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的类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可以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区分。这种区分表明，在整个中国哲学的起源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起源长期在“中国哲学”之外，比如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从第二篇开始对中国哲学史进行叙述，标题是“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其中的第一章为“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第二章为“那时代的思潮”，不仅对诸子前的思想接触极少，而且主要集中于春秋时代，更不要说涉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起源了。冯友兰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篇即冠以“子学时代”的标题，虽然其中也考察了鬼神、术数、天以及部分的开明思想等，但均未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3年出版的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一书，在“中国原始社会思维的发展和世界观的早期形态”中，大量使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献，从中考察中国哲学的起源，初步统计即有佤族、纳西族、鄂温克族、傈僳族、布朗族、彝族、高山族、怒族、景颇族、白族、苗族、瑶族、黎族、壮族、布依族、哈尼族、侗族等民族的资料进入了研究中国哲学起源的范围，自此而后，至少在哲学发展的学科层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起源属于中国哲学的起源问题。直到目前，中国哲学的通史性教材仍然未见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不过在众多中国哲学史料学专著中，已有刘文英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一次将少数民族哲学史料以专章的形式列入，尽管其中所涉及的少数民族的面还较窄，在内容安排方面对以断代还是以族别为划分标准的问题缺少成熟的思考，但毕竟是一种突破。

尽管在承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属中国哲学的类型上已初步形成了中国哲学界的共识，但并不能就此否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又是中国哲学的相对独立的类型，其起源也有其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宜更名为“中华民族哲学史”更恰当）。这种独特性表现在：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走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并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适应各自的环境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类型，如作为哲学起源阶段的思维成果，各民族即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原始宇宙演化观，这些宇宙演化观不仅较汉族宇宙观突出而鲜明，而且就是各少数民族自身之间、各民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等，都有其特殊性。如彝族、纳西族先民认为在有形的天地万物及人类产生之前，先出现的是天地万物及人的“影子”，有了“影子”后，才有真正的有形的天地万物及人 (4) 。土家族先民则认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以前，“宇宙间一片黑暗，昼夜不分，无天无地”，突然间一阵狂风把黑暗吹散，出现了一片片、一团团的白云。白云在飘荡、涌动中逐渐形成了天地万物。因而在宇宙原初并没有天地万物，只是“黑暗”“混沌”，后来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才由具体的物质（诸如火、土、水、风、大气……）运动、演化而成现在的宇宙。应该说，这些宇宙演化观是有相当特色的。

除了宇宙的演化外，人的演化同样显示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独特性，其哲学起源也一样。如纳西族先民说：“最初期间，上面高空有声音震荡着，下面地里有气体蒸酝着。声音和气相互感应，化育为三滴白露，由白露化育，变成三个黄海，一滴露水落在海里，就生出了‘恨时恨蕊’”，演化到第十代的“崇蕊利恩”时代，才有了人类 (5) 。侗族的《人类起源歌》中说：“起初天地混沌，世间还没有人，遍地是树蔸，树蔸生白菌，白菌生蘑菇，蘑菇化河水。河水里生虾，虾子生额荣，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松恩真好运，生得十二子。” (6) 土家族的《开天辟地与伏羲姊妹》中的“卵生”说则写道：“古时候，无天无地，突然一阵狂风，出现了一朵白云，白云里面有一个卵，卵白似天形，卵黄似地形，卵生下无极，无极生下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有阴有阳，就像两个人，他俩自己取名。阴就自称李古娘，阳就自称张古老……”其他还有如各少数民族在原始神话、史诗、传说等故事中关于人类的来源的思想。

不过，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形成过程的特殊性，这种哲学的多元独特性也有其相对的意义，这就是其中所具有的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既包括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包括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其多元性在于：由于地域限制及历史上相对的社会封闭，各少数民族与外界很难有物质和文化信息交流，导致其文化相对缺少外来文化的辐射和浸润，因而走上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上述材料中的各种宇宙论及人类起源论即可见出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但是，一方面是汉族等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因而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基础，像许多少数民族神话、史诗中在讲到人类起源的时候，都是讲诸民族共同起源的，其中会特别提到汉族，从而反映出各民族文化的影响，这在哲学上反映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如中国少数民族关于日月起源的神话，数量多、内容多，且雷同少，即反映出其中的相对独立性，在这方面，有学者统计了13个民族的创世神造日月的说法，包括阿昌族、布依族、蒙古族、苗族、侗族、哈萨克族、珞巴族、满族、畲族、土家族、彝族、瑶族、壮族等。如：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讲“天公遮帕麻捏金沙银沙为日月，用赶山鞭播下千万颗星星，创造了天空、日月和星辰” (7) ；布依族创世神布灵则“用红白岩石造成了日月，并叫黄龙把日月托到天上去安放” (8) ，其创世史诗《开天辟地》则说“祖先力嘎把自己的两只眼珠挖出来，钉在蓝天上，变成了太阳和月亮” (9) ；蒙古族神话却说太古天上没有日月，玉皇大帝的女儿牡丹青姆用金镜在海面上磨了三千六百下，跳出了太阳，用银镜在海面上磨了三千六百下，跳出了月亮；苗族神话讲到太初大神列老史·格密·炎觉郎努遣六铜匠炼铜造撑天柱、炼金造太阳、炼银造月亮；土家族的《制天造地》则讲盘古制造了十二个太阳；哈萨克族创世神迦萨甘用自身的光和热创造了日月，并置之于天地之间；拉祜族的天神厄莎、满族的天神阿布卡赫赫双目化为日月；布依族、瑶族、壮族等9个民族都有盘古双目化生日月的说法；畲族则说是盘古的左右手分别化为日月；彝族创世史诗《葛梅》说是老虎的左右眼化作日月；畲族还有神话说一只叫“金鸡”的三足乌脚一点地，飞到高空变成了太阳，一只玉兔四脚跳起，跳到高空变成了月亮；在维吾尔族乌古斯庆典中东西各立一根高竿，金鸡悬挂在东竿，银鸡悬挂在西竿，分别象征日月 (10) ……这类起源观念本身就既说明了其相对独立性，又说明了相互影响，如盘古神话等的渗入及流传的广泛性即是证明。

承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起源及其哲学本身的类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方面是能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激发各民族人民的自信心，能在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能丰富整个中国哲学起源的内涵。这不仅因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颇具民族特色，内容丰富，流派众多，甚至还有各种宗教哲学，从而给中国古代哲学增添了新内容、新形式、新流派、新人物，是中国古代哲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重要表现之一 (11) ，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中国哲学起源的类型，即神话与哲学先后关系的特殊类型，也是一种新的中国哲学的特殊起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