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20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发展模式走向了世界，形成一些国家进行“革新开放”的样板，使“中国模式”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使各种“中国”牌学术发扬光大，特别是开始用“史”学模式来反思学术上的“中国”之范围。但是，除《中国通史》之类，其“中国”尚且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之外，其他诸“史”，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法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之类，差不多都遇见了同一种问题——虽然都定其名曰“中国”，而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的成长史”，没有涵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于是兴起了传统“中国”书写模式之外的“中少”模式——《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这些众多“史”“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国”字号的学科的确该诉求名符其实了，其中不少的“史”“论”对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认知，如：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序”及“导言” (1) ，熊坤新的《民族伦理学》 (2) ，贺金瑞等编写的《民族伦理学通论》“绪论” (3) 等，都有所论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其中如何安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其中如何让《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名符其实的问题。虽然大学哲学系不像“中文系”那样直接有正名的问题，但为“中国哲学”正名的问题却势头正盛。本卷的书写即是为适应这一趋势而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