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哲学思想的早期启蒙与近现代转型
白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且文化较发达的民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历代文化政策的影响，白族哲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极为鲜明的特色。在中国哲学的早期启蒙与近现代转型过程中，白族哲学思想基本上与整个中国哲学文化运动保持大体一致的运动轨迹，这一点更为值得关注。从古代白族神话中的哲学思想萌芽，到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与白族本主崇拜的融合，从古大理国《德化铭》《明帝记》《造幢记》中的“释儒”或“儒释”，到“云南、四川边疆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其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理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的文化普及，从而达到“择民间之俊秀及土官子弟皆令入学，肄业便知礼义” (266) 的文化建设，白族哲学思想发展的土壤，始终显得那样的厚实，到了明、清时代，不仅白族传统哲学形成了自己的较为成熟的形态，出现了杨土云、王兆、二艾（艾自修、艾自新）等一批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哲人，而且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精神的凝练方面，出现了极具近现代思想意义的哲学启蒙与哲学转型，为中国哲学的近现代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 “倚剑背冥道独高”的思想地位
自明清之际以来，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发生了早期启蒙运动。一般认为，这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启蒙运动开始于16至17世纪之间，即从明朝嘉靖以来，随着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在思想上也产生了相应的精神——适应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观念，其代表人物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等，他们坚决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主张“循天下之公”，“不以天下私一人”（王夫之），呼唤“天下之法”（黄宗羲）……正是这一时期，开启了白族哲学思想的早期启蒙与近现代转型。这是白族地区社会发展，特别是其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267) 。
首先，自明、清以来，特别是“改土归流”以后，白族聚居地区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清职贡图》即言白族人民“居处与民相杂，风俗衣食，悉仿齐民（指汉族），有读书应试者，亦有缠头跣足，衣短衣披羊皮者，岁输赋税” (268) ，其所谓“齐民”是指汉族群众而言。乾隆版《赵州志》更是说“白人”虽然“有僰字，善夷语，信佛事巫，常持斋诵经”，却“性勤俭，颇读书，习礼教，通仕籍，与汉人无异”；具体如白族聚居的大理府则“山川灵秀，文物蔚然，而商贾辐辏，用于他郡，亦滇中大都会也” (269) ；鹤庆、剑川则“平原可耕……文字科名，比于他郡” (270) 。正是这种变化，开启了白族哲学社会思想的近现代转型。所以，人们说“明以迄满清，学风日盛，人才蔚起，考其进化较速之原因，皆由乡先贤辈不惮艰难，广建书院义塾，进子弟而课之” (271) 。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新因素，催生了哲学思想文化的新景象。自明、清以来，白族地区在产业方面有了大的调整，如嘉庆《楚雄县志》中说“僰人，性警捷，善居积，多为行商，熟于厂务”。《顺宁府志》中说“白人，多从大理、剑川来者，或习梓匠，为杂工，凡作室制器，取利则来”……应该说，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思想关系的新变化。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说，云南在明代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在云南的铜矿业中出现了较大的作坊，雇主与佣工的关系已不同于原有的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或宗法关系，而呈现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无论从生产的规模上看，还是从生产关系上看，都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从而为白族哲学思想的近现代转型提供了经济基础。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云南矿工万余人暴动，怒杀矿监杨荣，火烧其宅，杀其党二百余人，这更是与荆州市民、武昌市民相继举行的反对税使陈奉的斗争及苏州织工聚众万余反对税使孙隆等的斗争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早期的“市民运动”，为白族哲学思想转型提供了思想动力。
最后，从思想渊源的角度说，白族的新思想还与李贽等早期启蒙思潮的先声有关。李贽于万历年间任姚安知府，曾在姚安“务以德化”，并开设书院讲学，显然对以后姚安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具有“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批判精神（李贽《藏书》谓：“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其“童心即真心”的个性自觉和“无私则无心”的私产要求都是极重要的启蒙思想资源。白族思想家李元阳即将离经叛道的李贽引为同道：“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背冥道独高。” (272) 即是证明。李元阳“先生之学以佛入，以儒出，复性为本，济世安民为用” (273) 。不过，他强调：“志于明道者，不主儒，不主释，但主理。” (274) 显然，这里与李贽一样否定的是儒学的绝对权威。
（二） “于先儒偏驳处时加救正”的思想新风
如果说在明朝末年，李元阳的思想已具有了新的动向的话，那么清朝初年在白族思想史上还出现了一个重要思想家——高奣映，他是白族早期启蒙新思想的典型代表。有学者谓：“清季北平名流有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 (275) 足见其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高奣映，字元廓，亦字雪君，别号问米居士、结璘山叟，系段氏大理国高相国的后裔，“生性警悟，幼嗜读，过目成诵，博极群书。自性理、经济以至玄释、医术莫不洞晓，诗、词、歌、赋皆能深造入微” (276) ，系白族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著有《太极明辩》《增订来氏易注》《金刚慧解》《迪孙》《备瀚》《妙香国草》《鸡足山志》等专著及一些短篇，著作达81种之多，总的学术精神即是“泛经史子集、宋元以来先儒学说与夫诗古文辞、佛藏内典皆各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皆能扫前人支离，自辟精义，并于先儒偏驳处时加救正。” (277) 显然他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学者，因而“以后学犯先正，当仁既不让其师资，论道敢违于前哲” (278) 。
高奣映的新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上，他强调：“虽圣经不必泥”、“心为书缚之则自苦矣，善读书必超乎其书，超之则自乐矣。吾愿汝曹日日得乐，不致为书所缚。”具体如“宜将游民清查，给以田亩，近平原无水者教以树桑，如近山箐稍阴，教以栽植花椒，山箐之向阳而有水者，教以种植桃、梨、枣、栗、海松、胡桃、橘柑。” (279) 显然，这种“经世致用”精神实已具有了一定的早期启蒙意义。
其次，在哲学自然观上表现出与早期启蒙思想接近的方面，如高奣映认为“天之为天一噫气，清之以上浮也；地之为地一噫气，浊之而下沉也。地之块然，天之冥然，莫非此噫气之清浊为之” (280) 。这与黄宗羲的“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气充周无间” (281) ，“覆载之间，一气所运，皆同体也” (282) 极为相近。“阴阳之所以生生化化者，以阳则根阴，阴复根阳也……阴阳相根……则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283) 。“乾阳资始矣，如无顺承之坤，则品物如何流行，群情胡能发挥，故阳不能独成……坤阴资生矣，如无保合之乾，则品物如何咸亨，其道乌能驯致，故阴不能独生” (284) 高奣映上述的思想与王夫之的“阴阳者，恒通而未必相薄，薄者其不常矣” (285) 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 “子规夜半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民族精神
近现代以来，白族聚居地区也遭到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威胁，因而有了对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深切体验。例如，英国不仅通过其在缅甸的银行将大量资本渗透入我国白族群众生活聚居的地区，而且向这些地区倾销大量洋纱、洋布、煤油和烟草，并相应掠夺这些地区的石磺、茶叶、牛羊皮、药材、猪鬃 (286) ……1906年法国在马赛举行属地博览会时还公然把中国云南列为它的殖民地……正是这些“野蛮的现代化”，使白族人民明显地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考，体现了近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精神的凝练，并出现了哲学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的代表——赵藩、赵式铭、王毓嵩、张耀曾……他们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分子。
赵藩（1815—1927），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思想转型。赵藩，字樾村，亦字介庵、介碪，晚年自号石禅老人，剑川向湖村人。赵藩少年读经，青年投身清军，并参加了镇压滇西回民起义的活动；他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也曾获取过功名。却因对社会的不满而辞官。可就是这样一位清朝官吏，在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新政权建设，于1911年受蔡锷、李根源之邀，出任迤西自治总机关部总理，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并于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1918年还曾出任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的交通部部长……他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檄文中称自己为“滇男子赵藩”。电文云：“余以前清监司，告养在籍，辛亥秋，滇省首义，迎征而出……地方举为国会议员北上，目击君之阴谋，操纵利用党争，无可斡旋，辞职归去。嗣闻君不噪于余，问之丁槐，颇致疑虑。迨谋帝制，又使朱家宝专电招邀，饵以高爵，怵以危机，余迳谢绝……比者，君卸总统称帝制，狡图不遂，削帝称统，起灭自由，抑何不知世间有羞耻事耶？举国之人追君退位，余则谓君固已无位退也。为君代谋，惟慷慨则自裁，隐耐则远窜，斯二者择一而速行之，毋使生灵涂炭，神州陆沉，则君罪犹可未减。” (287) 这已足以反映白族哲学思想的近现代转型了。
白族哲学思想转型的卓越代表应是赵式铭（1873—1942）。赵式铭，字星海，曾用笔名精愚、睫巢等，晚号弢父、弢甫，云南剑川人，曾主笔《丽江白话报》，其文“足以开发民智”，且“文有电气，读之手颤” (288) 。其思想的近现代意义在于：首先强调“自古无一定不易之法，世界有推陈出新之机”，主张积极的社会变革。他在1905年从教于剑川“州立高等小学堂”时曾作有三副对联，要求大家在“国家多事日”应“切磋砥砺”，“莫作支那熟睡人”，其“所望于青年豪气人”要“慎勿再为碧眼虬髯笑”，要在“智育、体育、德育”方面“鼓学界精神”，要在“路权、矿权、海权”方面“为大陆放光明”。其所以如此，正在于帝国主义的丛林法则给他以深刻影响与体验，“莽乾坤是一大舞台，是强的生杀予夺随安排，是劣的奴隶牛马也应该。看，茫茫大陆，莫只有强种常在。叹，此意有几人得解？愿身化恒河沙，苦把同胞戒，问晨钟暮鼓，可醒过南柯来？” (289) “直到今日之下，地方被人占了，权利被人夺了，人民被人欺侮了，再要听天，再要安命，那洋人就要搬进屋里了……中国若再荏苒荏苒蹉跎蹉跎，恐怕不久也就与那红人黑人为兄弟了。” (290) 于是，他坚信自己的责任，并以“子规夜半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努力而进行着思想启蒙。据此，他从教育、实业、民风等方面规划了中国的未来，并强调“大家做个伟大国民”，要大家“重新做一个完全的国民”，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这工商两业，为我社会生活命脉”，并强调其“断断不能缓的” (291) ，甚至要求人们去“做个煤油大王，钢铁大王”，因为“那才是无穷的利益哩” (292) 。正是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他强调要立足世界，“非合无数量人之脑力腕力不足以救国”，而这是从总结世界近现代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普法之战、中日之战、日俄之战，以及意大利建国，美利坚独立，就表面看来，全靠几个有数英雄，殊不知有无数闷头英雄从中策应，才能干出轰轰烈烈的事功来。” (293) 最终结论即是：“非合无数量人之脑力腕力不足以救国，非合无数量人之公利公益不足以图存。” (294)
白族哲学思想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思想系统应是王毓嵩的进步历史观。王毓嵩（1882—1919），字峙南，云南大理人。1905年去日本留学，参加进步刊物《云南》的编辑工作，回国后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16年后他在云南《义声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人理学》和《义务政府主义》，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社会、政治、历史、道德、经济的看法，并从哲学上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较深刻的批判，成了白族近现代思想史上第一个具有系统哲学思想的哲学家，不仅延续了白族历史上的“人理学”传统，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义务政府主义”。王毓嵩首先把生物进化分为三个阶段：“衍其强暴者而灭其弱懦者”“衍其能者而汰其不能者”“汰其不道德者而存其道德者”，在这三个阶段中，人类社会属于进化的第三阶段，在此前的两个阶段还没有所谓的“人”。人类社会出现的标志是有了“生事”，实际上讲的是人类劳动：“未有生事以前，所谓生类之道德者有弱肉强食之一语而已。” (295) 而“农之勤于野，虞之力于山，工之作于室，商之贸迁于万国之间，贾之列肆于一市之内，学者之劳心殚虑为世界光明之灯，圣贤之明伦立教为人类渡迷出苦之筏。如此之类皆生事也。” (296) 他认为，“生事”本身是依据一定的生产工具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器械”：“至于人类肇兴始有器械之事，器械发达而生事兴” (297) 。他正是根据“器械”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从“相敌当之世界一变而为相提挈之世界” (298) 。他特别强调近代“物质文明日益进盛，商路大通，遂使农工业成激进不已之势”，因而即由父子、夫妇、兄弟三伦而到“人类有相资”，“推而至于世界，则国际有相资也”。 (299)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他与赵式铭一样，强调“制天下安危治乱者多数”，因为“胜负之数以人数之多寡定之而已，多数常胜，少数常败，一定之势也” (300) 。并据此分析了社会分工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认为“今之世，非军队之竞争乃国民之竞争也” (301) ；“今之世，非以兵战，乃以民战者也，故一国之民之智识、道德、财富、能力，乃关系其国强弱盛衰之数。” (302)
此外，白族近现代哲学转型中还有不少的思想家值得分析。我们只是据此说明其近现代转型的一般状况而已。
（四） 唯物史观的社会进化简史论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也包括对白族青年的影响。白族的优秀儿女张伯简曾与旅欧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一起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施滉则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赵琴仙成为云南妇女运动的先驱，周保中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后来成为抗日名将……以下我们只略论及张伯简，以说明白族哲学思想转型的第三阶段——白族马克思主义者的产生。
张伯简（1898—1926），字稚青，别名红鸿、洪鸿，云南剑川金华镇人。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回国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春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后在上海投身“五卅”运动，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军委书记，并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1926年在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工作中病逝 (303) 。
张伯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根据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的教材和自己的学习心得而译编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一书 (304) ，为党的出版机构多次印行，很有影响；他译编的《社会进化简史》一书 (305) ，是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阐述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著作之一 (306) ，这些书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中起到重要作用。其具体内容，我们不在此专述。
综上所述，白族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与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进程，从明清之际即开启了具有早期启蒙性质的哲学思想新动向，近现代以后又顺势而为，“在势之必然出见理”，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个案。
(1) 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论法拉比哲学体系》，《哲学研究》1981年第11期，第59—66页。
(2) 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3，导言，第1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277页。
(4) 张轶东：《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第27—46页。
(5)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3，第128—12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6页。
(7) 《大清律例按语》卷50。又，关于首次禁烟时间，李圭《鸦片事略》卷上所记，文字略有出入，时间作“雍正中”，而《大清会典事例》卷829《刑部·刑律条犯·烟禁》作雍正九年。因为《朱批谕旨》第27册中雍正帝对福建禁烟的批语也作雍正七年，故此处从《大清律例按语》作1729年。
(8) 萧萐父：《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第16、30页。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8页。
(11) 据邓玉麟回忆：1911年10月30日，“开军事会议，黄兴主弃武昌，退攻南京，以汉阳失，武昌难守故也。张振武起而反对。君继之，力言‘武昌为起义首区，北兵注重，四方仰望。各省初复，根基未固，一有动摇，四方瓦解。微论南京难猝克。即幸而得手，守御未固，敌据上游，顺江下瞰，洪、杨即其复辙。曷若扼天堑之险，誓死力守，据腹心以待援集之为愈。’语尤激切中肯。众和之。黄议乃诎。”见湖北省博物馆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229页。
(12) 光绪版《利川县志·艺文志》，1987年重印版，第370页。
(13) 邓廷良：《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1年第3期，第8—1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08—109页。
(15) 史远芹：《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第2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3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90页。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2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7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430页。
(21)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56页。
(22) 开埠通商是长江沿江城市在近代发展的契机，增强了“市”的功能，扩大了辐射作用。参见张仲礼等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序言。
(23) 《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引谢陛《歙县风土论》。
(24) 陈湘锋、赵平略译注：《〈田氏一家言〉诗注评》，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09页。
(25) 陈湘锋、赵平略译注：《〈田氏一家言〉诗注评》，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435页。
(26) 陈湘锋、赵平略译注：《〈田氏一家言〉诗注评》，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06页。
(27) 陈湘锋、赵平略译注：《〈田氏一家言〉诗注评》，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428页。
(28) 《十大可忧七大可怪事本》，引自《怪臣满朝荐》。
(29) 《闻斯行之》，引自《怪臣满朝荐》。
(30) 张鹏展：《正人心疏》。
(31) 见《上林县志》卷十一。
(32) 韦天宝：《士先器识论》。
(33) 萧萐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蒙古族思想史研究》，见《吹沙集》，巴蜀书社，2007，第380页。
(34) 龚友德：《白族学者高奣映哲学思想初探》，《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51—56页。
(35) 李贽：《焚书·答邓石阳》。
(36) 李贽：《藏书·德业儒臣后论》。
(37) 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38) 李贽：《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
(39) 李贽：《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
(40) 萧萐父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2，第165页。
(41) 龚自珍：《尊隐》。
(42) 龚自珍：《乙亥杂诗》。
(43)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4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45) 魏源：《默觚下·治篇》。
(46) 魏源：《海国图志》卷六〇。
(47)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九。
(48) 魏源：《海国图志》序。
(49)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第4页。
(50)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
(51)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450页。
(52)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一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第61页。
(53)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一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第61页。
(54)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第1卷《李文学传》。
(55) 贵州大学历史系科研组编：《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78。
(56) 参见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民间文学资料》第27集，内部资料，1984。
(57) 贵州大学历史系科研组编：《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78，第84页。
(58) 贵州大学历史系科研组编：《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78，第84页。
(59) 贵州省文联民研会编印：《侗族文学资料》第1集，内部资料，1984，第7页。
(60) 杨通山等编：《侗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第29页。
(61)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贵州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2，第13辑。
(62)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贵州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2，第16辑。
(63)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贵州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2，第16辑。
(64)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贵州民族研究参考资料》，内部资料，1982，第16辑。
(65) 黄庆印：《壮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第282页。
(66) 黄庆印：《壮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第248—261页。
(67) 苏和：《蒙古族哲学史的特点和框架之构思》，《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2年第5期，第25—30页。
(68) 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82—183页。
(69) 《贵州少数民族谚语选》编委会编：《贵州少数民族谚语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第1页。
(7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邓恩铭烈士专集》，第262页。
(7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邓恩铭烈士专集》，第59页。
(7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邓恩铭烈士专集》，第31页。
(73) 黄庆印：《壮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第284—294页。
(74) 李维武：《形态、问题与思潮：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第95—103页。
(75) 佟德富、宝贵贞：《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76) 孙俊萍：《伊儒合璧的回族哲学思想》，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第180页。
(77) 彭继宽、姚继彭主编：《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第281—282页。
(78) 彭继宽、姚继彭主编：《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第304—305页。
(79) 阿兰·图雷纳：《现代性与文化特殊性》，程云平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4页。
(8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5、34页。
(81) 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208—209页。
(82) 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4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4、726页。
(84) 郭赤婴：《民族哲学的现代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105—109页。
(85)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4—5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77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120—131页。
(88) 李维武：《形态、问题与思潮：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第95—103页。
(89) 《岑毓英集（首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第10页。
(90) 《岑毓英集（首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第15页。
(91) 《岑毓英集（首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第10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解放出版社，1950，第182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54页。
(94) 广西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第225页。
(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65页。
(96) 伊曼奴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丁浩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48页。
(97) 孙俊萍：《试论回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83—87页；仁穆：《浅议回族文化的行程与分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第54—58页。
(98) 纳麒：《从回族角度谈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25—31页。
(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1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1—262页。
(102) 清嘉庆十七年（1812）《泉州城南清源林李宗谱》写本中将李贽列为“老长房八世祖伯乡进士姚安郡守名宦乡贤卓吾公”，并有人物传。见《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回族卷——家族谱牒》，民族出版社，2015，第399—468页。
(103) 李温陵：《明灯道古录》下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104) 李贽：《焚书》卷一《复京中友朋》，中华书局，1959。
(105) 李温陵：《明灯道古录》下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106) 李贽：《焚书》卷一《复邓石阳》，中华书局，1959。
(107) 李贽：《焚书》卷一《复邓石阳》，中华书局，1959。
(108) 李贽：《焚书》卷一《复邓石阳》，中华书局，1959。
(109) 李贽：《焚书》卷三《四勿说》，中华书局，1959。
(110) 李贽：《焚书（增补）》《寄答留都》，中华书局，1959。
(111) 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载《中国哲学》（第七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第176页。
(112) 李贽：《藏书》卷二《德业儒臣后论》，中华书局，1974。
(113) 李贽：《藏书》卷二《德业儒臣后议》，中华书局，1974。
(114) 李温陵：《明灯道古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上卷。
(115)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9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8页。
(116) 李贽：《焚书》卷四《失言三首》，中华书局，1959。
(117)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明府》，中华书局，1959。
(118) 李贽：《藏书》卷二《孟轲（附乐克论）》，中华书局，1974。
(119) 王新华：《个人·感性·狂狷——李贽哲学的启蒙特征》，《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66—71页。
(120)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二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第112页。
(121)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一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第61页。
(122)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一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第61页。
(123) 丁嗣：《演炮图说·跋》，转引自陈棣镇回族事务委员会：《陈棣回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73页。
(124) 张维屏：《演炮图说辑要序》，转引自陈棣镇回族事务委员会：《陈棣回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72页。
(125) 丁嗣：《演炮图说·跋》，转引自陈棣镇回族事务委员会：《陈棣回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373页。
(126) 丁拱辰：《演炮图说辑要》之《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篇。
(127) 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193页。
(128) 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133页。
(129) 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134页。
(130) 答振益：《中南地区回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第123页。
(131) 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第213—214页。
(132) 罗万寿：《回族近代文化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回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62—69页。
(133) 钱志和：《中国回教俱进会与近代回族文化运动》，《中国穆斯林》1994年第3期，第14—15页、第13页。
(134) 钱志和：《20世纪前半叶回族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23—28页。
(135) 姚继德：《回族留学生与云南现代伊斯兰文化》，《回族研究》1996年第3期，第10—23页。
(136) 许宪隆：《试论回族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回族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页、第103页。
(137) 敬军：《试论民国初期回族报刊发展的内外原因》，《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77—81页。
(138) 杨桂萍：《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第32—36页。
(139) 答振益：《辛亥革命与民国时期回族文化运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136—141页。
(140) 王柯：《“祖国”的发现与民族、宗教、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中国穆斯林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原文发表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http：//www.aisixiang.com/data/ 56816.html。
(141) 李习文、刘天惠：《中国近代现代回族报刊发展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5期，第46—50页。
(142) 张嵘：《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及其历史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7。
(143) 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第912页。
(144) 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120页。
(145) 许宪隆：《丁竹园爱国民主思想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54—57页。
(146) 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235页。
(147) 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261页。
(148) 马亮生：《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4页。
(149) 马亮生：《湖南回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5页。
(150) 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第44页。
(151) 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载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第368页。
(152) 《醒回篇》第1号，日本秀光社，1907。
(153) 许宪隆：《试论回族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回族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页、第103页。
(154) 罗万寿：《回族近代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醒回篇〉思想简介》，载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
(155) 保廷梁：《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说》。
(156) 赵钟奇：《论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
(157) 赵钟奇：《论中国回教之国民教育》。
(158) 丁竹园：《竹园丛话》第21集《北京市面盛衰之原因》。
(159) 答振益：《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第46页、第83页。
(160) 答振益：《中南地区回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第123页。
(161)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
(162) 黄镇磐：《宗教与教育之关系》。
(163) 保廷梁：《宗教改良论》。
(164) 黄镇磐：《宗教与教育之关系》。
(165) 黄镇磐：《论回民》。
(166) 黄镇磐：《宗教与教育之关系》。
(167) 保廷梁：《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说》。
(168) 保廷梁：《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说》。
(169) 萧萐父：《萧萐父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70) 郭清祥：《略论世纪前半期的回族社团》，载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163页。
(171) 《正宗爱国报》，1911年6月8日。
(172) 《正宗爱国报》，1910年1月23日。
(173) 《正宗爱国报》，1912年3月20日。
(174) 喇海青、李存福：《二十世纪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载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144页。
(175) 引自王柯：《“祖国”的发现与民族、宗教、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中国穆斯林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原文发表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816.html
(176) 穆思霖：《回民生计》，《正宗爱国报》1912年1月25日。
(177) 钱伯泉：《〈创建穆民总教院表〉——一份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倡议书》，《回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23—28页。
(178) 《正宗爱国报》，1909年10月14日。
(179) 马德新：《朝觐途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第65页。
(180) 黄镇磐：《论回民》。
(181) 《醒回篇》“发刊序”。
(182) 王希隆：《近代回族社会进步思潮和革命斗争》，载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134—142页。
(183) 王希隆：《近代回族社会进步思潮和革命斗争》，载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134—142页。
(184) 答振益：《湖北回族》，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第83页。
(185) 马通主编：《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第268页。
(186) 张怀武主编：《近现代回族爱国斗争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187) 马惠卿：《五四运动在天津》，载田克深等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第358页。
(188) 杨怀中：《马骏烈士的几则史料》，载《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第478页。
(18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1页。
(19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4页。
(191) 萧萐父：《萧萐父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第1—2页。
(19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4页。
(19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1页。
(19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9页。
(195) 萧萐父：《萧萐父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第10页。
(196) 萧萐父：《萧萐父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第12页。
(19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第404页。
(19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1页。
(1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4页。
(200)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201) 王锡阐：《晓庵遗书·历说》。
(202) 李约瑟：《世界科学的演进——欧洲与中国的作用》，载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203) 国体意义上的“中国”一词，最初正式出现于1689年9月7日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其开首即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惜当时条约只有拉丁文、满文和俄文本而无汉文本。18世纪的诸多外交条约一般也为满、蒙、俄或拉丁文本，直到1842年8月29日的中英《南京条约》（《江宁条约》）上才在汉文原本上出现了“中国”一词；以后，19世纪的中英、中美、中法条约均有汉文本，国体意义上的“中国”一词也就反复出现，而中俄之间的条约却迟至1858年的《天津条约》才有汉文本，之前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和《瑷珲城和约》亦无汉文本。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3—44页。
(204) 宋德宣：《满族哲学思想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第156—157页。
(205) 康熙：《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206) 《御制文集》第四集，第二十三卷。
(207) 《康熙政要》卷十八《碑传集》。
(208) 《十朝圣训》卷五。
(209) 《十朝圣训》卷五。
(210) 《庭训格言》。
(211) 《十朝圣训》卷十三。
(212) 《清圣祖实录》卷二二〇。
(213)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六。
(214) 《康熙政要》第四卷。
(215)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四。
(216)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四。
(217) 《十朝圣训》卷五。
(218) 《康熙起居注》第一辑。
(219) 《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四。
(220)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四。
(221)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〇。
(222)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〇。
(223) 《庭训格言》。
(224) 《十朝圣训》卷五。
(225)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226) 黄宗羲：《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227) 《康熙几暇格物编》。
(228) 《清圣祖实录》卷六〇。
(229)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
(230) 《清圣祖实录》卷二八。
(231)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五。
(232) 《清圣祖圣训》卷二一〇。
(233) 《清圣祖圣训》卷四八。
(234) 《康熙政要》第八卷。
(235) 《清圣祖圣训》卷七。
(236)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七。
(237) 《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二十一。
(238) 《理学论》。
(239) 《康熙政要》第十六卷。
(240)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
(241)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十九。
(242) 《御制文集》铭一集，卷十九。
(243) 《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二十五。
(244) 《御制文集》第一集，卷二十二。
(245) 《清世宗圣训》卷八。
(246) 《清世宗圣训》卷三十二。
(247) 《清高宗圣训》卷四十六。
(248) 《清世宗圣训》卷四。
(249) 《清世宗圣训》卷四。
(250)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第410页。
(251) 马克思：《资本论》第1版序，载《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11页。
(252) 《通志堂集》卷十三。
(253) 《实践录·序》。
(254) 《德荫堂集·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255) 《清仁宗实录》卷一四。
(256) 《清宣宗实录》卷四五二。
(257) 《清文宗实录》卷八四。
(258) 唐宴：《两汉三国学案·序》。
(259) 萧萐父：《萧萐父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第11页。
(260) 奕：《筹办夷务始末》。
(261) 《公车上书》。
(262)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
(263)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一。
(264) 《清德宗实录》卷四二〇。
(265) 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孙静工译、郭从周校，商务印书馆，1999，第9页。
(266) 万历：《云南通志》，见焦竑：《国朝献征录》，上海书店，1986。
(2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3—704页。
(268) 清道光《云南通志》卷一八二。
(269) 王崧：《道光云南志钞》卷一《地理志·大理府》。
(270) 王崧：《道光云南志钞》卷一《地理志·丽江府》。
(271) 民国《大理县志稿》。
(272) 李元阳：《李中溪先生全集》卷二。
(273) 李元阳：《李中溪先生全集》卷二。
(274) 《重刊中溪家传汇稿序》。
(275) 《姚安县志》卷四二。
(276) 《姚安县志》卷二七。
(277) 《姚安县志》卷四二。
(278) 《姚安县志》卷三七。
(279) 高奣映：《教民树艺议》，载《姚安县志·金石志》。
(280) 高奣映：《马氏等音序》，载《滇文丛录》卷二三。
(281) 《南雷文集·与友人论学书》。
(282) 《孟子师说·庄暴见孟子章》。
(283) 高奣映：《太极明辩》卷二。
(284) 高奣映：《太极明辩》卷二。
(285) 《周易外传》卷七。
(286) 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287) 《赵藩遗稿》。
(288) 杨适夫：《白族诗人赵式铭文学生涯琐记》，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2辑。
(289) 赵式铭诗文，原载《丽江白话报》，转引自赵衍荪《〈丽江白话报〉简介》，《玉龙山》1981年第2期。
(290) 赵式铭诗文，原载《丽江白话报》，转引自赵衍荪《〈丽江白话报〉简介》，《玉龙山》1981年第2期。
(291) 赵式铭诗文，原载《丽江白话报》，转引自赵衍荪《〈丽江白话报〉简介》，《玉龙山》1981年第2期。
(292) 赵式铭：《最丰厚之矿产出现》，见《睫巢文集》（手稿）。
(293) 赵式铭：《论普通知识之必要》，原载《永昌白话报》，转引自赵衍荪：《白族学者赵式铭生平及在云南地方文史研究上的贡献》，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294) 赵式铭：《丽江县公产印簿序》，见《睫巢文集》（手稿）。
(295) 王毓嵩：《人理学》，《义声日报》1916年12月9日、11日、13日。
(296) 王毓嵩：《人理学》，《义声日报》1916年12月2日、19日。
(297) 王毓嵩：《人理学》，《义声日报》1916年12月2日、19日。
(298) 王毓嵩：《人理学》，《义声日报》1916年12月19日。
(299) 王毓嵩：《人理学》，《义声日报》1916年12月20日。
(300) 王毓嵩；《人理学》，《义声日报》1916年8月17日。
(301) 王毓嵩：《今日政治当局者之功罪》，《义声日报》1916年8月22日。
(302) 王毓嵩：《论财政奇绌为进政治于清明之大好机会》，《义声日报》1916年9月18日。
(303) 引自中共剑川县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张伯简》，载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张伯简文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304) 《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张伯简译编于1924—1925年，先由党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套色石印发行。党的北方人民出版社成立之后，由该社首批秘密出版，1930—1932年，该社与上海华兴书店又分别以“晓旭”署名重印出版。1987年，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将其编入《张伯简文辑》，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305) 《社会进化简史》，张伯简译编于1924—1925年，1925年在上海、广州出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中央出版局重印。1987年，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所藏的1925年上海国光书店出版的本子，编入《张伯简文辑》，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306) 蔡和森有《社会进化史》一书，撰写于1924年8月，1924年由上海智民书局出版第1版，1926年出版第3版，说明其影响十分广泛。现已编入《蔡和森文集》，由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