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转型

研究现实要有历史感，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当我们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转型的必要性时，应该去追溯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去追溯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基于当前正处在21世纪之初，以及历史上的“40年代”对中国的重要性，我们以“世纪之交”与“40年代”为时期节点对中西发展状况作对比，以观察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转型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从“世纪之交”来看，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的资本主义在进一步发展，而中国正处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期。从经济形态的角度说，中国已慢了一拍。从政治的角度说，中国在明朝张居正改革之后仅出现了短暂的稳定，衰落的步伐却在加快，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损耗了国力，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国在进行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则是在清朝的统治下，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康熙帝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打败了蒙古族准噶尔部的叛乱，反击沙皇俄国的入侵。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发布了《人权宣言》；美国进行了独立战争，发表了《独立宣言》，制定了资产阶级成文宪法。而中国则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期，清朝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落后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遭遇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戊戌变法的挫折，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德国的崛起，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列强之间的冲突也在加剧。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动了经济全球化，而中国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三步走”发展战略。可以看出，从“世纪之交”的角度说，在5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能较为主动地掌握自己发展命运的就在今天，故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加速推动我国发展，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40年代”来比较中西方历史，则似乎更有韵味。在17世纪40年代，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11月3日，英国议会重新召开，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653年4月结束，史称“长期议会”，历史上把长期议会的召开视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志。而这段时间，在中国则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发展到高潮的阶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之后，清军入关，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退出北京，清朝定都北京，逐渐统一中国。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18世纪40年代，法国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思想武器，北美的殖民地人民则开始培育独立的种子。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统治的前期，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来临。在19世纪40年代，欧洲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承受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创痛。欧洲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新的阶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20世纪40年代，法西斯德国在欧洲侵略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战争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对峙，冷战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这一伟大历史任务。21世纪40年代，世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此时也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历史对比表明，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从16世纪末叶开始，中国就逐渐地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这种落后的长期积累，招致1840年以后的苦果，给中华民族留下了艰巨的发展任务。反思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发现，中国少数民族走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步伐，也与世界历史进程有大致的相应关系，其中有三次大的事件起了关键性作用。

首先，是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改土归流，为这些地区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一种近现代契机。特别是在清雍正四年至十三年（1726—1735），清廷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近一百年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到北京；同样是在这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法国都发生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开辟道路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以这样的背景来观察改土归流，则可发现其历史机遇并不只限于国内，而必须放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来分析。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王朝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改土归流适应了全球性现代化过程中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欧美地区，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毫无例外地成了现代化运动成功运行的条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是如此，尽管从理论上可以区别现代民族国家与18、19世纪传统帝国或王国体制下的民族国家，但当时的“统一”诉求是不容否定的。对此，《共产党宣言》曾写道：“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以及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民族国家的基础，资产阶级才能“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才能“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才能“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3) 。相比之下，清军在入主中原以后，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其中包括清朝统治者在压服了南方的抗清力量之后，便开始向边疆发展，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连续向西北地区用兵，最后统一了全国。主要的大事件包括：康熙时清廷平定了蒙古族准噶尔部的叛乱，雍正、乾隆时西藏地区局势逐渐稳定，乾隆时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朝开辟“苗疆”，进行大小金川战争，镇压土司叛乱等，改土归流正是这一系列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改土归流的目的是为了对西南各族人民进行直接的统治，改善了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落后闭塞的面貌，有利于国内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进一步联系，因而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这一系列措施，使清朝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清王朝的建立和疆域的巩固，无论是对防止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或促进国内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发展，在客观上都有积极的现代意义。应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后启动的历史转型事件。

其次，是步入现代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枪炮声把中国的少数民族推到了全球性现代化的前沿。根据现有资料可知，中国的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曾被西方列强侵略，从而开启了直接、间接地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进程。早在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已开始东来，图谋蚕食中国，如1573年，威廉·布尔（William Bourne）发表了《论海上霸权》一书，指出从英国到中国可能有五条通道：（1） 取道好望角，已为葡萄牙人控制；（2） 渡过大西洋，经过麦哲伦海峡，已为西班牙人掌握；（3） 向西北航行，经过北美；（4） 向东北航行，通过俄罗斯；（5） 向北航行，通过北极。 (4) 在数个世纪的殖民扩张活动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等都曾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活动。为此，清王朝曾实行海禁，因为中国“对于西方各国的观念，是由16世纪葡萄牙人的半海盗式行为、17世纪西班牙人的残酷屠杀和荷兰人的目无法纪等形成起来的，而英国人就在1637年用炮弹打开了通商的途径；他们的第一艘商船在1689年当它合法地停泊在广州的时候，就曾经发生命案；在中国方面毫无触犯他们的情况下，他们由（于）不同派别的外夷间的一些小纠纷，竟在1802年，并且又在1808年占领了中国的领土澳门” (5) 。正如马克思所说：“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 (6) 由此可见，当时的清朝政府并不是没有对西方殖民列强的兴起进行防范，而是有某种理性的自觉。这种自觉在中俄《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规定中即可看出。除上述这种自觉外，清政府的禁烟态度，其中包括早在雍正时期的禁烟令中可获得佐征，如雍正七年（1729），清朝便颁布了第一道禁烟令：“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7) 这个禁烟令对贩卖鸦片烟和开设烟馆等量刑是很重的。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无论是国家组织的反侵略战争，还是各民族群众自发组织的“保境安民”反侵略战争，从文化核心观念而言，都有一种新的思想因素，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王朝实体而带有抽象品格的国家观念，大多数人都为维护祖国疆土而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统一多民族主权国家观念。其中在东北、西北有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回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抗俄、抗英斗争，西南有各民族抗英、抗法斗争，在台湾地区有高山族群众抗击英、美、日、法入侵台湾的斗争。具体的斗争中，影响较大的有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抗法战争，冯子材领导的壮、汉各族人民的抗法战争，西藏人民抗英的隆吐山战役、江孜保卫战等，怒江两岸的傈僳族、景颇族、彝族、白族、汉族等各民族边民保卫片马的战斗，等等。即使是深处内陆腹地的土家族群众等，也在边疆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战争。远离东南沿海的藏族群众曾在鸦片战争时期派出了一支藏族士兵远征军参加了抗英斗争。

再次，是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推动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转型与思想转型。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斗争，使各民族参与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与西南各少数民族关系较大。“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不仅有大量壮、瑶等少数民族群众直接参与其中，成为起义军的重要力量，有的甚至直接发动起义，如在广西永淳（今横县）有李文彩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广东佛山，有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在广西新宁州（今扶绥县），有吴凌云领导的东罗起义；在广西贵县覃塘（今贵港覃塘区）青云村，有黄鼎凤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广西上林县东关内篁主庄，有李锦贵领导的农民起义，李受封为“纯忠大柱国天侯”。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形成了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族、彝族、回族各少数民族的反压迫、反封建斗争，在贵州曾先后发生过杨元保领导的独山布依族农民起义、潘新简领导的荔波水族农民起义、姜映芳领导的天柱侗族农民起义、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民起义、陶新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民起义、张凌翔领导的回民起义等；云南省则有田以政领导的哈尼族农民起义、杜文秀领导的回族农民起义、李文学领导的哀牢山彝族农民起义等；川西北有藏族、羌族人民反清起义；陕西、甘肃有西北回民起义；新疆有维吾尔族和回族农民反清起义；内蒙古有白凌阿起义、独贵龙运动等。在辛亥革命中，中国各少数民族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参加这一革命运动的有满、蒙古、壮、回、彝、苗、哈尼、瑶、傣、傈僳、景颇、维吾尔、藏、锡伯、羌、白、佤、侗、土家、黎、畲、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一是通过组织化，使大批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成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先锋战士，在一些地区，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也成为领导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二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各民族地区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三是在思想文化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先进文化；四是发展现代产业，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掌握现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