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机关以“帮助陈某承揽中铁十四局中标的向莆铁路福建段第三标段的工程”作为指控刘某涉嫌犯罪的理...
陈某在2010年8月20日的询问笔录、2012年6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以及两份举报材料中，陈述的都是把王某的工程要回来。而王某在其笔录中也证实：借用中铁十四局的资质中标后，中铁十四局不讲信用，没有按照约定把40%的工程量给他们，所以，他到济南和北京找人，想把工程要回来。
从上述证据可以知道：刘某的工作是把本应属于王某的工程要回来，而不是为了让陈某承揽中铁十四局中标的工程。对此，陈某在2012年6月18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也作了非常明确的说明，即在请吴某吃饭时，陈某对吴某说：王某这个事情，能不能通过你跟中铁建公司协调，我愿意出一些费用，分到一部分工程。知情人包某也说得非常清楚：“协议以刘某和王某为主，是为了要回工程，只是王某没钱了，陈某替王某出资，所以，才有陈某的名。”
依据王某提供的资料，替王某向中铁十四局“要回”工程，才是刘某签订《协议书》的根本目的。
那么，为什么公诉机关会以“帮助陈某承揽中铁十四局中标的工程”为由指控刘某呢？(https://www.daowen.com)
辩护人注意到：“承揽”一词源于陈某的两份举报材料的名称，第一份是“对刘某借揽工程为名实施诈骗的举报”，第二份是“对王某、刘某借揽工程为名实施诈骗的举报”。显然，公诉机关受到了陈某的误导。
同时，公诉机关以刘某“帮助陈某承揽工程”作为指控刘某涉嫌犯罪的理由，而不是以刘某“帮助陈某、王某承揽工程”作为指控刘某涉嫌犯罪的理由，目的就是回避王某在本案中的作用。
没有王某所说的工程，陈某不会出资；没有王某对工程及资料真实性的保证，刘某也不会去协调；王某如果不想要回工程，也就不会在《协议书》中签字，这三个前提条件，是刘某与陈某、王某签订《协议书》的原因。如果陈某认为刘某的行为是诈骗，则必然出现两种可能情况，一种可能是刘某同时对王某和陈某实施诈骗；另一种可能就是刘某和王某共同对陈某实施诈骗。如果是第一种，就会出现一个矛盾，即资料是王某提供的，如果是假的，王某向刘某提供假资料的目的是什么？正如包某说的，“如果是假的，有什么意义”？从常理来讲，如果工程及资料是假的，则王某的目的应该是诈骗他人，包括诈骗刘某，但显然，这种可能与本案事实相矛盾。那么，是不是第二种可能呢？辩护人也注意到，陈某在第二次举报中就认为刘某和王某共同对其实施诈骗。但事实是，王某的行为已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5月20日，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批准逮捕，王某被取保候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为12个月，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由于公诉机关没有提供王某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故辩护人有理由认为王某根本不涉嫌与刘某共同诈骗陈某。
从本案的因果关系来讲，如果刘某涉嫌犯罪，则王某一定涉嫌犯罪，而公诉机关以刘某“帮助陈某承揽工程”作为指控理由，恰恰回避了王某在本案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