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正确性的把握

黑格尔曾就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两个重要任务：一个是“要揭示出如何根据一个新的方法去给予哲学以一种新的处理” (106) ，因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 (107) ；二是在研究中，“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 (108) ，因为在研究的“每一阶段尚须努力向前进展以求达到全体，这种全体的开展，我们就称之为方法” (109) 。这就告诉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必须坚持与研究对象一致的原则，并不断根据新的方法进行研究，对对象进行“新的处理”。

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来看，从一开始即注意了不断探讨与更新方法的问题，并不断有新的方法涌现。在研究过程中，多数学者都强调要遵循：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等等 (110) 。一些学者还运用考据学方法，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如对《蒙古秘史》中团结思想的考察运用了归纳法：阿兰豁阿用“五箭杆束在一起则不易折”的事例教育五子，河额仑教育众子谓“影外无其友”“尾外无其缨”，成吉思汗派人告诉王罕说“两辕折一辕，牛不能曳；两轮折一轮，车不能行”……所以，《蒙古秘史》反映出重视团结的思想 (111) 。又如考察成吉思汗坚持忠君观念，即据《蒙古秘史》中失儿古额秃不杀故主，放走故主后投奔铁木真得到赞扬；合答里掩护王罕逃走后投降铁木真得到赞扬，背弃旧主人桑昆的阔阔出被杀，擒拿旧王扎木合的五个伴当被杀……所以蒙古的首领对忠心事主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112) 。这说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方法应是多学科方法的共同运用。因此，一些学者对具体研究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讨论“实际操作”问题，其中涉及哲学的形态、特征、文本，注意收集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史料，注意社会思潮的分析等 (113) 。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实际，不少学者强调需要研究前代；不能忽视四境各民族思想的影响；要结合民族宗教；要对合理因素评价；要进行近现代思想研究；要对历史总结；等等 (114) 。到了21世纪，这样的研究方法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调，如强调要继续注重搜集、抢救、整理、编辑少数民族文献资料；要结合史料和现实，加强宗教哲学、少数民族哲学与儒学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要注重研究方法，进行不同民族哲学的比较研究，加强理论分析；要立足于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善于剥离、剔除其陈腐的、过时的部分，改造、继承其有价值的部分 (115) ；等等。有学者还提出了民族哲学发展的新路向——以“文化圈”概念重新规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强调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可以不必完全拘泥于现代中国各个民族的划分，而采用几个不同的文化圈（或文化区）的方法，如北方的少数民族可划分为原生型萨满教文化圈、藏传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等等 (116) 。应该说，这些探索都是有利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

笔者曾在《土家族哲学通史》等著作中强调要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为社会背景，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为哲学背景，以少数民族传统哲学与文化性格为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文化为地域文化背景；并坚持历史主义方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地域文化研究方法，以某个民族思想为中心的区域思想研究的方法，等等 (117) ，通过上述方法论系统研究土家族哲学，这也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当然，由于时代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法还需更进一步地探索，因为我们的研究同样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 (118) 。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也具有同样的情形，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更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探索新的发展思路，确认新的研究方法。

不过，笔者始终坚信，哲学作为一种主体生命体验的思想文化成果，尽管它可能像梯利所说的那样，“许多民族没有超过神话阶段”，但仍然不能否认“哲学通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的诉求 (119) 。在这里，我们又想起了黑格尔关于哲学经验的论说：人应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同时也是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统一体，但在现实中，这个统一体往往是存在矛盾的，“认识过程的目的，即在于克服这种分离和差别，而恢复其统一，这统一，在它的直接性里，最初就是生命的理念” (120) 。也就是说，生命体验对于哲学认识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黑格尔还举出老人与青年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121) ，已非常明显地表明了生命体验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离开对各民族生存体验的文化审察，根本就无法理解少数民族的哲学之思，如：西南少数民族的宇宙起源论多从“云雾”“白云”等方面着眼，人类起源多从树、蛋、葫芦等方面着眼，西北地区各民族哲学表现形式的格言化，等等，无不渗透着各民族人民的生存体验。事实也正是这样，学界已逐渐重视这一问题，如宝贵贞即强调“我们当下民族思想史研究……不需要多少的理论，只需要真正立足于民族心灵本身，多一点儿‘元素’的考察，多一点儿田野调查，多一点儿用心体悟与融入就可以使我们的民族思想史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的田野调查更细致，如果我们能将哲学视野与该民族的文化心灵相融合，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一个丰富多彩、色彩斑斓的民族思想史，一个充满了各民族生活情趣、生活智慧的思想史” (122) 。也就是说，没有抽象的民族哲学史，只有具象的民族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