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动因

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已经将中国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联为一体，鸦片战争更是使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资本主义商品输出而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则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开始了构筑统一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呈现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变迁的新趋势。对此，毛泽东在讲到中西文明冲突时曾说，帝国主义列强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压迫与侵略中国，并且，“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9) 。事实上，19世纪文明冲突的初步展现及思想异动在这些方面都有深刻的表现。而这也正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原因。除近现代哲学发生的思想基础外，以下原因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是反侵略的军事斗争提供了一种转型的契机。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角度分析，无论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还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身思想转型的历史实际，都证明近现代国内外军事斗争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及新哲学发生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这既包括近代中外军事冲突给中国少数民族提供的了解西方现代化的平台，也包括国家在“师夷长技”过程中因军事现代化进程而推动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从而催生了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现代化及民众的思想转变。从现有历史资料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最初接触西方文明的是清军中的少数民族将士。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先后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抗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反侵略战争，其中都有中国少数民族将士参战，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军人逐渐走向近现代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民族聚居地区走向近现代的第一步。比如在军事斗争中接受现代军事训练、学习现代技术等，对此，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曾分析，古老国家的军队走向现代化有不同的步骤，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采用西方军事规范，第三步是军人素质的现代化 (10) 。从这个层面分析，清朝为适应中西军事对抗而进行的军制改革与新军的创建即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自强行动，这种自强行动也促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思想的新变化。新军文化素质高，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方式先进，军事观念除旧布新。国内外舆论都一致认为：这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正是新式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变革，使军人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众多官兵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弊病，并由此产生了新的民族国家观，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从军事角度来说，辛亥革命的主力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新军。因为当时的新军已成为与革命党联系十分紧密的具有现代性因素的社会组织，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新军中革命者的顽强支持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甚至在革命党人黄兴等动摇了的时候都是这样 (11) 。

其次是中西宗教文化冲突中提供的契机。西方宗教的传入是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宗教信仰冲突中的新内容，并且，这种冲突具有普遍性意义。一方面是由于不平等条约造成的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西方宗教全面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1858年6月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有“耶苏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中国官吏不得刻待禁阻”。1860年10月的中法《北京条约》中也有“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规定。例如：清同治元年（1862），天主教渝东主教范若瑟派邓司铎到酉阳传教，建“公信堂”；同治十二年（1873），法国教士张紫兰、司铎余克到重庆黔江建教堂传教，同年荷兰传教士田国庆在利川传教；光绪二十七年（1901），法国主教德希圣到恩施建教堂传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已有天主教、基督新教的广泛传播，并建有多处教堂，仅湖南永顺天主教讲堂就有10多处。到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基督新教传教士就已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穷乡僻壤。在各地建教堂的包括比利时、法国、荷兰、美国、挪威的神职人员，如在恩施一县，就设有总堂3处，分堂2处，分会27处，计有主教、神父、修女57人，拥有会众4480人；施南中华圣公会会址设在恩施城北门外胜利街67号，有神职人员、教徒49人。1922年增设的教会中学，有教员7人，学生238人，课目是《道学基督福音》。施南福音道路德会是1920年7月先由美利坚路德会总会派遣来华牧师高会德、马保罗等成立的，以后美国牧师李德、艾碧莲（女）及挪威牧师黎立德等又在施南扩建了舞阳坝教堂，共有神职人员14人，教徒430人，教员9人，男女学生291人。此外，在恩施其余七县，教堂约有数十处，教徒、会众逾万人。另一方面也由于西方宗教文化与各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这种信仰文化的差异表现在因历届中央政府对民族聚居地区“亦修其教而不易其俗而已”的治理措施，使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崇敬多神崇拜等，与西方宗教的一神崇拜存在着宗教内部的冲突，加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获取了很大的自由和特权，与各民族群众形成了强烈的现实地位反差，“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因而西方传教也会引起民众反对。宗教文化冲突的结果是“教案纷起，而民间视西人教堂若陷井然”，“遂相与毁教堂，以泄其愤” (12) 。即“打洋人”“反洋教”“斥教民”“闹教案”时有发生，也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反对不法洋教势力的斗争形式，在早期甚至是主要的形式。据学界统计，焚教堂、赶教士的斗争形式，西起滇、藏，东到沿海，诸如藏、羌、彝、水、苗、布依、傈僳……无一未投入焚教堂、驱教士的反帝斗争之中 (13) 。

最后是经济矛盾中的反省。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视野看，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首要启动因素，而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农抑商恰好是阻碍近现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理论上说，商品经济是全球性现代化的最初动力，因为“全面发展的个人……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14) 。借用西方学者对商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的区分，我们可以发现启动中国少数民族新思想产生的时代正好是商业生产力时代。在西方学者看来，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所谓商业经济是指以商业投资决定社会活动，改变了贸易条件（包括陆上和海上交通线、货币技术、度量衡制度、法律规章、运输方面的保护等）的经济。而工业社会则改变了从事制造业的条件，实行分工，淘汰手工业和家庭的产品而代之以工厂工人协调劳动的产品。当前我们正目睹超越工业社会的社会的出现，我把他们称为‘程序化社会’，其主要投资包括大批量生产和批发象征性货物。此种商品具有文化的属性，它们是信息、表征和知识，它们不仅仅影响劳动组织，而且影响有关的劳动目标，从而也影响到文化本身。”事实上，从世界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由商业生产力推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早于由工业生产力推动的资产阶级革命，如1566年的尼德兰革命及其于1609年在北部建立的独立的荷兰共和国。只是由于其国家太小而没有对世界历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已 (15) 。现代商业生产力的“决定性”影响首先在于它的扩张性，它的发展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或地区的冲击过程表现在“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16)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作为商业生产力特殊表现的商品、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推动因素，因为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它首先是表现一切交换价值的平等关系的东西；货币内在的特点也恰好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特殊目的来使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在本质上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而“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 (17) ；货币在“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 (18) ；货币使交换双方彼此只代表交换价值本身的抽象的社会的人而发生关系，使交换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使财富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这样就在物质上和在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的一般性。” (19) 正是“在这种形式上，财富完全摆脱了地方的、自然的、个人的特殊关系” (20) ，并且使经济得以从物物交换的情境制约中解脱出来，使交换在原则上不再同任一特定的场所联结在一起，使人们能跨越时—空以组织和调整产品和存货。这样，货币和资本成了“贮存和转化资源的手段”，“扩张的手段、时—空伸延的手段，因而也就是权力工具” (21) 。正是因为这种扩张性，使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周边城市相继成为开放口岸后，由于外国商品的大批进入，严重地冲击了当地的传统工商业 (22) ，从而产生了相应的精神分泌物。像领导云南回族农民起义的杜文秀即出身于商人家庭，其起义以后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商业的政策，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家族的新式知识分子也多出身于商人家庭等，这些即可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