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开拓中国哲学史未来之路
毛泽东曾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 (83)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观中国哲学史”，其意在于说明“观中国哲学史”离不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名符其实的中国哲学史。
其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起步，如果上溯历史，自然可以上溯到先秦。《庄子·天下》等篇中已强调当时“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状况的存在，渴望“齐万物”“齐是非”的一统之道。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及以后的各学术史论，也都有自己的一统之道。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启了用近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并撰写专著的先河。但在当时，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还不突出，因而其书中反映的只是以汉族哲学为主体、以朝代更替和汉文典籍诸文献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史。此后的冯友兰、萧公权、范寿康、钱穆等先辈学者也相沿成习，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若干年，仍是这种现象。纵观这些通史性中国哲学研究，在体现中国哲学史的“民族成分”问题上，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1） 避而不谈，只讲中国哲学史，阐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方法、目的和意义。在通史性的著述中，对各主要哲学家进行描述，概述其生平、著作、哲学思想。在对哲学思想的论述中，由于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选择的差别，论述方式有所不同，如英美哲学影响下的胡适—冯友兰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下的郭沫若—侯外庐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两个对子”范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与研究范式转移等。影响特别大的恐怕要算“两个对子”范式，其特点主要是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思想影响及评价等方面进行阐明等。然而，无论哪种范式，论述的结果都是：表面上是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中国的汉族哲学史，最多可以说是“中域”哲学史。这类哲学史著述，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论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2） 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在这里，“中华民族”得以强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了民族交融。在强调民族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的哲学思想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但是，这里只是把“中华民族”当成是一种方法问题，因而在书写中国哲学史过程中，往往写的仍然只是汉族哲学史。而且在内容的表述上，与第一种类型略同。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在全书绪论第十节讲“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在对中国作“中华民族”的整体界定以后，讨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问题，最后就主要讲“民族融合”，实际上是用一种“以夏变夷”的指导思想，写下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强调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因此，从思维方式上说，该书仍没有改变过去的忽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倾向。
（3） 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描述中，既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又强调各民族的差异性。但是，这种民族的差异性并没有展开，有的只是提出了地区差别的问题，如强调老、庄道家哲学，就主要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所致。可是，在其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又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式，如有的著作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但是由哪些民族的哲学构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哲学，并没有阐明清楚。最终结果仍然是可想而知的，即中国哲学史实际上仍然是心目中的汉族哲学史。甚至还可以看到像任继愈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所说“不能说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一类的论述，而这也正是直到目前仍然存在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不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中国哲学通史性著述中的应有地位。因此，我们看到，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稿》中的郑重说明，并希望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同志能予以补足 (84) 。
与上述情形相应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哲学研究的推动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得以展开。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由于西方学术细分化、学科化（分科制）研究的再传薪火，即自西方哲学的学科独立启动中国哲学研究以来，中国哲学经过了冲击、融汇、创新、发展、反思等诸阶段 (85) ，然后发展至当今中国哲学主体性的阐扬，中国哲学研究已经近于成熟，以至于人们着眼于寻找“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 (86) 。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缺失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也逐渐为人诟病，而各少数民族自身则从学科细分化与学科自觉的层面阐扬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这种哲学自觉表现在成立了中国南北方各自的“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会”，并最终统一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会”；表现在自觉按照当时所能被接受的“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并成为一时风气；表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教学进入了部分民族院校的哲学教学课堂，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新动力 (87) ；表现在成就了一大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经典成果，包括教材、专著、论文、资料选编、论文选辑；表现在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组织活动，包括会议、专栏、网站、报纸、杂志宣传；表现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承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88) ；等等。这些自觉的直接成果即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自身建构，一个是内容的建构，一个是学科的建构，从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内在动力。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中，内容上的建构进展仍然不大，成就仍然不显明，除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 (89) 、部分中国哲学研究的文献综述 (90) 、刘文英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91) 、郭齐勇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1949—2009）》 (92) 等以外，在其他的相关“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论述中仍然难觅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踪影，以至于在有关权威部门主持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虽然曾被列入计划，但是最终被取消了。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本身的学科建构，却在不断地获得发展，不仅有了课程、教材、专业组织、专业课题等方面的“学科”标志，而且有不少少数民族的专业学者出版了自己民族哲学的研究专著，并已谋求推动涵盖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确立项目及发表相应成果。事实上，中国哲学中从来不缺少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成分，只是未得到确认而已。
根据目前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角度，人们已从不同层面指向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除直接的哲学研究而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哲学研究：
（1） “神话哲学”研究。“神话哲学”一词，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即写过《神话哲学与天启哲学》一书；到20世纪，著名的德国学者卡西尔在其《象征形式哲学》中也曾使用“神话哲学”一词，并据以作为标题，而中国学者以此为题的论文更不在少数，如：胡景敏、孙俊华研究神话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天人论 (93) ，以及解读《庄子》生命意识的神话哲学 (94) ；张蕾论《西厢记》时空方位中反映的神话哲学 (95) ；方艳、李俊标以“龙蛇之辨与阴阳之化”为题研究龙在中国神话哲学中的意义 (96) ；等等。至于著作，则有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 (97) 等，可以看出，对于神话，是既有哲学值得研究，也有进行哲学研究的必要。而这也正是“神话哲学”的双重含义。其中的《中国神话哲学》则大量地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佟德富初探神话宇宙观 (98) ，魏文爽试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哲学思想萌芽 (99) ，伍雄武以“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为题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 (100) 等论文都可以看成是这方面的哲学研究。
（2） “原始哲学”研究。有学者强调中国少数民族自己的民族哲学应用“原始哲学”来表示。在西方学术界，曾用“原始哲学”来标明原始人类的思想观念，如卡西尔即认为泰勒承认原始人有“一个相当一致和合乎理性的原始哲学”，原始人也就是“原始哲学家”或“古代野蛮哲学家” (101) ；美国学者托马斯·F.奥戴也曾强调：“原始的哲学，最简单的思想表现形式，了解世界和解释生与死、命运与自然、神和崇拜的一系列尝试。” (102) 在中国学术界，茅盾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曾用“原始哲学”来评论神话思维，认为神话说明“原始人的思想虽然简单，却喜欢去攻击那些巨大的问题，例如天地缘何开始，人类从何而来，天地之外有何物，等等。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他们的原始哲学”，是“他们的宇宙观”，是他们“原始的哲学”“遗形” (103) 。到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学界更经常使用“原始哲学”，如：普同金对彝族史诗《梅葛》中的原始哲学观念进行的研究 (104) ；李景江则分析了神话反映的原始哲学观，认为“神话……是原始人对世界本原、人与自然关系、自身作用的认识、思考，是后代科学、哲学、美学的源头。它的哲学观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探讨原始哲学有助于研究神话的性质、特征，也有助于研究哲学史、美学史、文化史、文艺学史。” (105) 此后，王晓华从原始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来对西方哲学史重新分期、从原始哲学到心学来对中国传统哲学分期，而且讨论了中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史的异同 (106) ；蓝鸿恩初探壮族原始哲学以思考壮族古代文化 (107) ；刘文英以“漫长的历史源头”为题初探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 (108) ；周延良以“《楚辞·天问》与原始文明”为题考释《天问》中的原始哲学内涵 (109) ；任荟研究壮族原始哲学思想 (110) ；张赫名论法老时代埃及的原始哲学 (111) ；等等，如刘文英即说，“神话式的‘原始的哲学’或‘宇宙观’，同样是就哲学的萌芽而言。”目前，详细论证应该使用“原始哲学”一词的是晏祥紫的硕士学位论文 (112) ，他肯定“原始哲学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作为生命智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指少数民族神话史诗和原始信仰所表现出来的原初精神家园和生命智慧，是真正属于少数民族自己的，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民族文化’。原始哲学是‘类型’意义上的一种哲学，迄今为止，它一直都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不过，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主流来看，仍然使用的是“哲学萌芽”，而并不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类型。如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那里，肖万源论哲学与原始意识 (113) ，佟德富初探神话宇宙观 (114) ，伍雄武以“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为题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 (115) ，等等，都只说原始宇宙观或哲学萌芽于原始意识中。基本观点是“不是哲学、学术起源于宗教，宗教又起源于原始宗教，而是哲学、艺术、宗教以及道德、科学都起源于原始意识，从原始意识中分化出哲学、宗教、艺术以及道德规范、科学知识；原始社会中，可以说既无哲学、艺术，也无宗教，但也可以说，既有哲学的萌芽、艺术的萌芽，也有宗教、道德、科学的萌芽，这种有和没有的矛盾统一体就是原始意识” (116) 。其实，不管哲学观如何，要把“原始哲学”作为一种类型来加以研究，并无不可。
（3） “艺术哲学”研究。张胜冰、肖青著有《走进民族神秘的世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探究》 (117) 一书，在承认中国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艺术哲学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哲学与西方艺术哲学等不同的表达方式——非文化精英与文化经典，而是大量的文化事象。该书即是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事象入手，以艺术哲学的视角，力求打破以往艺术哲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探讨和梳理了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的文化内涵。该书广泛地涉及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神话、原始歌谣、民间史诗、宗教乐舞、图腾艺术、造型文化及至当代审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的艺术哲学命题，展现了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此外，朱文华试析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哲学思想与乐舞艺术 (118) 、周凯模论民族宗教乐舞与神话哲学 (119) 等论文也可归入这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对各民族的美学或审美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本书将在各民族哲学研究概观中加以介绍。
当然也有不少直接进行“哲学”研究的，我们的上述列举只是想强调“中国哲学史中不应忽略少数民族哲学”。其所讨论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主要是学科意义上的。但是，这种学科意义又是基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之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应与哲学一般相一致，即它必须是所谓的对“大问题” (120) 的反思或思考，这些问题蕴含着意义世界的终极性、人生价值理念与生成境界，无论是作为宇宙论的本体存在还是“天人之际”，也无论是作为人类终极关怀的“性命之源”还是人生价值的达致路径等，都是所谓哲学问题，其具体体现为所谓宇宙本源或本体论问题、人类起源与人我关系问题、知识获得与目标达成的认识论及价值论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各少数民族来说，都总是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根源性，承载着中国少数民族生成发展的精神信念、核心价值，其哲学的核心精神甚至直接转化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精神传统。这些问题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都有表述，并因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具有其独特的哲学价值而应在中国哲学史著述中得到呈现，因而应该直接成为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
第一，在世界起源与本质问题上，虽然所有哲学都可以承认世界有自己的本源，但是不同的哲学则有自己不同的本源认知，不同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因而也有自己不同的宇宙本源认知。与此相应，对于人类起源、社会起源、知识起源、智慧起源等来说，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明确而肯定的看法，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这方面的论文，如：姜国柱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 (121) ；田清旺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进行哲学审视 (122) ；王军就神话与哲学的互渗，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系 (123) ；佟德富概述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 (124) ，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 (125) ；等等。以上文章都可提供这方面的证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这些哲学探讨，既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共性，又有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而形成的自己的特殊论说，如：中国西南与西北不少少数民族哲学主张的“四素”与“中域”哲学的“五行”、傣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的进化链条及长期沿袭的历史进步论与“中域”哲学中的“皇帝王霸”的倒退历史观、少数民族宇宙起源上的“云雾”“混沌”说等与“中域”哲学的“元气”说……正是这些丰富的宇宙本体论说丰富了中华民族哲学本体论的文化宝库。
第二，在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上，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并以此区别于其他两系哲学 (126) 。但若就此而论以比照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则仍然可以作此定论，并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整个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多元一体”特性。比如佛教、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就强调人的主体性或主体地位方面呈依次减弱之势，于是佛教在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结合方面就形成了汉传佛教中的“儒释”，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文化结合，形成了“以儒诠经”的回儒，及至基督教“上帝”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观中的“上帝”结合后的“上帝”新观念，并据此形成了不同的人生价值意义认知，研究、探讨这些内容，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人生问题探索，都有独特贡献。至于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古代神话、史诗中分别发现的不同的人生价值认知，则更可以丰富中国哲学的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与整个中国哲学或一般的“哲学”相比，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不仅是一般性的“哲学”存在，而且是非常个性化的“哲学”存在，这些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其话语系统、思维方式等方面，而且体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与所反映的思潮上。正是这些方面表现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独特哲学价值，成为中国哲学多源多系、多元多思的重要内容。
第三，在哲学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上，苗族的“九卦易经” (127) “生成哲学”等，显示了苗族哲学的独特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潘定淑、雷安平试析《苗族生成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128) ，试论《苗族生成哲学》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129) ；雷安平论苗族生成哲学“三位一体”的宇宙观 (130) ，论苗族生成哲学“一分为三”的方法论 (131) ；黄前程就一个方法论探讨苗族生成哲学的新视野 (132) ；等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证明。笔者曾作《邓小平“两点一心”的辩证思维特色》 (133) 一文，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辩证思维，很明显的特色是‘两点一心’，即思考问题，特别是大局问题，都有‘三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中心”。文中列举了邓小平思想的大量事实，分析其思维构成在于“思维内容的构成是三个关系而不是两个关系”“思维关系的实质仍然是对立统一”“思维方法的原则是系统”，其主要功能是“稳定性”“适应性”“全面性”等，应该说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这方面还可作更进一步研究，而苗族的“生成哲学”却正好是“一分为三”。又如中国少数民族的智慧之学，特别是维吾尔族的智慧之学，像《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词典》《阿凡提的故事》……以至于出现了像艾布·奈斯尔·穆罕默德·法拉比 (134) （873—950）那样的为多民族所承认的哲学家，他甚至被誉为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人类的“第二导师”或称“亚师”。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如：李振中简介法拉比哲学思想 (135) 、李琪叙述国际学术界研究《福乐智慧》概况 (136) 、许秀芳综述1979年以来国内关于《福乐智慧》的研究 (137) 、姚利芬研究《真理的入门》之多元文化 (138) ，等等，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论说。同类的还有壮族的《传扬诗》、傣族等民族的“德化碑”等。再如回族的“以儒诠经”推演出的一整套本体论、知识论等哲学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回儒哲学已自成中国哲学文化的一大系统。王岱舆的“真一”哲学、刘智的“无称”哲学、马注的“八赞”哲学、张中的伊斯兰认主学思想……从各方面看，都在伊斯兰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伊斯兰化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形成了特色的哲学文化风貌。还有，如土家族哲学中的家族文化现象特别明显。作为一个民族，生活在现今的土家族地区的土家族人民，自然具有文化上的统一性，但从总体上看，家族化现象是土家族文化的一大风景，大的如容美田氏、酉阳冉氏、石柱马氏、湘西彭氏……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特征，其中容美田氏九代十六大诗人，人人有集，形成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文化传承，并形成了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学文化传统。再有，如彝族哲学的区域化特征特别明显，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其分为不同的区域来进行阐述，呈现出一个民族从古至今的区域性、多样性发展而又不失其统一性，反映出彝族总体上的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存在方式，于是其文化形式与哲学精神也具此特征。《查姆》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部分彝族地区；《梅葛》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大姚、永仁等县彝族地区；《阿细的先基》是彝族支系阿细的史诗，主要流传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西山一带；《勒俄特依》又名《勒俄石博》《布比特衣》，主要流传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尼苏夺节》流传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元阳等县彝族地区，而且除在彝族口头流传外，还有毕摩用彝文记载的抄本；《阿赫希尼摩》则主要流传于云南省哀牢山彝族地区……其他还有藏族哲学、医学等对中华文化作出的独特贡献，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影响。可能由于西藏地区原来特别适宜于人类居住，而后来又由于自然地理的变化使其抬高而丧失了地理优势，以至于人类逐渐迁移出去。不过，西藏地区的古人类遗存却特别丰富，学界有人甚至认为西藏地区就是人类起源地。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论述，如：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 (139) 、张民德认定西藏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或源头 (140) ，等等。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认为汉族在早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生活在今天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即藏族的先民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传说中的炎帝即是姜姓，可能来自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向东迁徙的后代……
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各自有其独有的特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值得我们重视，比如“史诗”——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中出现了“三大史诗”，即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它们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代表，相比之下，这是中域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宗教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差不多都与宗教相关，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人为宗教，可以说不胜枚举；原始思维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其源头特别丰富，是一个多源头多根系的哲学文化传统，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功用特别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