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形成期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被认为是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文化基因，因而是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具有的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形式之一。作为各民族心里底层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思维方式同时是民族特殊性的重要标志。虽然目前还很难对思维方式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却不能否认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确实存在着一种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习惯。作为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因而会渗透到科学、道德、宗教、艺术、法律、哲学等各个不同的精神领域，贯穿于政治、经济、外交、生产以及一切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之中，因而它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学派、哪一个阶级的，而是全民族共有而普遍地起作用的。正因如此，思维方式有特强的继承性、恒常性、渗透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思维方式也同时是该民族的方法论。“由于哲学包含较多的方法论内容，所以哲学与思维方式有更为紧密的联系。一个民族的哲学，往往更充分更强烈地体现民族的思维方式，但是哲学显然并不等于思维方式。哲学有自己特殊的对象和内容。” (231)
自19世纪以来，学界已对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的思维方式作过充分的比较，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更是丰富，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成果就特别多。例如：陈志良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 (232) 、郑晓江对中国古代思考原则的现代反思 (233) 、吾敬东质疑中国传统思维混沌说 (234) 、刘国荣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阻滞力 (235) 、李志林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两重性及变革的艰巨性 (236) 、王虹与刘英谈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改造 (237) 、李宗桂略议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238) 、李明华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致思倾向、思维特征和思维格局 (239) 、李英姿等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240) 、郭宁试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成就与不足 (241) ，等等。
中国少数民族思维方式也曾得到研究，如韦启光浅论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思维方式 (242) 。不过更多的研究成果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例如：鲁燕生论少数民族美术的创新与思维方式的改变 (243) 、周俊华论纳西族先民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244) ，等等。像周俊华即在文中认为纳西族惯用类比的思维特征，有经验主义的思维特征及辩证的思维倾向，善于借助、依托具体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属性，并具有原始的系统思维特征等。此外，还有相关专著对此有所反映，如笔者的《土家族仪典文化哲学研究》 (245) 就特别强调了思维方式意义。根据笔者所见，思维方式在本质上即是观察与思考思维对象的格，它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面，朱伯崑即认为“有形式逻辑思维，如演绎思维、类推思维、形式化思维；有辩证思维，如整体思维、变易思维、阴阳互补思维、和谐与均衡思维；有直观思维，如模拟思维、功能思维；有形象思维，如意象合一、象数合一等” (246) 。取象运数的象数思维模式则是《易经》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主要构成 (247) 。笔者曾专门研究《易纬》的思维模式，在《易传》等先辈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以“象、数”为中心，以明“道”、释“理”为目的的较为典型的象数思维模式 (248) 。
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来说，“发生”与“物变”思想是起基础作用的基本思维方式，并由此而形成具有进化之思的思维方式，它反映的是事物内在的历史关系，如各民族的多种多样的关于宇宙的本原、万物的起始以及人类来源的思想，就是一个永恒的“发生”思想；这种思想与“寻根”意思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万物在动中生”的思想，如彝族史诗《查姆》即强调：“万物在动中生，万物在动中演变。不动嘛不生，不动嘛不长。这就是天地的起始，这就是万物的来源。” (249) 这一思想的必然结论即是“物变”思想和“无常”观念，像瑶族先民的《十二月节气歌》，彝族史诗《查姆》的人类社会三时代划分及《阿细的先基》的四时代划分，《蒙古风俗鉴》中的“宇宙变化之道，日落则星出，四时变化之理，按日月累计为年。政局安定则和平……和平和幸福达到极点就要生乱；而乱世达到极点则又回到和平与安宁的状态。文明之邦并非不出恶人，乱世之中也并非不出圣贤……凡败事者，都是在时运较佳时倚仗有财有勇，一时高兴而为，其事必无成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成事全在于自始至终的周全安排……如今，世界上的人都在往更开化的方向发展变化”，等等。这一思想强调的是变化，因为变化，所以“无常”。如维吾尔族思想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强调的“幸福无常如流水，这宇宙在转动永不会停止”，“人们说我的缺点是无常，他们逢人便讲。无常对我来说不算缺点，我喜欢说更新。一切旧物都十分可怜，可怜的东西则令人讨厌”。蒙古族则提出了“邀尔其朗”（宇宙）概念，其中“邀尔其”是动词词根，具有“旋转”“循环”“旋回”之意；“朗”是词尾，属构词附加成分，如将其附加在动词词根上，就构成了一个专用名词，表示“永久的、规律性的整体”之意。其他的少数民族哲学文献，如《蒙古秘史》、彝族史诗《勒俄特依》及《宇宙人文论》等也都坚持了这一思维方式。正因为变化的永恒性，因而各少数民族能因时而动，甚至呈现出哲学文化发展的历史跳跃性。
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上，“相分相配”与“阴阳合而生万物”思想是对中国少数民族起核心作用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并由此而形成事物联系的思维模式，它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的历史关系。例如：水族古歌《花妮配》中的“匹配成对”思想，“开天地，有个花妮养育了她的儿女。自从她生下我们，将万物匹配成对”。 (250) 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中的“相分相配”繁衍万物的思想，“要想造嘛，山就要分雌雄，树就要分雌雄，石头就要分雌雄，草就要分雌雄。不分出雌雄来嘛，就不能造人……”彝族史诗《梅葛》中的观点，“天有天的规：白云嫁黑云，月亮嫁太阳，天嫁给地，男女相配，人间才成对。”“没有不相配的树木花草，没有不相配的鸟兽虫鱼，没有不相配的人；样样东西都相配，地上的东西才不绝” (251) ，等等。这些思想被认为是一种辩证的矛盾观，在《西南彝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还有布依族鸡卦书《社洛介》中有130余图，其卦词中关于敌与我、进与退、主人与奴隶、凶与吉等成对的矛盾概念；纳西族的《崇搬图》中提出男女、天地、洛神（阳神）色神（阴神）“会唱合”；彝族的《玛姆特依》（意译为《教育经典》）强调事物双双对应的“星云两面合，日月两面交”，“仲牟之子孙，君王无困难。不苦也不实，知德差，政事乖，丑行观，力促露，君王遇到就要苦。天地变化了，冰雹加猛雨；彝蜀（汉）逼近，淑女带枷锁；与仇敌逼近，养子难见亲戚” (252) ，等等。这种思想还被少数民族的学者深化。如：白族思想家高奣映认为“阴阳、动静、五行、万物、精粗、本来皆发明太极”，是“无形无象”的原生本体，“太极而生阳，阳动极而静，静极而生阴。” (253) 并强调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消而息生焉，息而盈持焉；盈而则虚，虚用息，而息以生盈则归消，而消因息而渐至于盈，其漩之神若发机，其环之远若转轮。”“静极复动，动极复静；循环无端，流动不穷” (254) ，“故损者益之几，益者损之著也” (255) 。回族思想家王岱舆为论证“真主独一”和解决“二元忠诚”问题，提出“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巧妙地解决了一与多的矛盾。满族思想家永增提出“事有相形而宜见其优，乃相较而反见其细” (256) ；强调“朴诚以践道”，“不敢舍实而务虚”等。元代蒙古族哲学家保巴在《易源奥义》和《周易原旨》中对于自然界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一分为二，在天则有阴阳焉；在地则有刚柔焉。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无。要其归则一而二，二而一则也。” (257) ……这些观点应该说都反映了对事物结构关系的辩证认知。
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事物结构关系的辩证认知，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还有另一种思路，这就是“苗族生成哲学”所体现的“一分为三”的认识，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形式，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的特殊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与宇宙三界说呈现相依关系。在这里，苗族以自己的特殊方式论述了事物生成、结构及相互关系，在《事物生成共源根》一书中，苗族先民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三位一体”生成论，即：“万事万物同一理，万物生成共源根，头号重要搜媚若，第二是各薄港搜，第三是玛汝务翠，三样缺一不得生。”这里生成事物的第一要素“搜媚若”，是指“事物生成之能量”，苗族先民认为，“能量”是“事物生成的性能高度发挥的综合产物，是物质固有的特点的表现”；生成事物的第二要素“各薄港搜”，是指“事物生成之物质基础”，是事物“能量产生之源泉”；生成事物的第三要素“玛汝务翠”，是指“事物生成的良好结构”，是由生成事物的物质基础合理组织所构成的，是事物生成的能量和物质基础的“联合体”，“它对事物的生成变化能起到客观的决定作用。”总之，一切事物都是“三位一体”的产物，其中“能量”“是事物的生成形态，又是事物生成之原动力”；生成事物之“物质基础”是“事物生成之基础，是事物的物质形态”；生成事物的“良好结构”“是事物的组合形态，是事物生成的客观决定因素”。“能量”“物质基础”和“良好结构”三者辩证统一生成一切事物，由“三位一体”的宇宙生成论进而发展为“一分为三”的宇宙发展观。苗族先民认为，“事物主于能量，基于物质，宣于良好结构”，“生成相资、生成相制、生成相征和相夺”，是构成事物三大要素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关系之基础，也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三者相资、相制、相征、相夺的结果是“优劣相斗有胜负，生成难全古到今，增多变好无穷尽，人类前途最光明” (258) 。这就是说三者相资、相制、相征、相夺的结果是胜负、生成难全、生成增多变好，永无止境。
在人与事物的对象性关系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同样坚持了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例如：苗族理词说“一种鱼是一种鳞，一种鸟是一种毛，一种汤出一种味”；“一桩纠纷是一样古理”；等等。藏族《萨迦格言》中则更普遍地认为“山和水、马和牛、木柴和火焰、宝石和石头、男子汉和妇女等，虽然同类，优劣各异”，因而“对一方有利的事情，对另一方可能有害；当月亮出来的时候，睡莲开花，荷花却闭敛。对某些人有利的事情，对别人就不一定适用；蒜头治风寒有疗效，对胆病来说就有毒性。”所以，作为方法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利弊。”“马车不能在水里走动，船舶怎么在陆地上航行。” “对狡猾者要狡猾，对老实人要老实，对动摇者要坚定，这是过去的遗训。”藏族的《四部医典》则在这方面提出并体现了具体分析具体情况的九种特殊的治疗原则……总之，人类与事物的对象性关系是具体的。
系统思维方式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同样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等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提法，但却具有明确的思想。其他如此要素方面的系统思想，则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如宋代壮族人民起义领袖侬智高在建立与发展“大历国”过程中，把军事与政治结合起来，以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的；在对外关系中，一面抗击交趾，一面请求内附宋廷，通商互市，共同抗击交趾侵略，并在未达目标时说：“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国又不我纳，无所容，止有反耳！” (259) 他还在战争中特别强调重视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重视情报与麻痹战术等，都显示出明显的系统思维。古代壮族土司中最强大的岑氏编制的岑家兵法，明人邝露在《赤雅》中说：“岑氏兵法，一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割首之人，虽有熠护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绝伦也。”显然也是一种系统思维指导下的用兵结构。至于成吉思汗，“深沉而有大略，用兵如神”，也全赖于其系统思维，如他以联合为主，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实施远交近攻战略，先取四周，孤立敌国，最后夺取敌人心脏；他以敌制敌，以“聚”攻“散”，甚至坚持无后方作战等。
在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充分显示中国系统思维特色的肯定要算医学了。中医学具有十分完整而且庞大的理论体系，是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并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承认的传统学科。传统的系统思维对于说明系统性极强极明显的人体有着特殊的优越性，有力地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哲学以生命的观点研究宇宙系统的发生与演化，对系统性原则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生命哲学，因而对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从医学生理学中吸取了许多思想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传统的自然学科中，中医学与哲学的关系最为紧密的原因 (260) 。这一点，在中国少数民族医学中也同样得到了体现，如8世纪初著名藏医学家宇妥宁玛·元丹贡布（708—？）的杰作——藏医名著《四部医典》强调，人体是一个包括三大要素、七种物质基础、三大排泄物的有机体，“疾病、体质、排泄物，体态正常身健在，体态失常生病患。病有朗、赤和培根；维命、上行及遍布，助火、清下诸风窜；消食色泽多变化。令草、令眼、令明颜，肝胆湿热及赤巴；恃、嚼、味、足、满五种。糜液、血、肉和脂肪，骨骼再加髓和精，人身体质七要素。秽物汁有粪尿汗，叶子数至二十五片。人体还有味能行，要与二五相协调，调则全身得发育，不调诸损把病招。” (261) 因而在医治过程中必须通过“问诊、望诊、触诊”以看出本质。“诊断法问为先，此乃听觉所及说为诠”，“问诊察病其术在耳境，何症何因何处又何往，特别病因病点表象全。病因病人病点之门槛，表象乃是病类区分点” (262) 。“望诊用眼查舌尿”，“目境形量与颜色，特别舌与尿情要查诊。此乃视线所及察病源” (263) ，触诊则“男诊左脉女诊右脉。首先病人左手医师右，寸脉之下心与小肠主，关脉之下脾与胃腑求，尺脉之下左肾三焦诊，病人右手医师左手看，寸下肺与大肠关肝胆，尺下可诊右肾和膀腕” (264) 。在上述基础上对症下药，“养病诊治有善方，食行药诊有四桩”。 (265) “特殊医理共计分九种：未识起疑信心不足症，如猫隐伏捕鼠试摸索；得以识病信心又充足，譬之山顶插旗直接治；未得良策就想执病路，其治犹如驯服野马般。前治病症过于低超反，治法鱼鹞捕鱼骤然间；实症药器食行共四法，犹如狭路逢仇可擒拿。虚症行食药器顺序反，犹如登梯自下依次攀。单疾治如勇士降敌顽，如是无损于他合为治。二合聚合平调善施治，主为克生紊乱平调之。诸般均将体等十法系，牛驮羊驮视情各相宜。” (266) 其实，不仅《四部医典》，其他少数民族医学理论，如蒙医三要素论和五行说，傣医“四塔”理论与“五蕴”范畴，土家医学与苗家医学，等等，都坚持的是系统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