《韦玄成传》所记“便殿”注释曰：“《黄图》高庙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 而颜师古则注曰：“如说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又《汉书·武帝纪》载：“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颜师古注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处，所以就便安也。园者，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耳。说者不晓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由于颜师古在《汉书》的几处注释中，均非常明确地解释“便殿、便室、便坐皆非正大之处”，为“寝侧之别殿”，是“休息闲宴之处”，此观点似乎已成定论，遂多为后世所认从，从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如淳之注。如淳是曹魏时人，比唐代的颜师古更应了解汉代的制度，况且，如淳是用原本《黄图》来注释“便殿”是中央正殿的，是确实可靠的证据。[1]因此，如淳注“《黄图》高庙有便殿，是中央正殿”的解释不会有误，而颜师古将“便殿”说成“非正大之处”，为“寝侧之别殿”，是“休息闲宴之处”，均是望文生义的解释。
颜师古以“旁侧”之意解“便殿”，这是其错解的症结所在。在古代，“便”字更主要是表示“安”“平”之意。许慎《说文》云：“便，安也，人有不便更之。”此释以平安、适宜之意。《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注云：“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孔颖达疏：“明以亲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协和之也。”[2]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引此文则为：“九族既睦，便章百姓。”刘宋裴骃集解注引徐广曰：“下云‘便程东作’，然则训平为便也。”唐司马贞索隐云：“《古文尚书》作‘平’，平既训便，因作‘便章’。”又《诗经·小雅·采菽》：“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郑笺云：“平，婢延反。《韩诗》作‘便便’，云闲雅之貌。”郑玄对“平”的注音就读为“便”（“婢延反”）。[3]《左传·襄公十一年》引此诗云：“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不难看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中，“便”字更多地表示“平安”“适宜”“协和”“闲雅”等吉祥之意，其用于建筑、处所之名，则表示此建筑或处所是属于非常重要的礼制性之地，并不是颜师古所解释的“非正大之处”。
厘正了先秦两汉时期“便”字的本意，则可知颜师古对“便殿”的解释是错误的，即使是颜师古所在的唐代，“便殿”也不是指旁侧之“别殿”。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载：“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唐代以紫宸殿为“便殿”，是皇宫中“三朝”之一的“燕朝”大殿，亦即似于周之“路寝”。[4]又北宋张洎曰：“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为内朝，在汉为宣室，在唐为上阁，即只日常朝之殿也。”[5]《三辅黄图》载：“宣室殿，未央前殿正室也。”可以看出，在唐代，三朝之一的紫宸殿亦称为“便殿”，象征周代的燕朝“路寝”，也似于西汉未央宫前殿正室“宣室殿”。由此可见，颜师古将“便殿”释为“非正大之处”、为“寝侧之别殿”、是“休息闲宴之处”的观点完全是误解。
《汉书》中凡记载有关“便殿”的事件中，也绝非表示“非正大之处”“休息闲宴之处”，而是特别强调其是非常重要的正式祭祀建筑。据《汉书·韦玄成传》记载，西汉皇帝棺柩葬入陵墓之后，要在陵庙、便殿中定时进行祭祀，既然便殿用于祭祀，便殿之内就设有象征死者的神物，而绝不会是“休息闲宴之处”。武帝时，“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6]武帝要为高园便殿火灾素服五日以祈祷，由此可见便殿位置的重要性。当时的董仲舒则以春秋时鲁国两观、桓公庙、僖公庙及亳社灾，来推演辽东高庙、高园便殿发生火灾的原因，认为“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便）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7]。董仲舒虽是以“天人感应”来推演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火灾的原因，并以此来借喻不论是外封诸侯还是朝内重臣，只要“不正”就要灭之，此正表明了便殿是汉王朝非常重要的祭祖建筑，而非颜师古所说的“非正大之处”“休息闲宴之处”。
西汉帝陵陵园中陵寝、陵庙、便殿均用作祭祀，陵寝中置魂衣，陵庙中设神主，便殿中肯定也有所祭神物，此神物也是魂衣。《汉书·王莽传》载：汉宣帝“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废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树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此是讲，汉宣帝的衣冠原藏在便殿室中匣内，后突然自立于便殿外堂上。此肯定是有人为反对王莽篡汉而作伪，但由此可以推知，便殿是前堂后室（或谓前堂后寝）的格局，后寝于匣中藏魂衣，并“日上四食”，每一季度将魂衣置于前堂上进行“时祭”，“岁四祠”，即四季之祭。《汉书·平帝纪》也有类似记载：“乙未，义陵寝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寝令以急变闻，用太牢祠。”此是讲，汉哀帝义陵的“寝”里发生“急变”：前一天晚上寝令将魂衣已放入室内匣柜中，第二天早上衣冠突然出现在外床上，认为是神灵显圣，赶紧用“太牢祠”。此“外床”之“外”，即应似宣帝杜陵便殿的“外堂”，也即外堂之床。此对义陵寝中神衣发生的“急变”事件所举行的“用太牢祠”之处，应在便殿中的前堂上。此也可证实，西汉帝陵陵寝中的便殿是前堂后寝的格局，后寝藏魂衣，前堂用于重大的祭祀，即“岁四祠”。此建筑正是如淳所说的“便殿，是中央正殿也”。之所以将寝殿又称之“便殿”，很可能是取义于葬后“虞祭”安神之殿而名之，这也有似于先秦葬后在宫寝中举行的“虞祭”安神之礼。[8]
由于在墓侧起陵寝，也使西汉的宗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初，汉高祖的庙依照传统的礼制建在都城长安城中。《三辅黄图》载：“高祖庙在长安城中西安门内，东太常街南。”刘庆柱先生推断，高祖庙应在汉长安城的长乐宫西、安门大街东、安门北、武库南的位置。[9]按照传统礼制，天子、诸侯每月都要到宗庙中祭祖，[10]所以惠帝要每月祭于高庙，并把高祖衣冠从寝中运出游至高庙以祭。当时惠帝居未央宫，为东朝居于长乐宫的太后，便在武库南的位置筑了一条连通未央宫与长乐宫的“复道”。然讲究礼仪的叔孙通即刻进谏：“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并建议惠帝在渭北高祖长陵附近重新立高帝原庙，以解决高祖衣冠由寝从复道下出游高庙的问题。[11]此放置高祖衣冠的“寝”在何处？注释家各有所指：服虔认为在“高庙中”；如淳认为是“宫中之寝”；晋灼认为“寝在桂宫北”；颜师古则认为：“诸家之说皆未允也。谓从高帝陵寝出衣冠，游于高庙，每月一为之，汉制则然。”[12]现在看来，颜师古的解释是对的，因为高祖长陵旁已建有专门放衣冠的寝殿，高祖下葬后，魂车所载衣冠肯定是放置在陵寝中的。在渭北高祖长陵附近重建高帝原庙，从而解决了“月一游衣冠”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由此确立了西汉一代陵旁立庙的制度，“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13]。近年考古发掘的汉景帝阳陵附近的“罗经石”遗址即是汉景帝陵庙遗址。[14]
由于墓侧起寝，使西汉各帝庙也都立在了各自的陵墓附近，形成了分散的陵庙制。只是三年祫祭时才集中到城内的高庙。《汉旧仪》载：“宗庙三年大祫祭，子孙诸帝以昭穆坐于高庙，诸堕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坐。”[15]王莽复古改制，为了突出其宗统地位，在都城长安南郊建立了九庙，以图恢复传统的集中庙制。[16] 东汉时期，彻底废止了西汉的陵庙制度，重新恢复了都城内的集中宗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