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思想文化的选择与改革

宗教哲学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重要特色，比如：藏族相当一部分群众信仰佛教，除了苯教哲学之外，佛教哲学在藏族哲学文化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回族相当一部分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其哲学思想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王岱舆的“真一”哲学，刘智的“无称”哲学，马注的“八赞”哲学以及马德新的“大化归总”哲学等，无一不是这一影响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明的是，宗教哲学也是文化选择与文化交融的结果。

从原始宗教来看，各民族原始宗教的相互交融即来源于其文化选择，如傣族先民的原始宗教与德昂族、布朗族等民族先民的原始宗教，就存在着明显的文化渗透关系 (24) 。例如：德宏州的德昂族寨子几乎都有寨心神，却是以傣语“尖曼”“尖则曼”相称；陇川景坎乡费顺卡寨的寨心神标志设于寨中心，以木桩为标志；潞西县邦外的寨心“尖蛮为一根木桩，是建寨同时竖立的” (25) 。勐海县的“布朗族还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用简单的类比方式将自然与社会存在物和人比附，认为村社也如人的躯体，是由各个部分组合而成的，人要有四肢，村社要竖四个寨门，此外，最重要的是心脏对村社来说，也必须在寨子中央，竖一个木桩，设立‘寨心桩’。在它周围则用石块砌成一公尺左右的高台，布朗话称为‘再曼’，作为全寨最高神灵的住所，故又称‘寨心神’或‘社神’。布朗族每个村落建立的‘再曼’，就成了全村的主心骨，凡村社一切隆重的祭典，都以它为中心来进行。” (26) “每个村寨都有一个寨心神，有的寨是在寨子中央竖一木桩，周围垒上石头为标志，有的寨则立五根木桩，以中间一根削尖为标志。每逢‘干日’（在阳历二月及七月）要举行祭寨神的活动，每月祭祀三天。届时，寨门外高悬木刻、篾盘等物，以示外人不得入内。” (27) 佤族每寨都有“建寨木桩……以一棵粗的树桩埋于寨心，由建寨者立”。建寨木桩意谓“葫芦桩”，“视为一寨之祖先和寨之心脏”象征 (28) 。班考村的“寨桩建在寨中心……三年杀一头牛，换一次寨桩，由扎马厄领导换寨桩。换寨桩祭祖先，等于杀牛给建寨者吃。祭祀魏大爱、李达布弄、李达布来。参加祭者仅是男子，妇女禁止参加” (29) 。拉祜族的“原始信仰的宗教设施，主要有社林和神桩……在村落广场上丛立着各种形式的神桩，上边刻着或用黑色染料涂着象征玉米、谷子等作物叶子的几何图纹。神桩用以供奉寨神或年神” (30) 。澜沧一带的拉祜族“祭寨心神的时间，除二月十五日外，亦可以在过大年，六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五日等时间来祭祀。祭寨心神，亦称‘公母节’，拉祜语称‘帕沙节’，在拉祜西支系中颇为盛行。寨心神在村落中心的广场上，竖三根木桩，高达3米左右，左边一根为男性桩，顶端凿有矛形，矛长50厘米，上刻三道环纹。右边一根为女性桩，顶端雕成长椭圆形，长约40厘米，下面亦刻三道环纹……在祭寨心神之日，凡寨中年满40岁以上的男女老人，即聚集于寨心神柱旁，祭献神柱” (31) 。这是一种明显的宗教共融关系。

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哲学思想发展中形成的“释儒”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典型 (32) 。从南诏至大理国时期，白族先民明显表现儒、释、道三家文化融合的情形，并形成了积极吸收外来文化融合本土文化的“释儒”文化。佛教在南诏时期就已传入，并且逐渐成为大理国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在以洱海周围为中心的白蛮地区形成“白密”，这是一种外来佛教和白蛮原有宗教相融合的产物，是在吸收了唐代汉地密宗和印度密宗基础上白族化了的佛教密宗 (33) 。同时，由于受到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加之南诏、大理国上下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倾慕，南诏、大理国政权主动臣服、归化于唐、宋政权，对中原以儒家为首的封建汉文化有极强的认同感：“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

又如蒙藏哲学思想的交融 (34) ，以藏传佛教的影响为典型。红帽派藏传佛教（即宁玛派）同蒙古族发生关系始于13世纪中叶，宗喀巴所创的黄帽派藏传佛教（即格鲁派）于16世纪传入蒙古，到清末民初，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广泛盛行，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由于“学在寺院”而使佛教文化教育一统天下。据不完全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有著名的蒙古族藏文著作家两万多人，著作内容广泛，有哲学、音韵学、逻辑学、医学、美学以及诗歌、格言、天文和歌舞等。例如，藏医《四部医典》传入蒙古族聚居地区以后，很多蒙医吸收《四部医典》中的基本原理，在医治疾病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涌现出众多名医。蒙古族聚居地区的佛教寺院中均设有医学部，培养了不少蒙古喇嘛医生，他们译著了不少医学著作，例如《蒙藏合璧医学》《医学大全》《医学四部基本原理》《脉诊概要》《外科正宗》等。

中国少数民族对各种宗教文化的选择，结果是形成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混同式宗教信仰。例如，白族哲学家李元阳建立了以“性”为核心的性、心、意、情的思想体系，糅合儒释道学，调和理学与心学，推崇心学和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