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域文化的诱引

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中，“中域”哲学始终是一个取法对象。研究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事实上具有双轨互动的趋向，并形成了两条哲学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受中域文化影响的各民族哲学，其哲学思想事实上已成为中域文化的一部分，如土家族的鹖冠子、范长生、焦定等，回族的李贽、海瑞等，蒙古族的保巴等这些学者的思想。另一条线索则是各民族一般民众的哲学思想发展及部分哲学英雄之哲思，其中心史料可通过中域文献、各民族民间口承文化、仪典文化、物态文化及哲学英雄之诗文等来再现，因为“人民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人民也是精神价值的唯一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就时间、就美和就创造天才来说，他们总是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 (285) 。他们的创造，我们可称之为民间文化哲学 (286) 。

按照学界的研究，吸收、消化、发展中域哲学思想，从而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哲学思想，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像鹖冠子，他是土家族先民賨人中的重要的哲学家、军事理论家、天文学家、文学家。长期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他进行研究，特别是对《鹖冠子》一书的研究，更是百家异说。如学界对《鹖冠子》的思想归依有道家说、兵家说、杂家说、黄老道家说、法家说等多种说法，但笔者的研究表明，《鹖冠子》坚持的是从边地出发的综合文化取向。鹖冠子的《学问》篇主要是讨论学习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圣人学问服师也，亦有终始乎，抑其拾诵记辞，阖棺而止乎。”鹖冠子的回答是：“始于初问，终于九道。若不闻九道之解，拾诵记辞，阖棺而止，以何定乎。”因此，对“九道”进行了阐明：“一曰道德，二曰阴阳，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艺，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处兵。”具体说即是：“道德者，操行所以为素也；阴阳者，分数以观气变也；法令者，主道治乱，国之命也；天官者，表仪祥兆，下之应也；神征者，风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艺者，如胜同任，所以出无独异也；人情者，小大愚知贤不肖，雄俊豪英相万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国备也；处兵者，威柄所持，立不败之地也。九道形心，谓之有灵，后能见变而命之，因其所为而定之。若心无形灵，辞虽搏捆，不知所之，彼心为主，则内将使外，内无巧验，近则不及，远则不至。” (287) 这一思想与“四至”“五正”“天曲日术”“素皇内帝之法”等，不仅反映出鹖冠子的社会治理思想，而且也反映出鹖冠子的杂取“先进”文化之道，这正是一种边夷之民的趋中心化取向。在其他的民族哲学发展中，有直接继承、发挥汉族哲学思想以成己说的，如保巴、阿克敦等人的哲学。保巴字公孟，号普庵，撰有《易源奥义》《周易原旨》等著作，其中提出的太极动静生阴阳，而后生万物，强调万物的产生“皆不出乎一太极也” (288) ，是“太极之运化” (289) 的结果。“无极而太极者，乾坤之元也” (290) ，但太极“既不堕于形器，亦不流于虚无” (291) ，“太极理也，无外，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阴阳气也，气变则有质矣，故曰形而下者谓之器” (292) ，“物物各有一太极，一本而万殊。万物体统于太极，万殊而一本。” (293) 又有杂以中域传统哲学且出入于儒、释、道之间，李贽、李元阳、高奣映等人可作为明证。李元阳自谓“不主儒，不主释，但主理” (294) ，“唯以灵明到手，即可了事，初不计为孔为释为老也” (295) 。他认为性、心、意、情四者地位悬殊，状相迥别；“天命之谓性”，即“真我”“本觉”“道体”，非“耳目鼻口，四肢百骸”；“性之神识，动而为心。心者，感物而动之谓也”，心本无形；“心识发而为意。意者，乃物所感之谓也”；“意识流而为情。情者，为物所蔽之谓也” (296) 。他说：“格物者，非格去外物，乃格去我交物之识也。使此识不我蔽、不我惑、不我动也。”这就是说，他也不否认“外物”“躯壳”的存在，但认为格物就是正心诚意，“复性即是致知，性复即是知至” (297) 。所以他又说：“圣贤在世，只为教人复性而已。性复，则天地世界，如观掌中物耳。” (298) 高奣映通过考证，认为宋以前儒家有太极之名，没有无极之说，言无极盖多见老庄之说，因而反对“自无极而为太极”之说。他认为：“太极以前只可名‘混沌’。不可举以名‘无极’。” (299) 他说：“以天地未判，清沌而不上下也；阴阳未分，乾坤之理与道无从适也。未判未分，只一个混沌。混沌久，久而至混沌之极处……混沌极而分阴阳，阳极而生阴，阴极而生阳，莫不从其极为生化之互根者。” (300) 他又说：“因混沌极而有将判之机，其所以极者，曰：‘太极’。” (301) 而“阴阳互根之本，始悉蕴秘于混沌中，此即为太极本体” (302) ，宇宙中“事事、化化、理理、气气即须于此太极里面理会，此中正仁义实学” (303) 。太极之所贵，在于“以有之为用”说，“并极得之归于乌有” (304) ，这就如同人睡死，“呼吸尽断使去死尸” (305) 一样，或说“使无阴阳动静，是混沌已为死狗，况了无此极，则开辟混沌又以何者为主” (306) ？他还认为，太极“至清”“至善”“至醇”“常真”，然一落阴阳五行则有清有浊、有善有恶、有醇有驳、有成有坏。但混浊有开辟，是“阴阳五行为之也”，“混沌后闭而终于不息者，太极至真之常道为之也”。所以他又说，天地立，万物生，“自然之妙，不仅安排者也” (307) 。这就是他关于混沌、太极及二者关系的思想 (308) 。

又如满族哲学人物康熙帝玄烨尊儒学崇理学，主尽性循理，但不是完全照搬。他要求儒学、理学“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见诸实事”。他反对“书生坐观立论”，强调人为，重视知识，提倡并带头学习自然科学；认为“知”是从“亲见亲历”、考验、征验、测验得来，等等。这都是与朱嘉及其后的理学家不同的。我们虽还不便说他加入了明清实学思潮行列，但作为帝王，在他统治中国的60年期间，其思想不会不对当时及其后的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作用。唐以后的许多少数民族学者，不只是在封建中央王朝做官（地方官或京官），在哲学或学术文化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