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广陵城形制的一点思考
从扬州蜀岗古城范围内遗存堆积状况及史料记载来看，汉广陵城未经历过另选址营建或毁城重建等情况，因此在其使用过程中形成了连续且复杂的遗迹叠压现象，并存在较为连贯的传承关系。总体而言，后世城池大多因袭前朝的城门、城墙、宫殿等设施，或因需要而加以修缮或局部改动，因此城池整体格局的变动较为缓慢。作为一个地方性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功能的城市，又兼具水陆交通枢纽的功能，蠡测汉广陵城的建设在主观上当既效仿当时的中央行政中心（长安、洛阳），又兼顾经济及交通功能上的实用性。当然，这种在既有城池基础上的建设规划，抑或并非一次形成，而是在使用过程中缓慢改变而逐渐成型的，这从广陵城格局的因袭与变动中可见一斑。就“春秋邗城-战国楚广陵城-汉广陵城”的发展沿革情况来看，汉广陵城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背景下，或并无严格的东西对称或南北对称的中轴线。
西汉长安城东面3座城门有疑似门阙建筑的夯土遗迹，因此汉初长安城的正方向应是朝东的，[29]而蜀岗古城南城门遗址相关遗存中尚未发现属于汉代的城门迹象，且汉广陵城东临邗沟、交通便利，从城市功能与发展的角度而言，或亦可认为汉广陵城的朝向与汉初长安城一样也是向东的。蜀岗古城城圈内外发现的数处道路遗迹或车辙，多呈东西或南北方向，大致与城墙平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人工规划特点，与南方城市规划依丘陵河流顺势而为的特点有一定区别，这种规划既与汉广陵城建在地势较高的蜀岗上有关，也与地方行政中心比制京师有关，是比较特殊的个例。
蜀岗古城（包含城东北的加筑部分）的城壕，在汉广陵城时期当已基本定型。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遗址汉代门道复原宽度为3米或4.5米，与都城长安城的门道相比狭窄许多，可见汉广陵城虽欲比制京师，然实质上并无甚多逾制之举。
综上，汉广陵宫是否有四司马门，汉广陵城会否有东西向的中轴线（即汉广陵城是否有可能面东）等问题的解明尚待新的考古发现。管见以为，汉广陵城的东北加筑部分或与汉晋时期广陵地区交通状况相关，“附郭东城”的修建可能在满足城市发展的功能需要的同时又在比制京师“斗城”。与汉广陵城相关的道路交通体系，特别是汉广陵城或未开设南门[30]、刘宋时期沈庆之平叛时先后进攻的也是广陵城的东门、北门[31]等表明，南朝广陵城、隋江都宫、晚唐杨吴时期子城乃至南宋堡寨城宝祐城均为面南、有南北向中轴线。而汉广陵城城墙夯土中出土的汉代陶片时代相对偏早于汉代初期，推测其形制或形成于吴王刘濞时期，而吴王濞“煮海为盐”[32]发展经济的方式，使得西汉前期的广陵向东、向北发展，[33]开河运盐或成为广陵向东发展的动力。[34]汉晋乃至南宋时期的广陵地区交通，西北为陆路，南有长江，东侧的邗沟是汉晋时期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路线，吴王濞所开邗沟和隋炀帝所开掘沟，则渐次将通过邗沟的水路向东延伸，分别通到了现在的如皋、如东一带。
汉广陵城的城门、城墙、城壕、城内外的道路体系等奠定了其后广陵城的城池范围和主要形制。从汉代开始，广陵城已是南北交通路线上的重要枢纽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为“四会五达之庄”，奠定了扬州作为中国东南地区南北交通路线上咽颐之地的基础。
注 释：
[1] 汪勃：《汉广陵城的研究与探寻》，《“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58～268页；汪勃：《汉广陵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与探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30～240页；汪勃、王小迎：《扬州汉墓出土简牍文字中的汉代广陵和广陵城》，《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2019年，第180～194页。
[2] 相关汉晋广陵城历史沿革，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0～12、274～278页。
[3] 蜀岗古城的城圈（不含南宋宝祐城的东城墙和北城墙东段），因其平面形状可进行分段，各段的形成和沿革有所不同。东城墙分为南、中、北三段，南城墙分为东、中、西三段，西城墙可以西城门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北城墙分为西、中、东三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
[4] 汪勃、王睿、王小迎：《扬州蜀岗古城址的木构及其他遗存——从一个地点的考古发掘认识扬州城的1700年历史》，《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27日第4版专题。
[5] 汪勃、王小迎、王睿、束家平：《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201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13～117页。
[6] 同一位置处的城门在相关各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不尽相同，“南城门遗址”的内涵包括与该座城门相关的各期遗存，而“南门”一名或只是特定时期该城门的特定称谓，“北城门”“北门”和“西城门”“西门”以及“东城门”“东门”等亦同此理。
[7] 蜀岗南城门遗址虽然发掘了数次，然而至今仍只在局部开展考古工作。2013年之前的相关资料参见《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第86～102页；2016年发掘资料参见汪勃、王小迎、王睿、束家平、池军、张富泉：《扬州市蜀岗古城遗址发掘》，《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第116～117页；2018年发掘资料尚在整理中。
[8] 蜀岗古城西城门处并未发掘，发掘了位于其外（西）侧的主城壕、挡水坝、南宋时期的瓮城墙和瓮城壕等，主城壕始凿年代不明，早于南宋时期砖砌挡水坝的残存柱洞和木桩的遗构存续时间不明。相关发掘资料参见《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第54～85页，《扬州宋宝祐城西城门外瓮城墙和瓮城壕的发掘》、《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第52～60页。
[9] 因该区域基本被现代墓葬覆盖，仅在局部布设探沟发掘，资料尚未发表。
[10] 汪勃、王小迎、王睿、束家平、池军、张富泉：《扬州市蜀岗古城遗址发掘》，《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第116～117页。
[11]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卷27中之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375～1376页。
[12] 汪勃：《试析〈扬州水道记〉附图中部分城池标示位置的错误及其原因》，《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第97～102页。
[13] [日]安藤更生：《唐宋时期扬州城之研究》（《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中有关扬州城遗址部分）;汪勃、刘妍译：《扬州唐城考古与研究资料选编》，2009年，第154页，作者注[二]我在蜀岗之上的后文说明的堡城之故地采集到几件明确属于汉代的云纹瓦，大概堡城是吴王濞的故址。据《汉书·五行志》，景帝三年（前154）十二月吴之二城门自倾。一曰楚门，一曰鱼门。该门之毁坏或谓吴王濞身败之前兆，然自古以来亦有此吴城乃苏州城的说法。
[14] 《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36页。
[15] 汪勃：《扬州城遗址蜀岗上城垣城壕之蠡测》，《江淮文化论丛（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13年6月；汪勃：《扬州蜀岗最早城址——春秋吴邗城之探寻》，《扬州文物考古》，待刊。
[16] 十字街西南隅的东西向道路和南北向道路、雷塘路东侧南北向道路等3处道路遗迹的发掘资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内三处道路遗迹发掘简报》，《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9期，第24～38页。
[17] 发掘报告中遗漏了YSC0105T6C东西向瓦铺路面的方向。
[18] 蜀岗古城北城墙东段西侧豁口城壕以北、城圈东北外拐角城壕以北、城圈东南外拐角和唐罗城北墙连结位置、瓦铺路面的发掘资料，参见《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第37～39、48～52、94、106～107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报告》第25页图一一、插页附图，科学出版社，2014年。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内西南隅勘探夯土迹象的发掘》，《扬州文物考古》，待刊。
[22] 汪勃、王小迎、王睿、束家平、池军、张富泉：《扬州市蜀岗古城遗址发掘》，江苏省文物局《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年，第117～118页。
[23] 杨华：《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26页。
[24]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2～20页；王冰：《扬州胡场汉墓群随葬品所反映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5期，第35～41页；刘昭瑞:《记两件出土的刑狱木牍》，《古文字研究》第24辑，第440～443页，中华书局，2002年；杨华：《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21～28页；梁勇：《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木牍、铜印及相关问题再考》，《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第55～59页；连云港市博物馆、扬州博物馆、每日新闻社、（财）每日书道会：《江苏 连云港·扬州新出土简牍选》，美术出版设计中心出版，2000年。
[25] 黄盛璋：《邗江胡场汉墓所谓“文告牍”与告地策谜再揭》，《文博》1996年第10期，第54、55页。
[26] 闫璘、许红梅：《扬州西汉墓出土文献所见西汉广陵国职官举例》，《唐都学刊》2017年第5期，第38～44页；扬州蜀秀河一号汉墓（YSXM1）于2015年7月由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与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举办的“扬州新出土汉代简牍及古代史工作坊”研讨会上发表。
[27] 《史记·张释之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753页。
[28] 分别参见《汉书·元帝纪》《汉书·陈胜项籍传》《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1805、3543页注。
[29] 徐龙国：《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模式及其演变》，《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第49页。
[30] [唐]李延寿撰：《南史·竟陵王诞传》载“广陵城旧不开南门，云开南门者不利其主。诞乃开焉”，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页。
[31] 据《宋书·沈庆之传》（[梁]沉约撰：中华书局，1975年,第2002～2003页）记载：大明三年，“庆之移营白土，去城十八里。又进新亭……庆之进营洛桥西，焚其东门……庆之塞堑，造攻道，立行楼土山，并诸攻具……诞饷庆之食，提挈者百余人，出自北门，庆之不问，悉焚之”。
[32]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830页。《汉书》中作“即山铸钱，煮海为盐”。
[33] 汪勃：《扬州城与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一路扬帆一路歌——扬州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专题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第153～154页:“盐铁经济的奠基——运盐河与汉代广陵城。”
[34] 王小迎、汪勃：《扬州汉墓出土串饰所见外来文化因素与汉代广陵交通》，“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