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哲学的时代转型与文化选择
“苗族是一个重视理性思维的民族，是一个有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民族。” (276) 的确，从悠远的历史走来，苗族人民即以其独特的创作和传承方式，通过“古歌”“史诗”“古老话”“理歌”“理辞”“佳理词”“议榔词”“巫词”以及传说、故事、寓言、格言、谚语等多种表现方式，展现其哲学思想，不少学者已对其哲学进行了多方面阐明，其中石朝江、石莉著《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对苗族的习惯法、宗教哲学、军事哲学、科技的哲学以及文人哲学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挖掘，从中发现，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大家庭中的一员，苗族哲学思想有的与中域哲学文化相一致，如天地生成说与中域气化论思想，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的传说等，与中域的相应文化现象都有相同、相通之处，体现了苗族和中域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但苗族有的哲学思想又独具特色，如人类起源说，苗族的人类起源论区别于上帝造人说、女娲造人说、动物进化说等而坚持枫香树生人说，苗族的“生成哲学”基于“三位一体”和“一分为三”论，强调宇宙万物都是由各薄港搜、搜媚若和玛汝务翠三大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事物主于能量、基于物质、宣于良好结构，且必须通过“三大要素”的相资、相制、相征或相夺的关系而生成变化，从而使事物形成“生成难全”“生成胜负”“生成增多变好”三大结局等，都显示出苗族独特发展历程的哲学文化积淀。
大约在唐宋时代，大部分苗族地区进入了阶级社会，由于苗族与中域主流哲学文化的关系，不仅有神论思想与无神论思想之类具有人类共性的思想在苗族民众中普遍流行，而且苗族的议榔词和理辞中显出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受中原主流哲学文化的影响，儒、释、道等思想都在苗族民众中有所反映，并形成了中原主流哲学文化苗族化的知识分子，像明代吴鹤（生卒年不详）得阳明学之“薪传”，“所学既正且专，或与余姚钱德洪、山阴王畿不相远” (277) ，“是苗族最早的一位见诸记载的哲学家，是王阳明‘心’学在湖南的重要传人” (278) 。明代满朝荐，决心“奋其志，鼓其气”，“无徘徊，无顾虑，举儒生自强之力一往无前” (279) ，强调“思之未加，则我之心于天下为二，思之既加，则我之心于天下为一”，主张积极地认识世界，坚信“思”能突破“神用”“形用”的局限，能“至远”，并提出了“闻其百言，不如稽其迹一”的认识论观点。 (280)
清代是苗族哲学文化的成熟与转型期。一方面，远古萌芽时期的苗族哲学思想，通过古歌中开天立地生人的意识、原始崇拜意识、原始道德观念等得以传承，如黔东南地区萌芽期的苗族哲学思想强调宇宙起源的“雾罩”（“水气”）说，认肯“雾罩生最早，雾罩生白泥，白泥变成天，雾罩生黑泥，黑泥变成地”；“天地才又生万物”；而人类的祖先姜央，是雾罩经过一系列演化生出白枫木，然后才由“白枫木生姜央” (281) 。湘西地区萌芽期的苗族哲学思想如《古老话》中神人“开天立地”的意识，强调“盘古开天，南火立地，地才有土有岩，天才有日有月” (282) ；其《苗族史诗》中的人类起源观点，有“龙人”说，认为人是由龙演变来的但龙并不是—下子就变成了人，而是先由龙演变成人首龙身的龙人，再由龙人演变成人 (283) 。与此不同，滇东北《苗族古歌》的神创说，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歌》中就“天地是哪个造的”“人类是哪个造的”作出了回答，肯定了“天地是天神锐觉藏努造的”，“人类是天神锐觉藏努造的”。 (284) 另一方面，承继苗化中域主流哲学文化的影响，清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近代意义的哲学社会思潮，如龙绍讷（1792—1873）“恭惟哲人”，张秀眉倡民族平等和太平社会，石明魁（1874—？）“窗中看易卦”，石昌松话“理财”，龙纳言论“统计”等，似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转型的历程。
（一） 龙绍讷“恭惟哲人”，“读书、穷理，合为一事”
龙绍讷，字廷飑，号木斋，晚号竹溪，今贵州锦屏县亮寨司人，是清朝时期“思力沉厚”的苗族哲学思想家。光绪《黎平府志》和民国《贵州通志》记载，龙绍讷著有“《亮川前集》2卷、《续集》2卷、《试帖》2卷、《文集杂俎》4卷，梓以行世”。现刊行于世的有龙绍讷后人龙源远珍藏的《亮川集》（锦屏县志办1993年编印）共4卷：卷一《亮川诗集》，卷二《亮川赋稿》，卷三《亮川杂俎》，卷四原书无卷名及附录。
综观龙绍讷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四大进度，体现了其儒家哲学文化的主流境界。
首先，确立读书致用理想，谋求“读书、穷理，合为一事”。
今夫书之不可不读，而理之不可不穷也，夫人而知之矣。而世顾分读书、穷理为二事，何哉？我尝见夫世之读书者矣：伸其占毕，熟其文辞，此记诵之学也；丐其残膏，拾其余唾，此饾钉之学也；训诂爬梳，旁证曲证，此注疏之学也；涂改点窜，高摘浓熏，此驰骛之学也；拘文牵义，扪烛叩盘，此腐儒之学也。记诵之学谓之书肆，馆片之学谓之书痴，注疏之学谓之书蠹，驰骛之学谓之书淫，腐儒之学谓之书俑。如是而以为读书，其于理乎何有？其于穷理乎何有？诚如读书所以穷理，则以吾一心之理，会群书之理；即以群书之理，通万物之理。而读书、穷理，合为一事矣。
从中可以看出，他通过批判旧的五种读书之弊，否定“书肆”“书痴”“书蠹”“书淫”“书俑”，强调“以吾一心之理，会群书之理；即以群书之理，通万物之理”，从而使“读书、穷理合为一事”。由此可见龙绍讷思想中的“心学”理路，应是阳明思想的影响所致。
其次，确立“一道而同风”理想，思虑“王道之遵在黎庶”。
夫律有阴阳，度有长短，量有大小，衡有重轻。圣人为之截竹吹筒，而律以正；布指舒肱，而度以明；酌盈剂虚，而量以成；称物平施，而衡以著。于是乎，有宫、商、角、徵、羽焉；有分、寸、丈、尺、引焉；有龠、合、升、斗、斛焉；有铁两斤钧石焉。有典有则，王府之贻在子孙；是训是行，王道之遵在黎庶。所以同民而出治，即所以一道而同风也。
龙绍讷通过律有阴阳、度有长短、量有大小、衡有重轻等考量“王府之贻在子孙”“王道之遵在黎庶”的问题，希望“同民而出治”“一道而同风”，从而“齐不齐以致其齐，一不一以归于一”，“而致大同之化也欤！”由此可见，这已有近现代统一民族国家的思想因素，或许他已体会到全球大变局中的中国动向。
再次，确立“以知其故”理想，思虑“斯民之不为良而为莠”之因。
吾思，圣天子本计先图农功，首务频蠲蓬户之租，屡减茅檐之赋。何期辽绝之乡，未获恩膏之裕。以几曾困舒鲋涸，汲江水以来苏？反教踏破羊蹄，梦脏神而来诉。俨餐黄菊之英，如饮木兰之露。义哉！孤竹山有薇而是珍廉矣，于陵井有李而已蠹甚矣！其惫难守，茹毛饮血之风；惟士为难，欲改韭画粥之素。何以给晨昏，何以供朝暮？斯民之不为良而为莠，即此可以知其故也夫！
最后，确立“村民岁岁事躬耕”理想，思虑“月夜花村无犬吠”之路。
排愁小步亩南东，云豁胸怀水剪瞳。
看鸭女郎殊腰袅，放牛老叟亦英雄。
谁家女？凝脂白？几处山花插鬓红。
傍晚人归频让路，纷纷担影夕阳中。
村民岁岁事躬耕，衣食皆从苦里生。
暂放斗牛寻乐趣，闲携笼鸟听啼声。
延巫打鼓常终夜，宴客高歌忘五更。
倚枕几回惊鹤梦，不胜嗟叹到天明。
人贫各有稻粱谋，耻向吾生分外求。
浇菜园姑终日汲，折薪樵子几时休？
儿童胼手勤操作，父老颦眉戒惰偷。
月夜花村无犬吠，华胥宛在梦中游。
暂辞井臼事纷华，同伴相招出里门。
剪短垂髫姑待字，高蟠作髻妇新婚。
青蓝衣服翻鸦色，啁哳声音杂鸟言。
大笑四山皆响应，逢人不暇细寒暄。
诗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各族人民勤劳、智慧、热情、奋发的社会，显然是基于农耕文明的社会：“村民岁岁事躬耕，衣食皆从苦里生。”所吃所穿全凭自己的辛勤劳动。“看鸭女郎殊腰袅，放牛老叟亦英雄。”“浇菜园姑终日汲，折薪樵子几时休？儿童胼手勤操作，父老颦眉戒惰偷。”老少男女，个个勤劳奋发，以“惰、偷”为耻，“看鸭”“放牛”“浇菜”“折薪”“纷纷担影夕阳中”，且“傍晚人归频让路”“月夜花村无犬吠”……
（二） 张秀眉“为了自由幸福”的“永享太平”理想
张秀眉领导的咸同苗族起义，无疑在苗族哲学思想上具有转折意义，这不仅因其近现代民族观十分明显，而且其根据地建设思想也具有近现代意义。
首先，其民族平等思想与太平世界理想有明确的近现代指向。
张秀眉领导起义之初就强调“不是恨汉人，只是恨官家。苗汉两族劳动人民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苗汉两族人民，同样是受着统治阶级压迫的” (285) ，显示了起义的人民性，从而表明“张秀眉起义已不单是解决民族矛盾，更主要是解决阶级矛盾，他的思想已突破了民族斗争的界限，进入了阶级革命的领域” (286) 。为此，他强调“不杀一个好汉人，不放走一个苗奸”；强调“只有和官家斗，才是我们的出路”。“打官家不是爬山，祖先一次一次遭受失败，只有大家团拢，杀绝官家，赶走屯军。养牯牛做哪样？为了种田；起义做哪样？为了自由幸福。”他强调赶走官兵，夺回田地，并实行土地分配，免除官府租税，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民谣：“多亏秀眉打天下，迎来太平十八年。夺得屯勇良田种，老老少少分得田。麻雀飞过吱吱叫，好年景啊好年景！穷人高兴得走田垠，这块田园是官家的，现在秀眉分给我，不用上粮不用税，寨寨老少齐欢庆。” (287) “丢开活路去投军，投军要投秀眉部，将来才能过太平。” (288)
其次，注重根据地建设，凸显近代指向。
张秀眉在18年的起义过程中，一是避免了以往农民革命中的流寇主义倾向，极为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其建设成就，连官兵也大为惊叹：“苗贼多坐守巢穴，攻之似易而实难……镇远、黎平两路入省虽不及千里，重岩叠岭，寨堡林立，前可阻我，后可包我，左右可冲击我，官军围攻既非岁月可计，而饷道援师时虞断绝，此所以似易而实难。” (289) “八寨、平越、麻哈、黄平、清平、施秉等厅、州、县七八城，苗概拆毁，耕成田地。” (290) 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具有近代土地革命因素；二是实施自由贸易，鼓励商品流通，即使非常时期，照样开放集市贸易，还明令保护外商利益，具有了近代重商主义的意义。
（三） 石昌松合观中西话理财，“为我中华……富强之业”
石昌松，湖南保靖县大岩人，生卒年月不详，为清末苗族举人，未出仕。著有《理财论》，文论基于全球性现代化背景，纵论国富民强之计，理论精辟，见解独到。
古今理财政策多矣！《大学·平天下章》言“生财有道”，《周礼·大宰》云：“赋敛财贿，均节财用。”凡财政称完全者视此，何也？财为国家之命脉，不生之，财源不开；不敛之，则款不集；不节之，则用不度。然理之云者，非损益也，非剥民也，非苛税以裕国也。就财之界统，生之敛之节之，而行之以法也。其善者因之，其次教训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故头会算剑，剖克睃削之为，均非礼也。或规万世利，或救一时弊，莫不有法以统计于周密，则焉患夫贫窘耶！然吾观天下大势，国贫民窘，亦已极矣！上之府库空，则行新政难；下之经费绌，则办自治难。百计敷衍，无一善后，是岂财不供用哉？夫财者自然之利，天地生之，人力成之，无穷尽也。当轴者苟善理之，以维持出入之间，自足供用而各给，又乌患夫贫窘邪！然中国竟贫与窘也，何故？曰：睿财之源隘耳，耗财之途广耳！加之侵蚀者半，虚糜者半，兵荒弃之无着者半，而赔外款，还国债，聘西师，购洋货，漏扈外洋者又半。苍苍者天，不雨金粟，虽智者莫能筹，勇者莫能决，仁者莫能施矣。然或者曰：裁屯兵，汰冗员，撤乐膳，则可省费也；加赋税，征羡余，则可裕课也；劝捐纳，开彩捐，议罚锾，则可筹款也；召股票，派户口，榷酒烟，则可集资也；移民粟，行贷账，求协济，则可救荒也。呜呼！此岂强本良谟哉？不观古人乎，于衣食之源，畜牧之利，器用之资，以道生之，义取之，礼用之，则不加赋而国用足，不捐账而民生厚。其变也，或行开矿以裕饷，或造钞券以足币，或改度以移，折色以征赋，亦有济也。其弊也，君则或吝啬，或侈肆，臣则削民肤，椎民髓，每竭泽渔，诛求遍天下，卒之上下孔棘，海内困敝，不可救药，岂非明验哉！况今日者泰西各国聘智巧，逞能力，而于学界、农界、工界、商界、兵界之进步，汽车、轮船、铁路、飞机、邮电交通之发达，凡关财政问题，莫不日改良，日精美，以耀人耳目，环迫人边要，占据人肠里，攫吸人脂膏，故富强甲全球。我中国可仍以不一律，不明晰，不公平，一切苟且之法，罗掘粉饰，遂能转贫穷为富强耶？夫攘之术，聚敛之策，有行之效者，然害且随之。或储粮以赍寇，或积帑以饱夷，是固言之可为于邑者，然即剜医补苴，又岂道乎！惟是天下事，有治法，贵治人，欲兴利，在除弊。柴潮生之策，重用人，名论也。且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苟不务德政，用贤人，除积弊，开源节流，而但横征焉，暴取焉，智力以搜索焉，外以填欲壑，内以中饱，是犹割股以疗饥，虽愚且昧者，知害烈也。然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繁，乾嘉之际，已号殷富，今岂正供减顿，关市免税，农田芜，水利淤，地不产矿，山不生财乎？胡为乎贫穷也？孔子曰：“不患贫。”《大学》曰：“则恒足。”岂欺人语哉！伏为我中华肉食诸公撙节爱养，恺泽滂流，使仁义之道彰，富强之业久也。
论文首先从历史论述入手，分析了“古今理财政策多矣”的历史之论，强调“财为国家之命脉”，并通过“生之”“敛之”“节之”的分析，总结“不生之，财源不开；不敛之，则款不集；不节之，则用不度”的历史经验。其次是阐明“理财”之义，先以负的定义方法强调“然理之云者，非损益也，非剥民也，非苛税以裕国也”，后以正的定义方法强调“就财之界统，生之敛之节之，而行之以法也。其善者因之，其次教训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故头会算剑，剖克睃削之为，均非礼也。或规万世利，或救一时弊，莫不有法以统计于周密，则焉患夫贫窘耶！”文章的突出亮点在于“观天下大势”以论理财，彰显了理财的近现代意义：“然吾观天下大势，国贫民窘，亦已极矣！上之府库空，则行新政难；下之经费绌，则办自治难。百计敷衍，无一善后，是岂财不供用哉？”此中提出了上统一“新政”、下经以“自治”的问题，显然这已是近现代之思。此后，文章就生财与财穷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提出了“伏为我中华肉食诸公撙节爱养，恺泽滂流，使仁义之道彰，富强之业久也”的使命。
（四） 龙纳言“以统一为第一要义”探“各国盛衰富强之理”
龙纳言，湖南永绥厅（今花垣县）猷坪人，生卒年月不详，为清末苗族举人，未出仕。著有《统计论》，“以统一为第一要义”探“各国盛衰富强之理”。
统计法者，普通政治学中之一类也。其妙用在于列表。西人事事有表，编次而统计之，若网在纲，若裘振领，有条不紊，尤为中国所不能及。案：表者，标也。自编年纪月，春秋用以表明大义。厥后太史公作《史记》，变为年表，月表，诸侯王表，旁行斜上，仅以考证一朝治乱之本末，供读史者之一助，要未若泰西统计之法，综核一国政治，可为施政之方也。泰西各强，若英、若法、若德、若俄、若美，尚已等而于义此，而辅以农，佐以工，增益之以矿务。其事至颐也，其事至琐也，使无术统一而组织之，乌能国富兵强，而雄长全球哉！况国家之所以成立，以统一为第一要义。欲求统一，必有纪律，有秩序，无纷杂疏漏之弊，施之于政，斯为合宜，故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增设统计院，效法泰西，诚得为政之要者也。无已则请即统计法之便于仿行者而陈之。夫商务所以通财也，以一国之心思才力，与五洲之众争奇而计赢，某地之某货贵贱，及金价、银价涨落若何？货物之出口、入口若干？货物之往来贩运，何物赢？何物绌？无计学以预筹之，此我国商政所以不兴也。商以流通，必须工以造作。有质料几何？以造物若干？有人工几何？能成物若干？如何用力少而成功速？如何资本轻而器物美？无计学以考究之，此我之工政所以不精也。农则手胼足胝，不知计学，则白坟、黑坟、赤坟各面积几何？宜黍、宜稞、宜麦、宜桑麻、宜蔬果、宜种树？需人力几何？电汽几何？皆懵然不知。故竭春耕夏耘之勤劬，而年终所获几付诸无何有之乡。此我农政所以窳败也。他若财政、兵政、林政、矿政，以及诸政，无一能龟卜而烛照，皆计学不讲之弊。嗟嗟民生，系于国计元气所在，强弱攸关。国而不计，何以为国；计而不统，棼若乱丝；张弛缓急，欲得其宜，难矣！是故中国不求自治则已，欲求自治，未暑而思葛，未寒而求桑，自宜握其枢纽，仿照各国设立专院，司以千员。现在财务维新，各省尚未划一，即每年帑项出入，亦难布昭中外。有绌也，无从预知，未雨绸缪，先事补苴之谓何？惟临渴掘井而已矣！有赢也，无容调查，毗三余一，耕九余三之谓何？惟任不肖者乾没中饱而已矣！我观日本，东瀛区区一小国耳！自维新整顿以来，富强大政，总摄有方，操纵自如，经理悉当。凡国家利弊得失之故，货物盈虚消长之原，各国盛衰富强之理，入统计院，观其表面朗若列眉。即此一端，已勃然兴起，而莫可或遏，况且他耶！我中土处温带之域，人民众庶，物产蕃昌，皇上复励精求治，百度维新，酌古准今，折中至当，固克绍列祖列宗之功烈，富强之庥，拭目可矣！然道与世，为变通法；因时而益善，则统计之法，实为救世良模，仿而行之，于国计民生，深有利益，便莫便于是矣。当轴者其亦求当务之急哉。
文章以国家要以统一为第一要义立论，强调“国家之所以成立，以统一为第一要义。欲求统一，必有纪律，有秩序，无纷杂疏漏之弊，施之于政，斯为合宜”；以西方强国之经验检讨中国之得失，强调“西人事事有表，编次而统计之，若网在纲，若裘振领，有条不紊，尤为中国所不能及”，从而认定“国而不计，何以为国；计而不统，棼若乱丝；张弛缓急，欲得其宜，难矣！”据此他认为中国应效法西方，增设统计院，“凡国家利弊得失之故，货物盈虚消长之原，各国盛衰富强之理，入统计院，观其表面朗若列眉”。因为“统计之法，综核一国政治，可为施政之方也”。
(1) 《孟子·离娄上》。
(2) 《孟子·离娄下》。
(3) 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载《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34页。
(4)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86页。
(5) 四川省涪陵地区川东南民族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川东南民族资料汇编·土家族文人作品·第1集》，内部资料，1986，第137页。
(6) 《魏书·高祖纪》。
(7) 《宋元学案》卷二七。
(8) 《朱子语类》卷一八。
(9) 《朱子语类》卷九四。
(10) 崔铣：《洹词》卷一〇《太宰罗公七十寿序》。
(11) 《李中溪全集》卷一〇《与谢中丞高泉》。
(12)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编》，内部资料，1984，第72页。
(13)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编》，内部资料，1984，第112—113页。
(14)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编》，内部资料，1984，第135页。
(15)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编》，内部资料，1984，第3页。
(16)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编》，内部资料，1984，第17页。
(17)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人类起源编》，内部资料，1984，第21页。
(18) 武国骥：《近代蒙古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5年第1期，第15—19页。
(19) 《倭文端公遗书》首卷下。
(20) 《勉学斋续存稿》卷五《州县当务二十四条》。
(21)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66页。
(22)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72页。
(23) 佟德富：《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的特点》，载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学会：《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论集（1）》，内部资料，1987。
(24) 朱德普：《古代傣族原始宗教文化向山区民族渗透试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第47—52页。
(25) 详见《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第29、31、32、104、160页。
(26)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208页、第20页。
(27) 《布朗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70页。
(28) 沧源《佤族文化》1988年第1期，第41页。
(29) 《佤族社会历史调查》（4），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05、147、187、188、200页。
(30) 《拉祜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78页。
(31)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汇编》（4），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59页。
(32) 李乾夫：《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主要哲学思想及其特点探析》，《黑河学刊》2011年第6期，第21、23页。
(33) 张锡禄：《大理白族佛教密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第129页。
(34) 武国骥：《近代蒙古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5年第1期，第15—19页。
(35) 肖万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儒学》，《孔子研究》1995年第2期，第89—95页。
(36)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第114页。
(37) 《汉书·循吏传》。
(38) 龚友德：《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10页。
(39)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1988，第10页。
(40) 《僰古通记浅述》。
(41) 高骈：《回云南牒》。
(42) 《辽史·羲宗》。
(43) 《金史》卷四。
(44) 《元史·武宗》。
(45) 《清圣祖实录》卷十四。
(46) 《东华录》卷九六。
(47) 李元阳：《秀峰书院记》。
(48) 艾自新：《希圣录》。
(49) 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第555页。
(50)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19集，内部资料，1983，第18页。
(51) 彭勃：《满族》，民族出版社，1985，第118页。
(5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办公室编：《黔西南布依族清代乡规民约碑文选》，内部资料，1986，第32—33页。
(53) 龚友德：《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84页。
(54) 《周易原旨》卷七。
(55) 《易源奥义》。
(56) 《周易原旨》卷七。
(57) 《阴阳之精互藏其宅论》。
(58) 《阳融于阴为水附于阴为火论》。
(59) 《洪范五行经世四象同导论》。
(60) 《原心事记》。
(61) 《太极明辨》卷二。
(62) 《太极明辨》卷一。
(63) 《正教真诠》。
(64) 《清真大学》。
(65) 《正教真诠》。
(66) 《清真大学》。
(67) 《正教真诠》。
(68) 《与谢中丞高泉》。
(69) 《寿升庵先生六十序》。
(70) 《天地世界图序》。
(71) 《与东山张教授》。
(72) 《与谢中丞高泉》。
(73) 《答龙溪王年兄》。
(74) 多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第30页。
(75) 多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第30页。
(76) 蒙古族英雄史诗《勇士谷诺干》，霍尔查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第1页。
(77) 《元史·世祖一》卷四。
(78) 《元史·世祖一》卷四。
(79) 《元史·高智耀传》卷一二五。
(80) 《元史·世祖二》卷五。
(81) 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第782页。
(82) 《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卷上，海宁王国维校本。
(83) 姬志真：《长春真人成道碑》，载《道藏·太平部》《云山集》。
(84) 《元史·徐世隆传》卷一六。
(85) 《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卷九。
(86) 《大藏经》频伽精舍本，传记部。
(87) 参阅鲍音：《〈十善福经白史〉浅译》，《蒙古学信息》1987年第2期，以下引文均采自上述译文，第44、45、47、48、57页。
(88) 沈曾植、张尔田：《蒙古源流笺证》卷5，以下引文凡出自《蒙古源流笺证》的只注《源流》卷数。
(89) 《勉学斋续存稿》卷五《州县当务二十四条》。
(9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第988页。
(91) 《勉学斋续存稿》卷五《州县当务二十四条》。
(92) 《勉学斋续存稿》卷三《宽纵辨》。
(9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第1040页。
(9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第948页。
(95)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66页。
(96)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72页。
(97)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72页。
(98)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66页。
(99)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4页。
(100)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57页。
(101)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49页。
(102) 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古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57页。
(103) 《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3页。
(104) 《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5页。
(105) 《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8页。
(106) 《辛亥革命》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300页。
(107) 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第813页。
(108)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汉译本序言。
(109)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第71、72、176、177页。
(110)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第154页。
(111)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第82页。
(112)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第49、171、128、80页。
(113)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第116、71、170、52、82页。
(114)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第155页。
(115)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赵景阳译，管文华校，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第112页。
(116) 韦玖灵：《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古代壮族哲学思想探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56—59页。
(117) 韦玖灵：《古代壮族的朴素自然观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第90—96页。
(118) 黄庆印：《论壮族哲学思想特点及其研究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6—39页。
(119) 黄庆印：《壮族古代哲学思想探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38—44页。
(120) 覃彩銮：《壮族古代哲学思想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第110—117页。
(121) 梁庭望：《壮族〈传扬诗〉的伦理道德观》，《学术论坛》1983年第4期，第92—95页。
(122) 梁庭望：《壮族〈传扬诗〉的哲学思想试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第31—38页。
(123) 黄庆印：《壮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124) 《宋史》卷四九五《广源州》。
(125) 黄庆印：《壮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第6页。
(126) 张声震主编：《布洛陀经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127) 黄庆印：《壮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第11页。
(128) 黄庆印：《壮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第15—25页。
(129)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页。
(130) 黄庆印：《壮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第57页。
(131) 黄庆印：《壮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第71页。
(132) “乔”“
”“②”“
”“O”等字，是武则天创造的异体字，“□”是碑文的字已脱落。
(133) 有学者并不认同冯京为壮族学者之说。
(134) 彝族古典史诗《铜鼓王》中即唱到这次起义：“到了宋王朝，政治一团糟。对我各民族，一律诬为獠。残害我彝民，日子难得熬。迫使各民族，反抗宋王朝。布越也造反，首领侬智高。占领南国地，南国起风潮。建立南天国，城头火旗飘。那时普厅地，改名为特磨。特磨布越族，都投侬智高。纷纷闹造反，举起枪和刀。为了求生存，推翻宋王朝。”
(135) 《元史·地理志》卷五八。
(136) 《武鸣县志·列传》卷九。
(137) 蓝景章：《地理辨序》，载于《宜山县志》。
(1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4页。
(139) 这则神话是家父在世时讲述的，根据笔者近年的回忆、总结，笔者的家传故事已很丰富。
(140) 杨铭主编：《土家族与古代巴人》，重庆出版社，2002，第145页。
(141) 杨颜玲：《土家族虎、鹰、蛇图腾神话考略》，《恩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42)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344—346页。
(143) 彼德·沃森：《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陆月宏、胡发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77页。
(144)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23—25页。
(145) 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61页。
(14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423页。
(147)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422页。
(148) 郑天挺辑：《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4，转引自《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内部资料，1986，第466页。
(149)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6页。
(150) 按照黑格尔的分析，信念有基于感情的和基于理性的之别，即：“个人的信念，事实上就是理性或理性的哲学从主观性出发在知识方面所要求的最后的、绝对本质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区别开：什么是基于感情、愿望和直观等主观的根据，一般地说，即基于主体之特殊性的信念，与什么是基于思想的信念，即由于洞见事物的概念和性质而产生的思想的信念。前一种形态的信念，只是意见。”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第19页。
(151)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334—335页。
(152)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376—377页。
(153)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323页。
(154)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7—9页。
(155)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375页。
(156)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429页。
(157)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34页。
(158) 彭勃、彭继宽整理释译：《摆手歌》，岳麓书社，1989，第403页。
(159) 四川省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第317页。
(160) 此事件在《明史·湖广土司传》中记为：“十一年（1516），容美宣抚田秀爱其幼子，将逐其兄白俚俾，而以幼子袭。白俚俾恨之，贼杀其父及其弟。事闻，下镇巡官验治，磔死。土官唐胜富、张世英等为白俚俾奏辨，罪亦当坐。诏以蛮僚异类，难尽绳以法，免其并坐，戒饬之。”所作归因不同。
(161) 同治《长乐县志》卷14。
(162) 张兴文、周益顺、田紫云、张震：《卯峒土司志校注》，民族出版社，2001，第32—34页。
(163)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2页。
(164)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165)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86页。
(166)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435页。
(167)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09页。
(168) 张兴文、周益顺、田紫云、张震：《卯峒土司志校注》，民族出版社，2001，第160页。
(169) 四川省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第345页。
(170) 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98页。
(172)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98—199页。
(173) 何服生：《石柱土司史料辑录》，《石柱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资料，1994，第117页。
(174) 杨发兴、陈金祥编注：《彭秋潭诗注》，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第204页。
(175) 彭继宽、姚继彭主编：《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第407页。
(176)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8页。
(177)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52页。
(178)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89页。
(179)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00页。
(180)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03页。
(181)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26页。
(182)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81页。
(183) 彭继宽、姚继彭主编：《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第113页。
(184) “没有天，梦一般昏沉；［啊尼！］地没有啊，梦一般混沌。没有白天，梦一般什么也辨不明。没有夜晚啊，梦一般什么也分不清。［啊！］绕巴涅啊，他把树搬上肩；惹巴涅啊，她把竹扛上身。［那尼！］大树连蔸，［那尼！］大竹盘根。传说大鹰也来帮忙，传说大猫也来相助。大树飞起做支柱，大竹飞起把天撑。大鹰展翅横起身，大猫伸脚撑得稳。［啊尼！］天开地也开啊，天成地也成。”见彭荣德、王承尧整理译释：《梯玛歌》，岳麓书社，1989，第151—157页。方括号中是衬词。
(185) “洪荒时代，烟尘弥漫，天地不分，昼夜无别。忽然，狂风大作，烟尘散尽，现出一朵白云。白云里面有一个大蛋，蛋清是天，蛋黄是地。蛋壳裂开，从中蹦出一个姑娘，她叫卵玉。卵玉出世，喝虎奶长身子，吃铁块添力气。她张弓搭箭，一箭就射开了本来粘连在一起的天和地。”见杨昌鑫：《土家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第10—11页。
(186) 大约是土家族不奉盘古为族神，所以在诸多神话传说中都为盘古找了一个更古的神，此处的“宏均老祖还在先”，湖北长阳孙家香讲的故事《瘪古是盘古的妈》说：“瘪古是盘古的妈。瘪古来了，盘古才开天辟地；上有十八重天，下有十八层地……”见萧国松整理：《孙家香故事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第3页。
(187)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67页。
(188)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73页。
(189)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18页。
(190)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25—126页。
(191)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86页。
(192)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00页。
(193) 《容阳田氏族谱·容美宣慰使田霈霖世家》，见鹤峰县委统战部等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84，第100页。
(194)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24页。
(195)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45页。
(196)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50—251页。
(197) 彭继宽、姚继彭主编：《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第61—62页。
(198) 孙正聿：《哲学的目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第212页。
(199) 洪恩案：“诏”，原作“招”，据义应为“诏”，故改。下同。
(200)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00页。
(201)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97页。
(202)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92页。
(203)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98页。
(204) 四川省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第265页。
(205) 张兴文、周益顺、田紫云、张震：《卯峒土司志校注》，民族出版社，2001，第147页。
(206) 张兴文、周益顺、田紫云、张震：《卯峒土司志校注》，民族出版社，2001，第102页。
(207) 张兴文、周益顺、田紫云、张震：《卯峒土司志校注》，民族出版社，2001，第105页。
(208) 何服生：《石柱土司史料辑录》，《石柱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资料，1994，第109页。
(209) 何服生：《石柱土司史料辑录》，《石柱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资料，1994，第117页。
(210)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98页。
(211)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13页。
(212)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81页。
(213)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68页。
(214) 杨发兴、陈金祥编注：《彭秋潭诗注》，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第184、189页。
(215)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45页。
(216)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72页。
(217)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41页。
(218)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96页。
(219)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86页。
(220)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89页。
(221)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62页。
(222)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26页。
(223) 同治《恩施县志》卷七。
(224) 杨发兴、陈金祥编注：《彭秋潭诗注》，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第204页。
(225) 萧洪恩：《脱蛮入儒：19世纪土家族的文化认同与社会转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45—50页。
(226)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98页。
(227)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86页。
(228)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88页。
(229)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73页。
(230)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96页。
(231)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68页。
(232)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06—210页。
(233)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18页。
(234) 陈湘锋、赵平略评注：《〈田氏一家言〉诗评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43页。
(235) 祝注先：《历代土家族文人诗选》，岳麓书社，1991，第195页。
(236) 彭继宽、姚继彭主编：《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第340页。
(237) 萧洪恩：《20世纪上半叶鄂西南神兵运动的现代转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8—14页。
(238) 萧洪恩：《脱蛮入儒：19世纪土家族的文化认同与社会转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45—50页。
(2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240) 维特根斯坦：《思想札记》，吉林大学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2005，第187、190页。
(241) 甘绩熙为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军政府参谋，少将旅长，1951年病故。此诗是笔者录于民间，笔录时间为1986年，当时以《热爱鄂西》为题，此诗见于笔记之（2），第133条，但录于何处何时，无具体记载。
(242) 岩温扁编辑整理：《论傣族诗歌》，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
(243) 伍雄武、岩温扁：《傣族哲学思想史》，民族出版社，1997，第75—76页。
(244) 王继超、王子国编译：《彝族源流》（第13—1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第220—223页。
(245) 《查姆》，郭思九、陶学良整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5—6页。
(246) 《查姆》，郭思九、陶学良整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2页。
(247) 爨宝子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县扬旗田，碑额题刻：“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府爨君之墓。”由于墓主名为爨宝子，故称为“爨宝子碑”。碑文共13行，每行30字，碑末刻有13名官员的职务、姓名，故全碑约400字。该碑现保存于曲靖第一中学校内“爨碑亭”之中。
(248) 爨龙颜碑在清道光之前出土于云南省陆良县，此碑碑额题刻：“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由于墓主名为爨龙颜，故世称此碑为“爨龙颜碑”。碑文共24行，每行45字，碑阴题名三段，总计904字。此碑现存于陆良县。
(249) 樊绰：《蛮书·六诏》。
(250) 《通鉴·唐纪》卷四八。
(251) 《新唐书·南蛮传》。
(252) 《新唐书·南蛮传》。
(25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九。
(254) 南诏德化碑，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为金石家王昶发现于云南省大理市之太和村。太和村原为南诏国之王都太和城。该碑现存于太和村，与太和城遗址一起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此碑碑体为红砂石，疏松不耐剥蚀，目前碑文仅见数百字了。根据历代拓片及著录可知，碑文40行，碑阴刻有职官姓名41行，两面共有5000余字，是云南现存碑体最大、文字最多的一块唐碑。
(255) 田光辉：《彝族著作〈宇宙人文论〉的哲学思想初探》，载《论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348页。
(256)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前言部分。
(257)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前言部分。
(258) 伍雄武、普同金：《彝族哲学思想史》，民族出版社，1998，第178页。
(259)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1页。
(260) 陈长友主编：《西南彝志》第314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第5、27页。
(261)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11—12页。“天乃生于子”，原注：古文按地支的顺序去认识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因地支的前三位是“子、丑、寅”，所以说：“天升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
(262)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406—407页。
(263)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410页。原注：阁吐赫，彝语指一个海。彝族先民传说，风和霖雨都是从这海里来的。
(264)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415—416页。
(26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第41页。
(266) 罗国义：《宇宙人文论》，陈英翻译，民族出版社，1984，第11页。
(267)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417页。
(268) 罗国义：《宇宙人文论》，陈英翻译，民族出版社，1984，第59页。
(269) 罗国义：《宇宙人文论》，陈英翻译，民族出版社，1984，第37—38页。
(270) 实勺，彝文译名，是远古两支原始氏族名称。
(271)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422—423页。
(272) 罗国义：《宇宙人文论》，陈英翻译，民族出版社，1984，第41页。
(273) 冯利、覃光广：《八卦哲学与彝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6年第4期，第36—64页。
(274)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册，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6页。
(275) 夏正寅：《哀牢彝雄列传·李文学传》，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不再标注出处。
(276) 石朝江、石莉：《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第1页。
(277) 同治《乾州厅志》卷15。
(278) 石朝江、石莉：《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第287页。
(279) 《闻斯行之》，引自《怪臣满朝荐》。
(280) 石朝江、石莉：《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第289—290页。
(281) 《苗族古歌·开天辟地歌》，载《民间文学资料》第4集，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58，第19、21、24、27页。
(282) 《民间文学资料》第60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3，第1页。
(283) 《民间文学资料》第60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1983，第158—159页。
(284) 《民间文学资料》第16集，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1959，第102页。
(28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苗族英雄张秀眉起义的传说》，1958。
(286) 刘宗碧、王路平：《张秀眉起义军的政治思想》，《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第99—103页。
(287) 贵州大学历史系科研组编：《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78。
(288) 刘宗碧、王路平：《张秀眉起义军的政治思想》，《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第99—103页。
(289) 《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三二。
(290) 凌恒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6册，中华书局，1932，铅印本。