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帝陵陵寝建制
东汉帝陵陵园布局较之西汉有较大变化，但在陵墓的祭祀制度、祭祀理念上基本是承之西汉。东汉帝陵陵墓祭祀主要还是在“便殿”中举行。《后汉书·礼仪志》载：东汉皇帝大丧，棺柩葬入墓中后，“容根车游载容衣，司徒至便殿，并毂骑皆从容车玉帐下。司徒跪曰‘请就幄’，导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太祝进醴献”。容根车载着已死皇帝的魂衣，在司徒的导引下至便殿，便殿床榻上设有幄帐，中黄门尚衣将魂衣安置在便殿幄帐内，然后由太祝主持进行祭奠之礼。此对已死皇帝的祭祀大典在“便殿”举行，说明在东汉时期，“便殿”仍然是陵园中的正殿，在此正殿隆重举行的葬后祭奠之礼，正是“虞祭”安神之礼。《续汉书·礼仪下》记载了东汉皇帝大丧实行虞祭之礼：“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粗服，服大红，还宫反庐，立主如礼。桑木主尺二寸，不书谥。虞礼毕，祔于庙如礼。”此“祔于庙如礼”即虞祭后，立神主祔于庙。东汉时，不仅虞祭在陵寝中的便殿举行，而且虞祭后的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也是在陵寝中举行。《续汉书·礼仪下》载：“皇帝近臣丧服如礼，醳大红，服小红，十一升都布练冠。醳小红，服纤。醳纤，服留黄，冠常冠。……每变服，从哭诣陵会如仪。祭以特牲，不进毛血首。”此是讲虞祭后举行祥祭、禫祭时变换丧服的礼仪，这些祭祀都要“诣陵”举行，也就是到放置魂衣的“便殿”中举行。可见东汉帝陵陵寝中的“便殿”仍然是祭祀安神的“中央正殿”。
东汉明帝开始实行上陵礼，应与东汉初期的庙制有关。刘秀建立东汉王朝，承袭西汉刘姓帝统，一些礼仪制度主要是沿用西汉传统，其丧葬礼仪也不例外。所以，刘秀建陵墓也如西汉帝陵一样建有陵寝，一系列的丧葬之礼要在陵寝中举行，这就是《续汉书·礼仪志》所记载的如置魂衣于便殿并在便殿中举行祭祀等活动。与丧葬礼仪紧密相关的还涉及宗庙建制问题，光武帝时期的宗庙祭祀制度还没理顺，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最初，光武帝于建武二年（26）正月，立高庙于雒阳，按照天子七庙之制，以汉高祖刘邦为太祖，汉文帝为太宗，汉武帝为世宗，四亲庙为元、成、哀、平四帝。但这种排列世系，与光武帝存在辈分上的矛盾，因为以汉高祖刘邦为始祖，汉元帝为第八世，刘秀为高祖九世之孙，成、哀、平三帝辈分都在刘秀之后。况且，此七庙还排除了刘秀直系四亲的位置。于是至次年正月，光武帝刘秀又下诏立直系四亲庙于雒阳，祭祀其父南顿君刘钦、祖巨鹿都尉刘回、曾祖郁林太守刘外、高祖舂陵节侯刘买。但仍有大臣反对立刘秀的四亲庙于高庙中，经过激烈辩论后，于建武十九年（43），光武帝刘秀采用了较为折中的作法：雒阳高庙祭祀汉高祖（太祖）、汉文帝（太宗）、汉武帝（世宗）、汉宣帝（中宗）及汉元帝五帝，余二帝虚位以待；成、哀、平三帝纳入长安高庙祭祀；京师雒阳也不立刘秀四亲庙，而就南阳园庙即陵庙祭祀，并依次尊为皇考庙、皇祖考庙、皇曾祖考庙、皇高祖考庙。[17]这种庙制到刘秀死时举行丧葬之礼却出现了问题。按丧葬之礼，葬后要举行“班祔”之礼，在宗庙中为新的神主班列昭穆次序入庙。刘秀死后虽尊其为世祖，但世祖光武庙则是刘秀死后三年，即明帝永平三年（60）才建成投入使用。[18]因此，将刘秀的神主祔于京师的高祖庙不合适，因不是直系亲祖；祔于南阳的祖坟陵庙也不合适，因四亲祖均各自为陵庙，不是宗庙；刘秀的原陵又不设陵庙。这样，刘秀的神主只能安置于陵寝中以享丧祭之礼。由此，明帝只能率公卿群臣上陵拜谒其父神主。[19]这大概是明帝实行上陵礼的真正原因。
汉灵帝建宁五年（172）正月，司徒掾蔡邕随驾参加了光武帝原陵的上陵礼，评议曰：“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僚，就园陵而创焉。……以明帝圣孝之心，亲服三年，久在园陵，初兴此仪，仰察几筵，下顾群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20]汉明帝为其父光武帝“久在园陵”亲服三年，此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三年之丧”之礼。东汉时期，“三年之丧”蔚然成风，大概与明帝的带头作用不无关系。
明帝开始实行的上陵礼，不仅使宗庙祭祀和陵寝祭祀制度有所变化，而且陵寝的建筑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东汉伏无忌《古今注》记载了东汉帝陵的陵寝建制情况，[21]根据所述陵寝格局，可分两种建制。一种是光武帝原陵、殇帝康陵、冲帝怀陵、质帝静陵设有寝殿，另附有园吏寺舍，并“因寝殿为庙”。这种“因寝殿为庙”的建筑格局，蔡邕《独断》讲得更清楚：“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蔡邕道出了陵寝的建筑格局是源于先秦“前朝后寝”或“前庙后寝”的建筑形式。蔡邕所述陵寝的建筑格局及用途，与《古今注》中的“因寝殿为庙”的“寝殿”、与《汉书》《续汉书》中用于祭祀大典的“便殿”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一祭祀建筑的不同名称，以“象生之具”而名之曰“寝殿”，以祭祀安神之意而名之曰“便殿”。蔡邕是灵帝时的司徒掾，又曾随灵帝参加过刘秀原陵的上陵之礼，他所述陵寝的建筑格局及用途是不会有问题的。《古今注》所记东汉陵寝另一种建制是除寝殿外又新增加了“石殿”，“寝殿”则挪为旁侧。这一建制是从明帝显节陵开始的，“石殿、钟虡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殿东，园寺吏舍在殿北”。此后的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均新增了石殿。此种新的陵寝建制，显然是“石殿”成为整个陵寝的正殿，是举行重大祭祀之处，“寝殿”则位于“石殿”东侧或其后，真正成了专藏衣冠之所。对照《续汉书·礼仪志》所载东汉皇帝大丧时，是在“便殿”内举行重大祭奠，而没有提及“石殿”，这是因为，《古今注》与《礼仪志》所讲的角度不同，《古今注》是讲陵寝的建筑格局，而《礼仪志》是讲丧葬礼仪程序，从格局上看，是新增了“石殿”，从功用上则是“石殿”代替“寝殿”，成为祭祀安神之正殿，这样，《续汉书·礼仪志》从丧葬礼仪的角度仍然称“石殿”为“便殿”。东汉顺帝宪陵陵园已经发掘，在陵丘东侧发现东西排列的两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被推测为宪陵的石殿和寝殿遗址，这印证了东汉帝陵陵寝建制的新格局。[22]
综上所考，两汉时期帝陵陵寝是仿自先秦的宫寝，在丧葬仪程中用以虞祭安神之祭奠，又可称之为祭祖安神的“便殿”，前堂进行“岁四祠”的四季之祭，后寝藏衣冠，并“日四上食”，“又月一游衣冠”至陵庙进行祭祀，形成了西汉帝陵祭祀之定制。东汉明帝时，帝陵前新出现用于祭享的“石殿”，代替了“寝殿”的位置，开始于“石殿”中举行祭祀安神之礼仪，故仍称之为“便殿”。东汉帝陵“石殿”的出现，实开唐宋以后陵园中设享殿之先河。[23]这应是两汉帝陵陵寝建制产生与发展的来龙和去脉。
注 释：
[1] 今本《三辅黄图》为中唐以后人所作，其中有些内容实际是颜师古注文。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2] 《尚书正义·尧典》，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119页。
[3] 《毛诗正义·采菽》，载《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490页。
[4] 《礼记·曲礼》孔颖达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门内，谓之燕朝，……其二是路门外之朝，谓之治朝，……其三是皋门之内、库门之外，谓之外朝。……天子诸侯皆三朝也。”；任启运《朝庙宫室考》云：“内朝，路寝也，又谓燕朝，宗人嘉事行于此；治朝，日听政事所在；外朝，则有大政询万民之朝也。”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
[6] 《汉书·武帝纪》。
[7] 《汉书·五行志》。
[8] 《仪礼·士虞礼》郑玄《目录》云：“虞，犹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于殡宫以安之。”
[9] 刘庆柱：《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的探讨》，《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231页。
[10] 《礼记·祭法》：“王立七庙，一坛，一
，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诸侯立五庙，……皆月祭之。”
[11] 《汉书·叔孙通传》。
[12] 《汉书·叔孙通传》颜师古注。
[13] 《汉书·韦玄成传》。
[14] 马永赢、王保平：《走近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
[15] 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出版社，1990年9月，100页。
[16] 《汉书·王莽传》。
[17] 《后汉书·祭祀下》；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3月，86页。
[18] 《后汉书·显宗孝明皇帝纪》：永平三年“冬十月，蒸祭光武庙，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19] 《后汉书·显宗孝明皇帝纪》：“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
[20] 《后汉书·礼仪上》刘昭注引《谢承书》文。《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3103页。
[21] 《后汉书·礼仪下》刘昭注引《古今注》文。此引文应是东汉伏侯《古今注》内容。《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3149页。
[22]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23] 徐苹芳：《汉代帝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