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人人所直接固有的信念”
黑格尔的哲学观往往成为某些人否认中国哲学，从而否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重要根据。然而，若全面认识黑格尔对哲学的认识，特别是他对哲学史的认识，我们或许会对中国哲学，从而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更进一步的认知。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曾是否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关键著作，笔者在《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中，曾专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从而阐明土家族哲学研究，算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229)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曾是黑格尔的哲学精神信仰，赵敦华据此“向黑格尔学习如何做中国哲学”以破解“古代中国无哲学”的魔咒 (230) 。黑格尔的《小逻辑》作为其哲学的一个主要环节，不仅强调了其哲学的界定，而且强调了“哲学与热情及实践联系之必要，坚持哲学有权过问关于信仰及感情方面的问题” (231) ，因此，重新审视黑格尔《小逻辑》的哲学观对研究中国哲学，从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是有意义的。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在不同的场合对哲学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但其基本精神是确定的，这就是哲学的思想性、具体性、现实性、反思性、理想性。第一，哲学的目标是探求真理，因而具有“思想”性。他强调在哲学中，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思维什么，而是我们“现实地思维什么”；“思想的真正要素”不是它是否存在于你主观地、武断地选择的“符号”里，而是“从思想本身去寻求” (232) ，像蒙古族哲学的格言、谚语符号，维吾尔族哲学的“智慧”“真理”符号，侗族哲学的“款”式符号，苗族哲学的“佳”式符号，土家族哲学的“诗性”符号，中国哲学中的《论语》符号等，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仅在于这些符号中的“思想”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告诉“我们首先必须记着，整个哲学的任务在于由事物追溯到思想，而且追溯到明确的思想” (233) 。在其他意义上，黑格尔强调这种对事物的思想追溯即探求真理，为此，他曾批评那种“独不是真理的探讨”的哲学 (234) ，强调“真理不仅应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应是哲学研究的绝对对象” (235) ，而且“这种真理探讨是意识到那联结着、规定着一切内容的思维关系的本性和价值” (236) 。还有的情况下，黑格尔又把这种对事物的思想追溯说成是哲学所要揭示之对象的“必然性”，“因为在哲学里证明即是指出一个对象所以如此，是如何地由于自身的本性有以使然” (237) 。事实上，我们随意翻开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相关“文本”或选择相关的“符号”，都可毫无疑义地发现对这种“思想”“真理”“必然性”的探寻，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本身就是直接的指认。
第二，哲学的内容有具体性与现实性特征。黑格尔强调可以把哲学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 (238) ，因为“哲学所从事的只是具体的思想” (239) ，并且“永远是具体的东西”，“是完全现在的东西” (240) 。这就是说，哲学思维应直指现实对象，是从现实对象中去发现、思维、反思。同样，我们也会据此看到，无论是从哲学发生学层面分析中国少数民族的原始崇拜、灵魂观念、原始神话等，可以发现哲学萌芽于原始意识，还是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层面探讨其中的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哲学内容，都可以发现其中的“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而形成的“具体的思想”，并且也都是“完全现在的东西”，如在原始神话、史诗、传说等故事中，除有大量的“神”用某种具体的物质性的东西创万物、造人类，也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天地万物、人类等是由具体的物质性东西不断运动、演化而来的材料 (241) 。
第三，哲学以“反思”为思维形式，以理性为尺度，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一方面，在其表现形式上，哲学如果要具有方法论意义，哲学所揭示的真理要具有必然性，就应该把蕴含在概念中的道理明白地发挥出来 (242) ；另一方面，这种发挥是人所特有的，是人据理性而阐明的，因此，就哲学的内容而论，理性在空间上“不仅是哲学所特有的财产”，而且“是人人所同具”；在时间上则“无论在什么阶段的文化或精神发展里，总可在人心中发现理性”。所以他肯定自古以来把人称为“理性存在”的观点很有道理 (243) 。据此，他阐明了哲学思辨的实质，即“思辨的真理不是别的，只是经过思想的理性法则” (244)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强调了哲学的普遍性：一是强调人们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并据此把“唯一纯粹的物理学者”当成“禽兽”，“因为唯有禽兽才不能思想”，而“人乃是能思维的动物”且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 (245) 。二是强调“反思”作为哲学思维的形式，是人人所固有的信念。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真正的基础”在于“精神上情绪上深刻的认真态度”，哲学所要反对的“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和“意见的空疏浅薄” (246) ，这就需要“反思”。因为一般经验科学所包含的普遍性或类等本身是空泛的、不确定的，是与特殊没有内在联系的纯外在和偶然的关系；所包含的特殊之间的关系也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同时，一般的科学方法都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一句话，所谓科学是“不能满足必然性的形式”，而“凡是志在弥补这种缺陷以达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识的反思，就是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这种足以达到真正必然性的反思，就其为一种反思而言……这种思辨思维所特有的普遍形式，就是概念” (247) 。或者更具体地说，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使人类自古以来所相信于思维的性质，能得到显明的自觉而已”。为此，黑格尔认为哲学并没有新的发明，它事实上“已经是人人所直接固有的信念” (248) 。据此，黑格尔阐明了哲学与宗教、哲学与普通人的关系：哲学应证明一般人的普通意识所特有的知识方式的需要，应唤醒一般人认识哲学的特有知识方式；应从哲学自身出发证明有能力认识宗教的对象，并辨明哲学的各种规定“何以异于宗教观念的理由” (249) 以及认知哲学与热情及实践的联系。据此，黑格尔强调哲学是一种“人性中最伟大的无条件的兴趣”——追求“深邃和丰富的实质”，如果人们失去了这一点，“宗教意识便会只得到没有内容的最高满足，于是哲学也只成为一种偶然的主观的需要了” (25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不仅中国哲学的存在性，而且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等，都是一个虚假问题，从而达到了“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衡定层面，而哲学家的使命“首先就从批判‘常识’”开始，即“首先利用这种常识作为基础，来证明‘大家’都是哲学家，证明问题不是把某一门科学引入‘大家’的个人生活里面来，而是在于对已经存在的思想活动加以更新，并且赋予它以批判的方向” (251) 。这样，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即转化为哲学发展的水平问题，转化为是否有哲学自觉的问题等。
第四，作为一种对人的自我意识，哲学要求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黑格尔认为，哲学只是一种对人的自我意识，如果如此，那“哲学”的存在就具有普遍性，如情感作为精神、意识的一个最低阶段，不仅还是一个没有对象的内容，而且可以说是与禽兽有共同形式的灵魂。但是，“禽兽也是赋有灵魂的”，只是在人类这里，“思维使灵魂首先成为精神”，而“哲学只是对于这种内容、精神和精神的真理的意识，不过是意识到精神在使人异于禽兽并使宗教可能的本质性的形态里” (252) 。更进一步，黑格尔分析了其具体的多样的表现形式：作为感觉和直观的精神以感性事物为对象；作为想象的精神以形象为对象；作为意志的精神以目的为对象。当然，哲学精神除此之外也还有更高的要求，即“要求它自己的最高的内在性——思维——的满足”。换句话说，哲学还“以思维为它的对象” (253)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些方面，在感性事物、形象、目的、思维等各精神层次上，中国少数民族都有其哲学体现 (254) 。
第五，根据上面的界定，黑格尔一方面阐明了哲学精神的理想性，强调知性的无限是与有限平列的无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有限，或者说“是理想的有限”“不真实的有限”。而事实上，“这种认为有限事物具有理想性的看法，是哲学上的主要原则。因此每一真正哲学都是理想主义”。 (255) 另一方面则阐明了哲学精神的超越性，强调哲学“要使人从那无穷的有限目的与个人愿望中解放出来，并使他觉得不管那些东西存在或不存在，对他简直完全无别”。当然，在哲学思想中，对象的实质内容始终“与别的存在、目的等等建立一种联系” (256) 。黑格尔还据此强调：哲学的目的性、超越性会形成哲学的孤独——从事哲学研究的代价——“愈彻底愈深邃地从事哲学研究，自身就愈孤寂，对外愈沉默……以谨严认真的态度从事于一个本身伟大的而且自身满足的事业，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 (257)
不难看出，上述对哲学的界定恰好可以帮助我们认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无论从哲学的目标是探求真理因而具有思想性层面看，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有具体性与现实性特征看；无论从哲学以“反思”为思维形式、以理性为尺度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看，还是从哲学作为一种对人的自我意识而要求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看，抑或从哲学精神的理想性、超越性看，都可以在少数民族思想中得到确认。事实上，中国各少数民族也都十分重视自己哲学思维的发展，像明清时期土家族的《田氏一家言》中有“追踪先哲”之论，彝族哲学著作《彝族源流》中明确认定“哲理浅”为粗陋愚蠢之人的第一标志，维吾尔族学者那瓦依强调由“对哲学感兴趣”而生活久远，等等，正是这种智慧追求精神，使中国少数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从而构成了中国哲学大家庭中的多元民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