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书写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实际上是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而兴起的，比如在中国哲学创设过程中对回族思想家李贽的研究等即为其例。但是，那时并没有全球性现代化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觉，最多只是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确立了“汉、满、蒙、回、藏”等层次的民族自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在革命历程中很多少数民族革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对这些少数民族的革命家，如向警予（1895—1928）、邓恩铭（1901—1931）、赵世炎（1901—1927）、乌兰夫（1906—1988）、韦拔群（1894—1932）等进行研究，显然也会涉及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没有从整个少数民族哲学的层面进行讨论。现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蒙古族，人们对他的哲学思想研究显然也应包括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之中，但当时也没有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层面进行该项研究。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此前并未出现“少数民族哲学”这一概念；同样，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思想、观念积累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则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问题，此前该研究方向从未在中国学术史上出现过。从20世纪50年代苏联出版的《苏联各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一书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的民族性反响，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笔者明显感受到一种哲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因为无论人们对于哲学有何种不同的理解，与常识、科学、文学、宗教等把握世界的方式相比，哲学的世界虽然同样是属人的世界，但它不应是人们站在世界之外看世界，而应是人们立定在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之中观察世界，即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层面来分析和观察世界，从而体现出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在前提：“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459) 因此，哲学是以反思为基础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